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文化馆被市委书记蔡奇称为公共文化服务样板 馆长徐伟被称为“难得人才”
8月底，市委书记蔡奇围绕“建设公共文化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区”到朝阳区调研。在朝阳区文化馆，蔡奇特别谈到，朝阳区文化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样板，馆长是个难得的人才。北京不缺艺术家，缺如此热心热爱甚至献身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多多益善。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正是那些基层的文化馆长们，凭借一腔务实和真情，使首都“文化之帆”鼓风前行。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深入多区贴身采访数位基层文化馆长，记录下他们为老百姓传播公共文化福祉的忙碌身影。
“9月7日，距离爬出战壕还剩105天”。
这是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在办公桌后的墙上电子钟贴着的一行字。在被市委书记蔡奇称赞为“难得人才”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已经给自己的退休进行倒计时。
外人很难把岁月静好的文化馆和战壕联想在一起，何况这位在圈子外并不知名的50后文化馆馆长，已经在这里呆了38年。
他身材高大魁梧，头发支棱蓬松着像飞卷的乌云，零星银丝点缀，宽松的格子衫辅以托腮沉思的姿势，散发落拓不羁的艺术家气质。
“前天，一小姑娘到我办公室附近转悠，她在门口探头问这是哪儿，可以进来吗？我回答说‘这地儿是文化馆，欢迎进来随便逛’。”徐伟的话，听似轻描淡写，却浓缩成一句答案：文化馆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行政单位。它应去掉门槛，拆除围墙，服务民众，担起通识教育和全民美育之责。
主动与体制“断奶”
撤领导休息室为小剧场腾地
毗邻着北京最繁华的CBD，朝阳区文化馆，安坐在一幢带有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灰色小楼里。同四周极有现代气息的新央视和“中国尊”等巨型建筑相比，文化馆显得渺小而安静。
然而过去的20多年里，这座渺小而安静的文化馆却是徐伟和同事们一个不断与旧框架和旧思维作斗争的先锋阵地。它也是2003年时国家确定的35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唯一一家基层文化事业单位。
这场战斗之于徐伟，首先要对抗的是单位对体制的过度依赖。1996年文化馆新楼在小庄落成不久，徐伟接棒文化馆馆长一职，便主动提出从全额拨款转为差额拨款，搞起馆长竞聘制和全员项目负责制，算是跟体制“断奶”。内部竞聘和对外纳贤的用人制度随之兴起。
改革前的朝阳区文化馆，经历过“七部一室”的“衙门期”；而如今，走进朝阳区文化馆，你不需要在传达室登记，也不需要去找人打听。外人进来，看不到所谓的书记办公室、馆长办公室，更看不到墙上悬挂的任何领导人、名人在这里视察、参观的照片，看到的是旧时的三轮车、放映机、旧家具、农具，各种版本的图书、文具，甚至是一座老式的理发馆。
文化馆一层现有“非非小剧场”，主要上演非职业、非商业为主旨的纯公益戏剧演出。为了给这小剧场捣腾出地儿，徐伟撤掉了专为领导提供的贵宾休息室，“领导哪屋不能待，要什么贵宾室啊？”但凡能搞点文化活动的空间，徐伟都舍不得浪费。“文化馆就应该是一座公园。”徐伟说。在他看来，文化馆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行政单位，就该去掉门槛，拆除围墙，向民众开放。
朝阳区文化馆跟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办公风格完全不同，全馆上下百十号人，除了一些必要的职能部门如财务、人事等有固定办公室，其他人员都取消办公室，在活动开展区域呆着。起初，文化馆新老员工对这不太适应，但见到馆长办公都窝在会议室的长条桌角落，还成游客参观一景，便再无话。
徐伟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是员工口中的“书屋”。十年没挂过和馆长有关的牌子，曾经一度被用作电子游艺厅。走进去，这里是一间像教室那么大的博物馆，顶天立地的书柜布满了四壁，长长的会议桌子，既是他的写字台，也是大家开会的地方。上面一股脑儿堆着非洲风情的木头面具、红外壳的彩电、“非遗”老手艺人送来的手作、一摞摞当季文化馆的宣传单等。徐伟自己既没有一处午休的地方，也没有舒适讲究的会客空间。工作人员推门汇报工作或进来开会，时常会撞见前来屋内参观的童叟。来文化馆工作已近三年的张晓娇说，“如果不是汇报特别重要的事，馆长会摆摆手，示意不打扰参观者。”
从暮气沉沉的“三厅时代”
到时尚先锋的“9剧场”
尽管毗邻高大上的CBD，要想把人气聚到文化馆，光靠看电影、演几场武打折子戏、搞个少林功夫的旅游演出，终究很难适应当今年轻观众的个性要求。新馆建成时，正赶上文化馆改革风口，有的地方文化馆引进歌舞演出，有的承包给私人做网吧、餐厅、游戏厅、卖彩券，目的只有一个：挣钱。朝阳区文化馆也曾经试图做一点小买卖，把房屋出租，搞些培训，挣点活钱儿。一段时间里，非但钱没挣几个，还让人议论纷纷，觉得文化馆的格调太低。
“2003年前后，我们馆还在‘三厅时代（舞厅、台球厅、录像厅）’徘徊，大爷大妈们天天来跳交谊舞，街头小伙叼着烟打台球。我最初就是舞厅票务，顺带干些打水、卫生的活儿，一个月累死累活，我的收入就500元。馆长觉得这不像回事儿，就提出砍掉‘三厅’和旅游演出，改造成小剧场。因为古老的文化馆要长出新芽，得靠吸引住年轻群体。2004年，我们有了‘9剧场’，当时每天五六个剧同时演，与人艺和国话算是三足鼎立。”员工张馨元回忆说。当时小剧场话剧是星星之火，北京民营剧场寥寥无几，四年后，才有了东棉花胡同的蓬蒿剧场以及孟京辉专为《恋爱的犀牛》所建的蜂巢剧场。
徐伟对文化馆提出的几个关键词，时尚、先锋、传统、青年、怀旧、盘活，这些词逐渐形成合力，形成核的效应，“9剧场”的发展思路渐渐明晰，北京的小剧场时代随之而来。
如今，1万多平方米的朝阳区文化馆，被各种各样的剧场占了个遍，这些大大小小的剧场被统称为“9剧场”，是北京文艺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9剧场”寓意是剧场多，集群化。“9剧场”吸引了业内大导林兆华、李六乙等人来此排戏。据统计，它贡献了全北京小剧场话剧演出三分之一的场次和票房收入，最高一年演出上千场。“这实现了当年的预判，看似老气的文化馆，靠剧场吸引住了年轻人。很多姑娘小伙儿是先知道‘9剧场’，然后才知道文化馆的。”徐伟说。
一般的文化馆遵循着朝九晚五的上下班作息，但朝阳区文化馆是个例外。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每天固定的13个小时开馆时间。“是为了配合观众看剧观影的时间而设的。”
工龄将近40年的徐馆长爱跟年轻的文青儿打成一片。朝阳区文化馆几年前接手了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当时，这个戏剧节几易其主，还停办过一年，几乎要“烂尾”。到了文化馆手里，戏剧节活了过来，在大学生中口碑很高，徐伟还冠之特别的名字：“金刺猬”。
“刺猬浑身是刺，像年轻人尖锐的触角，富有挑战性和探索使命。”徐伟的路子是，戏剧节内容要包容多元，不设既定的创作命题，每年的主题也都是随着性子走。不久前落幕的第16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累计接待现场观众近7000人次，网络直播平台观看次数更是达到了近60万人次。著名的话剧导演王晓鹰说，这个舞台激发了更多大学生对戏剧的热爱，通过戏剧建立起与社会、生活的深入接触。
从下岗女工大鼓队到新阶层工号——
文化馆里的新文化运动
跟这边独好的风景相对应的，是另一种惨淡现实：因体制和机制受限，国内不少文化馆目前还挣扎在生存线上，数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000家减少到2800家，不少文化馆变成了老年活动中心。
中国的文化馆自1915年在南京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史。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建有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群众文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徐伟说，要让社会知道文化馆，走进文化馆，如果只把文化馆办成只为少数中老年文艺骨干服务的加油站，显然是不行的。
徐伟把文化馆的未来方向，上升到社会学意义，核心是让文化馆成为一个公共文化场所，延伸到每一个个体。他接受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的思想：文化馆是进行国民教育的场所，它不属于某个人某一圈人的。只要有利于提升国民素质、审美情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
上世纪90年代国企转型，朝阳区文化馆对面一趟街的针织厂、印染厂的女工纷纷下岗，在工厂门口跪倒一片，哭声飘进了文化馆。徐伟的感性“嗖”一下上来，想到敲鼓最简单，干脆给女工组建了支鼓队，聘请专业老师指导。为了让女工都能参与进来，每演一场还发40元。后来，这支鼓队敲出了国门，走进了德国、美国、比利时等异国的联欢人群里。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看过下岗女工大鼓队后，向徐伟力邀鼓队进大学演出，理由是女工们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而科班学生不会自然地“笑”。“历经生活的苦难，仍然发出的会心笑容。生活即教育，文艺能够直面社会问题，帮助他人重新认识社会，这才是文化馆的作用。”徐伟说。
徐伟在开启每个项目前，先得把地区人群属性摸个门儿清：以朝阳区为例，大致分三类，老工业区人口、CBD带来的新社会阶层，还有上楼农民和流动人口。
文化馆还创办“文化居委会”，居民可以主动为自己的文化生活“设置议题”。不久前,文化馆与八里庄街道共同启动了“一米田”居民美育项目。居民们在自家阳台开辟出的一米空间,种植瓜果蔬菜, “有意思，而且长知识”。通过活动，很多原来不认识的居民都成为朋友。
最近，香河园地区正筹备为新社会阶层而设的“文艺工号”，这是为有志于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年轻人而搭的创业就业平台。
他的人生履历只有一行
没有铁腕气质，同事眼中的徐伟“挺和蔼”。不仅如此，这个会拉二胡和作曲填词的文化馆长，还是个“猫奴”，家中养了二十来只猫，“富有童心和爱心”；而在诗歌的国度里，徐伟悲悯、冷峻、犀利。十多年前，在出版的诗集《口供》里，徐伟讨论着“关于尴尬生活的意识碎片”，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将以谁的名义进入历史，我的流亡岁月／我们何时挤出围困，回到从来没有的零点思维／不知是天边有云还是云在天边，想象如雨飘落”。
跟徐伟有“忘年交情”的88年小伙儿王通，面对跟自己父亲同岁的徐馆长，坦言从大二时文化馆的志愿者，到研究生毕业变成一名正式员工，馆长教给自己的东西比学院老师更多。“他阅片量和阅读量都大得惊人，每天7点到馆先要自学两小时的英文，勤奋又有毅力。馆长还有读书笔记和看报剪报的习惯，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电影专业出身，我以前是不读书的。”王通的短片《吉日安葬》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提名，这在全国文化馆系统，实属凤毛麟角。
《读库》的主编张立宪曾这样评价徐伟其人：他的人生履历只有一行：朝阳区文化馆。临近馆长退休之际，有人问徐伟，今天可以干得热火朝天，等他退休了，接他班的人能继续这样吗？徐伟稳稳答道：文化馆不是某一个人的，它会沿着一个正确的路子走下去。
北青报记者想问徐伟退休之后会干什么，但他抿嘴一笑，“没想过”。王通则形容馆长的退休犹如电影《敦刻尔克》结尾，“它不同于软着陆，而是加足马力，直到燃油燃到最后的一滴”。
对于退休这件事，在他办公室电子钟“爬出战壕”倒计时的下面，还有另一行字：“所有你乐于挥霍的时间都不能算作浪费”。
朝阳区文化馆被市委书记蔡奇称为公共文化服务样板 馆长徐伟被称为“难得人才”
8月底，市委书记蔡奇围绕“建设公共文化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区”到朝阳区调研。在朝阳区文化馆，蔡奇特别谈到，朝阳区文化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样板，馆长是个难得的人才。北京不缺艺术家，缺如此热心热爱甚至献身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多多益善。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正是那些基层的文化馆长们，凭借一腔务实和真情，使首都“文化之帆”鼓风前行。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深入多区贴身采访数位基层文化馆长，记录下他们为老百姓传播公共文化福祉的忙碌身影。
“9月7日，距离爬出战壕还剩105天”。
这是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在办公桌后的墙上电子钟贴着的一行字。在被市委书记蔡奇称赞为“难得人才”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已经给自己的退休进行倒计时。
外人很难把岁月静好的文化馆和战壕联想在一起，何况这位在圈子外并不知名的50后文化馆馆长，已经在这里呆了38年。
他身材高大魁梧，头发支棱蓬松着像飞卷的乌云，零星银丝点缀，宽松的格子衫辅以托腮沉思的姿势，散发落拓不羁的艺术家气质。
“前天，一小姑娘到我办公室附近转悠，她在门口探头问这是哪儿，可以进来吗？我回答说‘这地儿是文化馆，欢迎进来随便逛’。”徐伟的话，听似轻描淡写，却浓缩成一句答案：文化馆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行政单位。它应去掉门槛，拆除围墙，服务民众，担起通识教育和全民美育之责。
主动与体制“断奶”
撤领导休息室为小剧场腾地
毗邻着北京最繁华的CBD，朝阳区文化馆，安坐在一幢带有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灰色小楼里。同四周极有现代气息的新央视和“中国尊”等巨型建筑相比，文化馆显得渺小而安静。
然而过去的20多年里，这座渺小而安静的文化馆却是徐伟和同事们一个不断与旧框架和旧思维作斗争的先锋阵地。它也是2003年时国家确定的35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唯一一家基层文化事业单位。
这场战斗之于徐伟，首先要对抗的是单位对体制的过度依赖。1996年文化馆新楼在小庄落成不久，徐伟接棒文化馆馆长一职，便主动提出从全额拨款转为差额拨款，搞起馆长竞聘制和全员项目负责制，算是跟体制“断奶”。内部竞聘和对外纳贤的用人制度随之兴起。
改革前的朝阳区文化馆，经历过“七部一室”的“衙门期”；而如今，走进朝阳区文化馆，你不需要在传达室登记，也不需要去找人打听。外人进来，看不到所谓的书记办公室、馆长办公室，更看不到墙上悬挂的任何领导人、名人在这里视察、参观的照片，看到的是旧时的三轮车、放映机、旧家具、农具，各种版本的图书、文具，甚至是一座老式的理发馆。
文化馆一层现有“非非小剧场”，主要上演非职业、非商业为主旨的纯公益戏剧演出。为了给这小剧场捣腾出地儿，徐伟撤掉了专为领导提供的贵宾休息室，“领导哪屋不能待，要什么贵宾室啊？”但凡能搞点文化活动的空间，徐伟都舍不得浪费。“文化馆就应该是一座公园。”徐伟说。在他看来，文化馆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行政单位，就该去掉门槛，拆除围墙，向民众开放。
朝阳区文化馆跟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办公风格完全不同，全馆上下百十号人，除了一些必要的职能部门如财务、人事等有固定办公室，其他人员都取消办公室，在活动开展区域呆着。起初，文化馆新老员工对这不太适应，但见到馆长办公都窝在会议室的长条桌角落，还成游客参观一景，便再无话。
徐伟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是员工口中的“书屋”。十年没挂过和馆长有关的牌子，曾经一度被用作电子游艺厅。走进去，这里是一间像教室那么大的博物馆，顶天立地的书柜布满了四壁，长长的会议桌子，既是他的写字台，也是大家开会的地方。上面一股脑儿堆着非洲风情的木头面具、红外壳的彩电、“非遗”老手艺人送来的手作、一摞摞当季文化馆的宣传单等。徐伟自己既没有一处午休的地方，也没有舒适讲究的会客空间。工作人员推门汇报工作或进来开会，时常会撞见前来屋内参观的童叟。来文化馆工作已近三年的张晓娇说，“如果不是汇报特别重要的事，馆长会摆摆手，示意不打扰参观者。”
从暮气沉沉的“三厅时代”
到时尚先锋的“9剧场”
尽管毗邻高大上的CBD，要想把人气聚到文化馆，光靠看电影、演几场武打折子戏、搞个少林功夫的旅游演出，终究很难适应当今年轻观众的个性要求。新馆建成时，正赶上文化馆改革风口，有的地方文化馆引进歌舞演出，有的承包给私人做网吧、餐厅、游戏厅、卖彩券，目的只有一个：挣钱。朝阳区文化馆也曾经试图做一点小买卖，把房屋出租，搞些培训，挣点活钱儿。一段时间里，非但钱没挣几个，还让人议论纷纷，觉得文化馆的格调太低。
“2003年前后，我们馆还在‘三厅时代（舞厅、台球厅、录像厅）’徘徊，大爷大妈们天天来跳交谊舞，街头小伙叼着烟打台球。我最初就是舞厅票务，顺带干些打水、卫生的活儿，一个月累死累活，我的收入就500元。馆长觉得这不像回事儿，就提出砍掉‘三厅’和旅游演出，改造成小剧场。因为古老的文化馆要长出新芽，得靠吸引住年轻群体。2004年，我们有了‘9剧场’，当时每天五六个剧同时演，与人艺和国话算是三足鼎立。”员工张馨元回忆说。当时小剧场话剧是星星之火，北京民营剧场寥寥无几，四年后，才有了东棉花胡同的蓬蒿剧场以及孟京辉专为《恋爱的犀牛》所建的蜂巢剧场。
徐伟对文化馆提出的几个关键词，时尚、先锋、传统、青年、怀旧、盘活，这些词逐渐形成合力，形成核的效应，“9剧场”的发展思路渐渐明晰，北京的小剧场时代随之而来。
如今，1万多平方米的朝阳区文化馆，被各种各样的剧场占了个遍，这些大大小小的剧场被统称为“9剧场”，是北京文艺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9剧场”寓意是剧场多，集群化。“9剧场”吸引了业内大导林兆华、李六乙等人来此排戏。据统计，它贡献了全北京小剧场话剧演出三分之一的场次和票房收入，最高一年演出上千场。“这实现了当年的预判，看似老气的文化馆，靠剧场吸引住了年轻人。很多姑娘小伙儿是先知道‘9剧场’，然后才知道文化馆的。”徐伟说。
一般的文化馆遵循着朝九晚五的上下班作息，但朝阳区文化馆是个例外。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每天固定的13个小时开馆时间。“是为了配合观众看剧观影的时间而设的。”
工龄将近40年的徐馆长爱跟年轻的文青儿打成一片。朝阳区文化馆几年前接手了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当时，这个戏剧节几易其主，还停办过一年，几乎要“烂尾”。到了文化馆手里，戏剧节活了过来，在大学生中口碑很高，徐伟还冠之特别的名字：“金刺猬”。
“刺猬浑身是刺，像年轻人尖锐的触角，富有挑战性和探索使命。”徐伟的路子是，戏剧节内容要包容多元，不设既定的创作命题，每年的主题也都是随着性子走。不久前落幕的第16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累计接待现场观众近7000人次，网络直播平台观看次数更是达到了近60万人次。著名的话剧导演王晓鹰说，这个舞台激发了更多大学生对戏剧的热爱，通过戏剧建立起与社会、生活的深入接触。
从下岗女工大鼓队到新阶层工号——
文化馆里的新文化运动
跟这边独好的风景相对应的，是另一种惨淡现实：因体制和机制受限，国内不少文化馆目前还挣扎在生存线上，数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000家减少到2800家，不少文化馆变成了老年活动中心。
中国的文化馆自1915年在南京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史。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建有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群众文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徐伟说，要让社会知道文化馆，走进文化馆，如果只把文化馆办成只为少数中老年文艺骨干服务的加油站，显然是不行的。
徐伟把文化馆的未来方向，上升到社会学意义，核心是让文化馆成为一个公共文化场所，延伸到每一个个体。他接受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的思想：文化馆是进行国民教育的场所，它不属于某个人某一圈人的。只要有利于提升国民素质、审美情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
上世纪90年代国企转型，朝阳区文化馆对面一趟街的针织厂、印染厂的女工纷纷下岗，在工厂门口跪倒一片，哭声飘进了文化馆。徐伟的感性“嗖”一下上来，想到敲鼓最简单，干脆给女工组建了支鼓队，聘请专业老师指导。为了让女工都能参与进来，每演一场还发40元。后来，这支鼓队敲出了国门，走进了德国、美国、比利时等异国的联欢人群里。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看过下岗女工大鼓队后，向徐伟力邀鼓队进大学演出，理由是女工们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而科班学生不会自然地“笑”。“历经生活的苦难，仍然发出的会心笑容。生活即教育，文艺能够直面社会问题，帮助他人重新认识社会，这才是文化馆的作用。”徐伟说。
徐伟在开启每个项目前，先得把地区人群属性摸个门儿清：以朝阳区为例，大致分三类，老工业区人口、CBD带来的新社会阶层，还有上楼农民和流动人口。
文化馆还创办“文化居委会”，居民可以主动为自己的文化生活“设置议题”。不久前,文化馆与八里庄街道共同启动了“一米田”居民美育项目。居民们在自家阳台开辟出的一米空间,种植瓜果蔬菜, “有意思，而且长知识”。通过活动，很多原来不认识的居民都成为朋友。
最近，香河园地区正筹备为新社会阶层而设的“文艺工号”，这是为有志于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年轻人而搭的创业就业平台。
他的人生履历只有一行
没有铁腕气质，同事眼中的徐伟“挺和蔼”。不仅如此，这个会拉二胡和作曲填词的文化馆长，还是个“猫奴”，家中养了二十来只猫，“富有童心和爱心”；而在诗歌的国度里，徐伟悲悯、冷峻、犀利。十多年前，在出版的诗集《口供》里，徐伟讨论着“关于尴尬生活的意识碎片”，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将以谁的名义进入历史，我的流亡岁月／我们何时挤出围困，回到从来没有的零点思维／不知是天边有云还是云在天边，想象如雨飘落”。
跟徐伟有“忘年交情”的88年小伙儿王通，面对跟自己父亲同岁的徐馆长，坦言从大二时文化馆的志愿者，到研究生毕业变成一名正式员工，馆长教给自己的东西比学院老师更多。“他阅片量和阅读量都大得惊人，每天7点到馆先要自学两小时的英文，勤奋又有毅力。馆长还有读书笔记和看报剪报的习惯，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电影专业出身，我以前是不读书的。”王通的短片《吉日安葬》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提名，这在全国文化馆系统，实属凤毛麟角。
《读库》的主编张立宪曾这样评价徐伟其人：他的人生履历只有一行：朝阳区文化馆。临近馆长退休之际，有人问徐伟，今天可以干得热火朝天，等他退休了，接他班的人能继续这样吗？徐伟稳稳答道：文化馆不是某一个人的，它会沿着一个正确的路子走下去。
北青报记者想问徐伟退休之后会干什么，但他抿嘴一笑，“没想过”。王通则形容馆长的退休犹如电影《敦刻尔克》结尾，“它不同于软着陆，而是加足马力，直到燃油燃到最后的一滴”。
对于退休这件事，在他办公室电子钟“爬出战壕”倒计时的下面，还有另一行字：“所有你乐于挥霍的时间都不能算作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