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时代在变，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其战斗堡垒的作用也在不断纳新，如今，京城“双创”氛围如火如荼，基层党支部建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北京新经济突飞猛进的内生动力之一，成为科创企业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配送站和创业大街上的“党建模式”
6月14日，凌晨5点，北京石油化工大学康庄校区京东派站点内，一千件左右的货品刚从京东南城分拣中心运到这里，将这个70平方米大小的配送站挤得满满当当。来自河南信阳的站长李龙军平均每天要监督分拣超过1500件大大小小的快件，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配送站党小组的组长。
李龙军所在的小小站点内，一进门抬头就能看到一块“党建示范配送站”的牌子。这个站点的9名员工里，有三名党员，李龙军担任该党小组组长，隶属于京东华北配送党支部。除了日常配送、开业务会，每周他们还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利用“京东党员之家”微信公众号学习时政新闻。像这样的党建示范配送站，在华北区域还有20个。
京东集团是互联网企业巨头，一端是以二进制算法组成的无比庞大的线上服务网络，但另一端却是来自五湖四海最基层的普通劳动者，这样一个企业中，党的建设并没有因为新型的业态形式而被忽略，相反，几年来，一个个基层的党支部党小组在北京的各个互联网巨无霸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除了像京东这样的大型B2C互联网企业建有党组织外，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中小企业党建工作也方兴未艾，党建与创业在这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上午10点，位于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车库咖啡已是人来人往。在混合着大学自习室和网吧风格的大开间里，摆放着长宽桌，电线板从黑色的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像这样的创业服务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共有45家，1500余名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都与创新创业有关。
2015年年底，中关村创业大街决定成立联合党委，统筹大街各方力量，让基层党建工作与创业服务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目前，联合党委指导成立虫洞、车库咖啡等8个非公企业独立党支部，服务大街123名党员，向入驻街区的创客团队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在与车库咖啡比邻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会客厅”内，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洪渭指着那块红色打底的党建宣传区域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原来这些创客们是一盘散沙，但成立联合党委后，大伙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党员讲，大街党委让他们这些北漂党员不再漂泊。”
基层党委“牵线”办实事
6月18日上午8点，京东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龙宝正来到了集团位于大兴区采育镇的大件仓门口的扫码台，拿起了扫码枪，成为一名临时扫码员。翻箱子、核条码、扫描，这位京东副总裁为何当起了扫码员？原来，这是京东集团的“规定动作”：坐办公室的员工一年至少两次下基层去做“一线志愿工作”，作为党员，尤其要发挥带头作用，这也是京东党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对于创客们而言，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党委更不是一个虚职。“在联合党委的帮助下，我们企业最近解决了一件大事，”氪空间副总裁、中关村创业大街党委委员董博告诉北青报记者，“我们的办公室在大街三层，最近要进行装修升级，但要和大街管理部门、物业、消防等多个单位沟通好后才能动工。”董博把这个烦恼跟党委反映后，党委马上向大街管理部门进行汇报，还与物业、消防等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协商，不到三天，氪空间的装修计划就被批准了。
此外，党委还与工商局、人事局、妇联等16家海淀区属单位进行合作，这些单位会不定期安排一名负责工作人员到创业会客厅值班，为创客们提供工作居住证、暂住证办理，以及个人信用报告等生活服务。“前段时间，我们单位有几个人想办暂住证，党委在听到大家的呼声后，请来公安局的人告诉大家办理流程和要准备的文件。”董博说，大家在办下暂住证后都觉得“受宠若惊”，“原来党委还能帮我们与政府部门进行对接服务，省去了员工们很多时间成本！”
采访中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党委还尝试让党建意识在企业互动中生根发芽。比如，当有新企业入驻创业大街后，党委会召集创业成功的党员举行经验分享会，告诉新企业如何更好地对接政府、防范创业风险，还会介绍新企业负责人走进优秀企业了解各项工作的运转经验。
“企业席位制”解决流动党员关系问题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论是京东这样的大型互联网企业，还是集中了多个创新企业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两者在基层党建工作中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转入党组织关系的党员少。
京东有10730名党员，仅2309名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集团党委内；中关村创业大街有123名党员，只有30多人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党委。究其原因，互联网企业人员流动性强，不少人认为党组织关系转接的手续较为繁琐，转不转无所谓。
京东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龙宝正举例说，以一名外地党员转入集团党委流程为例，该党员从原党支部、上一级党委、所去地党委组织部等开具的证明和介绍信至少4件，“这一圈下来，从原党支部到新党支部，得走4步。”
此外，人员流动性强给两家单位的党建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针对大街创客流动性强引起的党员关系难以转入大街、企业党员人数不足无法成立党支部的情况，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党委首创了“街区企业席位制”。“大街共有45家创业服务机构，8家成立了党支部，还有37家企业不具备成立党支部的条件，我们让这些企业的负责人成为席位制的成员，和党支部的书记一起参加党建活动。”陈洪渭解释说，这样能将基层党建工作全覆盖，更好地向创业者们传递党的方针政策。
京东集团党委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将在册与非在册党员统一纳入集团党委管理，按照部门、区域纳入党支部，共同参与组织生活。
此外，针对党员关系转接手续较为繁琐的问题，龙宝正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既然网络科技这么发达，将来能否利用互联网，直接进行党组织关系转接？“比如，只要到基层党支部开个证明信，甚至用手机拍个照片，直接传到我们集团党支部，实现原党支部与现党支部的无缝对接。”
困惑和思考：党员管理拓展到移动端
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京东党员王琳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的京东内部客户端，客户端设有“京东党建”一栏，点开后即可看到自己的个人信息页面。系统显示，王琳6月份应缴纳的党费为50元。她点击缴纳按钮之后，链接直接跳转到了京东的支付平台，通过扣除电子钱包里的余额，十秒钟就完成了党费的缴纳。
目前，京东集团有超过12万名员工，在全国共建立了154个党支部，其中基层配送条线党员约有1800人。在这里，党员有自己独立的账号，可以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完成在线学习、党费缴纳等党务活动。
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些制度设计问题，还不能单纯依靠技术解决。根据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党员具有“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而行使以上权利的前提，则是必须在正式组织关系所在的党组织。也就意味着，尽管京东8421名流动党员被纳入了集团党委共同生活，但在集团内的党支部，他们只能参与一些常规的活动，无法参与表决、选举和被选举。
对此，龙宝正希望能够有一些制度安排的保障，以更加充分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文/本报记者 李梦婷 蒋若静 李泽伟
对话
组织关系和劳动关系不在一处的党员有三种情况
（对话人：北京市委党校原党史党建部教师元跃旗）
北青报：新兴的“互联网+党务”的党建模式，这对今后党建工作有何启示？
元跃旗：互联网党建工作应该接地气。目前中组部非常提倡的做法就是“支部在网上，党员在线上”，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将党员组织在一起，开展党的相关学习活动。通过这种新形式，把党建工作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方能使党建工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北青报：目前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党员组织关系和劳动关系不在一处，这在全国也是一个尴尬的现状，该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有效管理？
元跃旗：目前非在册的党员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持临时组织关系介绍信的非在册党员，能够证明其党员身份，但组织关系还在原党组织。那么现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应当对其进行党员教育和管理。
第二类是口袋党员，即未到流入地报到，将组织关系介绍信装进口袋，自行留存，使流入地、流出地党组织无法掌握其自然情况的党员。近几年基层组织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还有一种情况，他既不是口袋党员，也没有开具临时组织关系介绍信，那么其劳动关系所在的党组织，就应该进行人员梳理，摸清组织内到底多少是在册党员、多少是非在册党员，将非在册党员当成正式在册党员来看待，明确其政治身份和地位，提高其政治意识，按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他，对其进行管理和教育。
北青报：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同时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非在册党员在现党组织内，并不享有该三项权利，这一矛盾该如何解决？
元跃旗：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解决。现在有少部分党组织赋予了非在册党员这三项权利，但是严格来说是不规范的。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非在册党员将组织关系尽快转到现工作单位，让党员的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保证。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内存
基层党建变迁简史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77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36.0万个。回顾党员队伍吸纳对象的变迁历程，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与党组织合理吸纳党员、正确制定党员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1921年建党前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这段时期，党员的吸纳标准以强调拥有阶级觉悟和积极献身革命为核心，主要从工人、知识分子、农民等群体中吸纳先进成员入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新中国成立后，党员队伍的发展从以革命为主转向以建设为主。出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建设的需要，重点强调在工人阶级发展党员的同时，继续在机关、学校等单位吸纳知识分子入党，同时注重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二十世纪末：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这段时期，知识分子成为新时期党员发展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个体劳动者也可以入党。
进入新世纪：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规定除了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都是党员的发展对象。此时，各类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社会阶层也能被吸纳入党，党组织在各类新经济体中遍地开花。
2006年以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2006年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流动党员可持证在外出所在地或单位的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但不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010年以来：
由于网络和智能手机快速发展，将“支部建网上党员连线上”，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时代在变，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其战斗堡垒的作用也在不断纳新，如今，京城“双创”氛围如火如荼，基层党支部建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北京新经济突飞猛进的内生动力之一，成为科创企业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配送站和创业大街上的“党建模式”
6月14日，凌晨5点，北京石油化工大学康庄校区京东派站点内，一千件左右的货品刚从京东南城分拣中心运到这里，将这个70平方米大小的配送站挤得满满当当。来自河南信阳的站长李龙军平均每天要监督分拣超过1500件大大小小的快件，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配送站党小组的组长。
李龙军所在的小小站点内，一进门抬头就能看到一块“党建示范配送站”的牌子。这个站点的9名员工里，有三名党员，李龙军担任该党小组组长，隶属于京东华北配送党支部。除了日常配送、开业务会，每周他们还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利用“京东党员之家”微信公众号学习时政新闻。像这样的党建示范配送站，在华北区域还有20个。
京东集团是互联网企业巨头，一端是以二进制算法组成的无比庞大的线上服务网络，但另一端却是来自五湖四海最基层的普通劳动者，这样一个企业中，党的建设并没有因为新型的业态形式而被忽略，相反，几年来，一个个基层的党支部党小组在北京的各个互联网巨无霸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除了像京东这样的大型B2C互联网企业建有党组织外，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中小企业党建工作也方兴未艾，党建与创业在这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上午10点，位于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车库咖啡已是人来人往。在混合着大学自习室和网吧风格的大开间里，摆放着长宽桌，电线板从黑色的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像这样的创业服务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共有45家，1500余名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都与创新创业有关。
2015年年底，中关村创业大街决定成立联合党委，统筹大街各方力量，让基层党建工作与创业服务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目前，联合党委指导成立虫洞、车库咖啡等8个非公企业独立党支部，服务大街123名党员，向入驻街区的创客团队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在与车库咖啡比邻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会客厅”内，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洪渭指着那块红色打底的党建宣传区域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原来这些创客们是一盘散沙，但成立联合党委后，大伙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党员讲，大街党委让他们这些北漂党员不再漂泊。”
基层党委“牵线”办实事
6月18日上午8点，京东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龙宝正来到了集团位于大兴区采育镇的大件仓门口的扫码台，拿起了扫码枪，成为一名临时扫码员。翻箱子、核条码、扫描，这位京东副总裁为何当起了扫码员？原来，这是京东集团的“规定动作”：坐办公室的员工一年至少两次下基层去做“一线志愿工作”，作为党员，尤其要发挥带头作用，这也是京东党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对于创客们而言，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党委更不是一个虚职。“在联合党委的帮助下，我们企业最近解决了一件大事，”氪空间副总裁、中关村创业大街党委委员董博告诉北青报记者，“我们的办公室在大街三层，最近要进行装修升级，但要和大街管理部门、物业、消防等多个单位沟通好后才能动工。”董博把这个烦恼跟党委反映后，党委马上向大街管理部门进行汇报，还与物业、消防等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协商，不到三天，氪空间的装修计划就被批准了。
此外，党委还与工商局、人事局、妇联等16家海淀区属单位进行合作，这些单位会不定期安排一名负责工作人员到创业会客厅值班，为创客们提供工作居住证、暂住证办理，以及个人信用报告等生活服务。“前段时间，我们单位有几个人想办暂住证，党委在听到大家的呼声后，请来公安局的人告诉大家办理流程和要准备的文件。”董博说，大家在办下暂住证后都觉得“受宠若惊”，“原来党委还能帮我们与政府部门进行对接服务，省去了员工们很多时间成本！”
采访中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党委还尝试让党建意识在企业互动中生根发芽。比如，当有新企业入驻创业大街后，党委会召集创业成功的党员举行经验分享会，告诉新企业如何更好地对接政府、防范创业风险，还会介绍新企业负责人走进优秀企业了解各项工作的运转经验。
“企业席位制”解决流动党员关系问题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论是京东这样的大型互联网企业，还是集中了多个创新企业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两者在基层党建工作中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转入党组织关系的党员少。
京东有10730名党员，仅2309名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集团党委内；中关村创业大街有123名党员，只有30多人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党委。究其原因，互联网企业人员流动性强，不少人认为党组织关系转接的手续较为繁琐，转不转无所谓。
京东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龙宝正举例说，以一名外地党员转入集团党委流程为例，该党员从原党支部、上一级党委、所去地党委组织部等开具的证明和介绍信至少4件，“这一圈下来，从原党支部到新党支部，得走4步。”
此外，人员流动性强给两家单位的党建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针对大街创客流动性强引起的党员关系难以转入大街、企业党员人数不足无法成立党支部的情况，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党委首创了“街区企业席位制”。“大街共有45家创业服务机构，8家成立了党支部，还有37家企业不具备成立党支部的条件，我们让这些企业的负责人成为席位制的成员，和党支部的书记一起参加党建活动。”陈洪渭解释说，这样能将基层党建工作全覆盖，更好地向创业者们传递党的方针政策。
京东集团党委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将在册与非在册党员统一纳入集团党委管理，按照部门、区域纳入党支部，共同参与组织生活。
此外，针对党员关系转接手续较为繁琐的问题，龙宝正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既然网络科技这么发达，将来能否利用互联网，直接进行党组织关系转接？“比如，只要到基层党支部开个证明信，甚至用手机拍个照片，直接传到我们集团党支部，实现原党支部与现党支部的无缝对接。”
困惑和思考：党员管理拓展到移动端
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京东党员王琳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的京东内部客户端，客户端设有“京东党建”一栏，点开后即可看到自己的个人信息页面。系统显示，王琳6月份应缴纳的党费为50元。她点击缴纳按钮之后，链接直接跳转到了京东的支付平台，通过扣除电子钱包里的余额，十秒钟就完成了党费的缴纳。
目前，京东集团有超过12万名员工，在全国共建立了154个党支部，其中基层配送条线党员约有1800人。在这里，党员有自己独立的账号，可以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完成在线学习、党费缴纳等党务活动。
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些制度设计问题，还不能单纯依靠技术解决。根据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党员具有“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而行使以上权利的前提，则是必须在正式组织关系所在的党组织。也就意味着，尽管京东8421名流动党员被纳入了集团党委共同生活，但在集团内的党支部，他们只能参与一些常规的活动，无法参与表决、选举和被选举。
对此，龙宝正希望能够有一些制度安排的保障，以更加充分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文/本报记者 李梦婷 蒋若静 李泽伟
对话
组织关系和劳动关系不在一处的党员有三种情况
（对话人：北京市委党校原党史党建部教师元跃旗）
北青报：新兴的“互联网+党务”的党建模式，这对今后党建工作有何启示？
元跃旗：互联网党建工作应该接地气。目前中组部非常提倡的做法就是“支部在网上，党员在线上”，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将党员组织在一起，开展党的相关学习活动。通过这种新形式，把党建工作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方能使党建工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北青报：目前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党员组织关系和劳动关系不在一处，这在全国也是一个尴尬的现状，该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有效管理？
元跃旗：目前非在册的党员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持临时组织关系介绍信的非在册党员，能够证明其党员身份，但组织关系还在原党组织。那么现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应当对其进行党员教育和管理。
第二类是口袋党员，即未到流入地报到，将组织关系介绍信装进口袋，自行留存，使流入地、流出地党组织无法掌握其自然情况的党员。近几年基层组织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还有一种情况，他既不是口袋党员，也没有开具临时组织关系介绍信，那么其劳动关系所在的党组织，就应该进行人员梳理，摸清组织内到底多少是在册党员、多少是非在册党员，将非在册党员当成正式在册党员来看待，明确其政治身份和地位，提高其政治意识，按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他，对其进行管理和教育。
北青报：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同时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非在册党员在现党组织内，并不享有该三项权利，这一矛盾该如何解决？
元跃旗：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解决。现在有少部分党组织赋予了非在册党员这三项权利，但是严格来说是不规范的。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非在册党员将组织关系尽快转到现工作单位，让党员的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保证。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内存
基层党建变迁简史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77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36.0万个。回顾党员队伍吸纳对象的变迁历程，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与党组织合理吸纳党员、正确制定党员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1921年建党前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这段时期，党员的吸纳标准以强调拥有阶级觉悟和积极献身革命为核心，主要从工人、知识分子、农民等群体中吸纳先进成员入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新中国成立后，党员队伍的发展从以革命为主转向以建设为主。出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建设的需要，重点强调在工人阶级发展党员的同时，继续在机关、学校等单位吸纳知识分子入党，同时注重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二十世纪末：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这段时期，知识分子成为新时期党员发展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个体劳动者也可以入党。
进入新世纪：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规定除了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都是党员的发展对象。此时，各类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社会阶层也能被吸纳入党，党组织在各类新经济体中遍地开花。
2006年以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2006年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流动党员可持证在外出所在地或单位的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但不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010年以来：
由于网络和智能手机快速发展，将“支部建网上党员连线上”，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