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后天，又一次高考将正式开始。
曾经，这是改变命运的一考；现在，这是迎接长大的典礼。
对于此，闫长珍的感受尤甚，因为，她与高考有缘。
1977年冬天，她为自己的命运背水一战；
大学毕业，她当了中学老师，又在为一届又一届考生的命运，默默奉献。
她讲述的高考故事，串联着曾经与现在……
姓名：闫长珍
高考年份：1977年12月
毕业学校：北京师范学院
政教系
职业经历：先后在门头沟大峪中学、北京五中、人大附中教书，是北京市中学政治特级教师。
小档案
社会上有不少辅导班都说押题命中率高，那都是忽悠。在我看来，无论是40年前，还是现在，高考没有秘诀，知识和能力需要靠一点一滴积累。
高考寄语
我叫闫长珍，1953年4月生于北京。
本周，又到高考时。每年此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高考，当年，我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上的考场，因为，我已经为这场考试，准备了八年。
备考八年
1970年，我17岁，初中毕业。
那时候，除了上山下乡，还有一部分人经过短期培训，直接当老师。
我从小喜欢当老师，那一年，实现了愿望。经过五个月培训后，我被分配到门头沟区大村公社中心学校当老师。
学校在大山深处。每天，我挎一个大书包，装上闹钟、书本、水杯和学生的作业，再提一暖瓶开水，从村子这头的宿舍走到村子那头的“教室”上课。
大家都看过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吧，我们的教室，比电影里也好不了多少——一间民房，后面是大土炕，地下放八套课桌椅，前面挂一黑板。
我教过小学一年级和初一的复式班，还教过初二、初三共8个学生的复式班。那时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我什么都教，大字是描红模子，音乐是带着唱歌，体育是一起做游戏，跳房子、夹包，跳皮筋一般玩不了，因为皮筋成本高买不起。
白天还挺忙的，晚上可就难熬了，因为没有电灯，什么也干不了。
同事中有大学生和老三届的高中生，在那个只有8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他们就是我的精神偶像。每晚，我听他们给我讲故事。从他们口中，我听到了《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瓦岗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和《红与黑》，还跟他们学了修闹钟、组装收音机和赶毛驴。
教了一段时间书，我有了新的烦恼。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虽然我是初中文凭，但实际接受正规教育只到小学五年级。教书之余，我就老老实实当“学生”，坐在教室里听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样样都听。
大学生的学识和口才令我向往，我也想上大学。
但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梦想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就把所有的课余精力，都投入到对知识的渴求中。听课时，同事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我也照做不误，物理化学实验也积极动手。
整整8年，我没有睡过一个懒觉，几乎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数学题，到上大学之前，我做过的数学题，已经写满了八个大笔记本。
教书期间还发生了两次有关“上大学”的小插曲。
1973年，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到我们公社招生，有文化测试，村里推荐我去，后来都体检了，没想到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我被认为没有实践经验，上学的机会给了另一个电工。
三年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到我们公社招生，要从教师中招一个。当时，我学完了初中全部化学知识，还自学了高中化学教材的无机部分，认为这资格非我莫属。结果公社推荐了一个连化学元素符号都不认识的女教师去了，她的正负数加减法还是我给补习的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个女教师是当地人，而我属于“飞鸽牌”——迟早会调走。
终于，我等到了好消息。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我绝不能再错过了。
当时的招生简章规定，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放宽到30岁，其他具有高中学历或相当高中学历的考生年龄极限是25岁，那年我正好25岁，背水一战。
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是那年的10月21日，考试是12月10日，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
同事们帮助我找了一些复习资料，白天我教书当班主任，夜深人静，我常熬夜学到一两点。地理就看旧教材，对着地图记航线；语文、政治靠平时积累；历史主要浏览范文澜的通史；数学自己做题，就连宿舍床边的墙上都被我写满了数学题。
考试地点在距离学校几十里地的青白口公社中心学校。考前一天，我坐车绕了几十里盘山公路，赶到公社，当晚借宿在一个同事家里，俩人挤在一张木板床上。
考试那天，雪花纷飞。那时，还没有暖气，教室里生着炉子，但还是很冷。
可哪还顾得上冷呀，我迫不及待地翻开试卷。
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回忆了在学校改编教材，并带领学生垫操场、装篮球架的经历。
其他不少题都比较眼熟，历史有法国大革命、农民起义的作用，地理考了马六甲海峡，政治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数学答得最顺手，除了一道等差数列的题，其他都会。
寒假之后，成绩出来了。我考了287分，数学考得最好，我被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录取了。
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那年，我的学生也十分的出色，我教的13个初三毕业生，有5个考上了中专。
双喜临门。
助考至今
我终于上了大学。图书馆里那么多书，让我兴奋不已。
放假了，我最愿意泡在图书馆里，或者是去看看展览，四年下来，我仿佛迎来重生，视野开阔了很多，也掌握基本的学习方向和方法。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对于我而言，上大学给我带来太多未曾料想到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门头沟大峪中学当老师，教政治。
1988年，我第一次评职称就评上了一级教师。
1993年，我已经40岁了，居然从郊区调到名校北京五中当老师。上第一堂课，就得到了当时五中校长的肯定。刚开始，我在五中教初中，后来教高中，再后来就长期带高三。
高考，真的是与我有缘。
我监过考、送过考，也阅过卷，我们学生的高三政治成绩一直在东城区数一数二。
高三学生，压力比较大，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得讲究点策略。我爱和他们“打赌”。
我一位大学同学的孩子，高一高二成绩一般，高三也不是特别拔尖。
我和这孩子打赌，“你这么聪明，肯定能上北大！”他听了瞪大眼睛，不敢相信。我一笑，实话实说，“但考不了好专业，因为高三才拼，毕竟晚了。”这男孩儿憋着一口气儿，后来高考分数果然上了北大提档线，但为了去理想专业，选择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2001年，跟我打赌的另一个男孩，高考成绩也上了北大的线。
赌约可不是信口开河。高三，我陪在他们身边，我了解他们的实力，打赌，算是激将，也算是学习的邀约，只要激起他们的好胜心，这事儿就好办。
2001年，我当文科班班主任，班里有一个男生，数学、外语基础不行，但电脑玩得好，还在市里的电脑编程竞赛上拿过一等奖。
我跟他说，“电脑编程这种知识密集型、创造性的活儿你都能干好，高考复习这种简单重复劳动怎么不行？”这孩子也被我说动了心，暂时戒了电脑，开始和数学、英语较劲，最后考上了南开大学。
当年，我高考时，虽然是破釜沉舟，天天做题；但现在的高考，考得更灵活，更全面，死读书，已经远远不够。我常常带学生们出去玩，八达岭，郊区……搭钱陪工夫，学生们喜欢，知识面宽了，我就觉得值。
我的课堂上很热闹，经常和学生们一起讨论问题，引导他们自己思考，自己总结，这样获得的知识才是他们自己的。每年高考题出来，我都会亲自做一遍，思考着，怎么帮孩子们复习，应考。
2005年，我评上了特级教师，当时是东城惟一在职政治特级教师，我也是东城区政治学科带头人和高考研究指导组成员。2008年，我到人大附中教书，在那里工作近十年，还当上了政治教研组组长。
去年，我退休了。经历了20多年的“高考岁月”，突然放下，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于是，我开始发挥“余热”，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考前辅导，帮他们串讲知识点，分析时事，让他们的复习备考少走弯路。
为了能让更多的孩子受益，别看我60多岁了，我还参与过直播教学，录制过网上公开课，还时常做客网站点评高考试题。最近，我还经常到山西、河南、陕西，去帮当地的考生，冲刺复习。
上个月，我在成都中和中学讲课，因为飞机晚点，我出了机场直奔课堂，饭都没吃，整整讲了三个小时，那节课主要分析热点专题怎么跟知识点结合。临走，一个小女孩塞给我一张纸条，扭头就跑了。我打开纸条一看，心里一阵温暖，纸条上写着：“老师真是充满光亮的引导者。喜欢您！”信中还附上顾城的一首小诗：“我愿作一枚白昼的月亮，不求眩目的荣华，不淆世俗的潮浪。”教过的学生多了，这样的小幸福还有很多。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在高考中取得佳绩。
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还是老师，但要在之后的岁月里，花很多精力去进修。
感谢高考，能让我把儿时的理想变成事业，并做到极致，我觉得挺幸运，也挺幸福。
当年我高考时，全国有570万考生，只有27万余人能够被录取；现在，全国高考生已将近千万，录取率也早已和当年天壤之别，考大学容易了，但考上好大学依然并不容易。我愿意做高考生的引路人，助他们跨过高考，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后天，又一次高考将正式开始。
曾经，这是改变命运的一考；现在，这是迎接长大的典礼。
对于此，闫长珍的感受尤甚，因为，她与高考有缘。
1977年冬天，她为自己的命运背水一战；
大学毕业，她当了中学老师，又在为一届又一届考生的命运，默默奉献。
她讲述的高考故事，串联着曾经与现在……
姓名：闫长珍
高考年份：1977年12月
毕业学校：北京师范学院
政教系
职业经历：先后在门头沟大峪中学、北京五中、人大附中教书，是北京市中学政治特级教师。
小档案
社会上有不少辅导班都说押题命中率高，那都是忽悠。在我看来，无论是40年前，还是现在，高考没有秘诀，知识和能力需要靠一点一滴积累。
高考寄语
我叫闫长珍，1953年4月生于北京。
本周，又到高考时。每年此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高考，当年，我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上的考场，因为，我已经为这场考试，准备了八年。
备考八年
1970年，我17岁，初中毕业。
那时候，除了上山下乡，还有一部分人经过短期培训，直接当老师。
我从小喜欢当老师，那一年，实现了愿望。经过五个月培训后，我被分配到门头沟区大村公社中心学校当老师。
学校在大山深处。每天，我挎一个大书包，装上闹钟、书本、水杯和学生的作业，再提一暖瓶开水，从村子这头的宿舍走到村子那头的“教室”上课。
大家都看过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吧，我们的教室，比电影里也好不了多少——一间民房，后面是大土炕，地下放八套课桌椅，前面挂一黑板。
我教过小学一年级和初一的复式班，还教过初二、初三共8个学生的复式班。那时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我什么都教，大字是描红模子，音乐是带着唱歌，体育是一起做游戏，跳房子、夹包，跳皮筋一般玩不了，因为皮筋成本高买不起。
白天还挺忙的，晚上可就难熬了，因为没有电灯，什么也干不了。
同事中有大学生和老三届的高中生，在那个只有8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他们就是我的精神偶像。每晚，我听他们给我讲故事。从他们口中，我听到了《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瓦岗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和《红与黑》，还跟他们学了修闹钟、组装收音机和赶毛驴。
教了一段时间书，我有了新的烦恼。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虽然我是初中文凭，但实际接受正规教育只到小学五年级。教书之余，我就老老实实当“学生”，坐在教室里听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样样都听。
大学生的学识和口才令我向往，我也想上大学。
但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梦想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就把所有的课余精力，都投入到对知识的渴求中。听课时，同事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我也照做不误，物理化学实验也积极动手。
整整8年，我没有睡过一个懒觉，几乎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数学题，到上大学之前，我做过的数学题，已经写满了八个大笔记本。
教书期间还发生了两次有关“上大学”的小插曲。
1973年，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到我们公社招生，有文化测试，村里推荐我去，后来都体检了，没想到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我被认为没有实践经验，上学的机会给了另一个电工。
三年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到我们公社招生，要从教师中招一个。当时，我学完了初中全部化学知识，还自学了高中化学教材的无机部分，认为这资格非我莫属。结果公社推荐了一个连化学元素符号都不认识的女教师去了，她的正负数加减法还是我给补习的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个女教师是当地人，而我属于“飞鸽牌”——迟早会调走。
终于，我等到了好消息。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我绝不能再错过了。
当时的招生简章规定，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放宽到30岁，其他具有高中学历或相当高中学历的考生年龄极限是25岁，那年我正好25岁，背水一战。
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是那年的10月21日，考试是12月10日，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
同事们帮助我找了一些复习资料，白天我教书当班主任，夜深人静，我常熬夜学到一两点。地理就看旧教材，对着地图记航线；语文、政治靠平时积累；历史主要浏览范文澜的通史；数学自己做题，就连宿舍床边的墙上都被我写满了数学题。
考试地点在距离学校几十里地的青白口公社中心学校。考前一天，我坐车绕了几十里盘山公路，赶到公社，当晚借宿在一个同事家里，俩人挤在一张木板床上。
考试那天，雪花纷飞。那时，还没有暖气，教室里生着炉子，但还是很冷。
可哪还顾得上冷呀，我迫不及待地翻开试卷。
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回忆了在学校改编教材，并带领学生垫操场、装篮球架的经历。
其他不少题都比较眼熟，历史有法国大革命、农民起义的作用，地理考了马六甲海峡，政治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数学答得最顺手，除了一道等差数列的题，其他都会。
寒假之后，成绩出来了。我考了287分，数学考得最好，我被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录取了。
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那年，我的学生也十分的出色，我教的13个初三毕业生，有5个考上了中专。
双喜临门。
助考至今
我终于上了大学。图书馆里那么多书，让我兴奋不已。
放假了，我最愿意泡在图书馆里，或者是去看看展览，四年下来，我仿佛迎来重生，视野开阔了很多，也掌握基本的学习方向和方法。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对于我而言，上大学给我带来太多未曾料想到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门头沟大峪中学当老师，教政治。
1988年，我第一次评职称就评上了一级教师。
1993年，我已经40岁了，居然从郊区调到名校北京五中当老师。上第一堂课，就得到了当时五中校长的肯定。刚开始，我在五中教初中，后来教高中，再后来就长期带高三。
高考，真的是与我有缘。
我监过考、送过考，也阅过卷，我们学生的高三政治成绩一直在东城区数一数二。
高三学生，压力比较大，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得讲究点策略。我爱和他们“打赌”。
我一位大学同学的孩子，高一高二成绩一般，高三也不是特别拔尖。
我和这孩子打赌，“你这么聪明，肯定能上北大！”他听了瞪大眼睛，不敢相信。我一笑，实话实说，“但考不了好专业，因为高三才拼，毕竟晚了。”这男孩儿憋着一口气儿，后来高考分数果然上了北大提档线，但为了去理想专业，选择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2001年，跟我打赌的另一个男孩，高考成绩也上了北大的线。
赌约可不是信口开河。高三，我陪在他们身边，我了解他们的实力，打赌，算是激将，也算是学习的邀约，只要激起他们的好胜心，这事儿就好办。
2001年，我当文科班班主任，班里有一个男生，数学、外语基础不行，但电脑玩得好，还在市里的电脑编程竞赛上拿过一等奖。
我跟他说，“电脑编程这种知识密集型、创造性的活儿你都能干好，高考复习这种简单重复劳动怎么不行？”这孩子也被我说动了心，暂时戒了电脑，开始和数学、英语较劲，最后考上了南开大学。
当年，我高考时，虽然是破釜沉舟，天天做题；但现在的高考，考得更灵活，更全面，死读书，已经远远不够。我常常带学生们出去玩，八达岭，郊区……搭钱陪工夫，学生们喜欢，知识面宽了，我就觉得值。
我的课堂上很热闹，经常和学生们一起讨论问题，引导他们自己思考，自己总结，这样获得的知识才是他们自己的。每年高考题出来，我都会亲自做一遍，思考着，怎么帮孩子们复习，应考。
2005年，我评上了特级教师，当时是东城惟一在职政治特级教师，我也是东城区政治学科带头人和高考研究指导组成员。2008年，我到人大附中教书，在那里工作近十年，还当上了政治教研组组长。
去年，我退休了。经历了20多年的“高考岁月”，突然放下，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于是，我开始发挥“余热”，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考前辅导，帮他们串讲知识点，分析时事，让他们的复习备考少走弯路。
为了能让更多的孩子受益，别看我60多岁了，我还参与过直播教学，录制过网上公开课，还时常做客网站点评高考试题。最近，我还经常到山西、河南、陕西，去帮当地的考生，冲刺复习。
上个月，我在成都中和中学讲课，因为飞机晚点，我出了机场直奔课堂，饭都没吃，整整讲了三个小时，那节课主要分析热点专题怎么跟知识点结合。临走，一个小女孩塞给我一张纸条，扭头就跑了。我打开纸条一看，心里一阵温暖，纸条上写着：“老师真是充满光亮的引导者。喜欢您！”信中还附上顾城的一首小诗：“我愿作一枚白昼的月亮，不求眩目的荣华，不淆世俗的潮浪。”教过的学生多了，这样的小幸福还有很多。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在高考中取得佳绩。
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还是老师，但要在之后的岁月里，花很多精力去进修。
感谢高考，能让我把儿时的理想变成事业，并做到极致，我觉得挺幸运，也挺幸福。
当年我高考时，全国有570万考生，只有27万余人能够被录取；现在，全国高考生已将近千万，录取率也早已和当年天壤之别，考大学容易了，但考上好大学依然并不容易。我愿意做高考生的引路人，助他们跨过高考，成为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