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介绍，本市登记注册志愿者人数已突破411万人，注册志愿服务家庭2.2万多个，志愿服务组织6.1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16.7万个，年度服务工时达1165万多小时，“志愿蓝”已成为首都文明的鲜明象征。
33岁的徐立斌正是其中一员，自2012年正式创办“北京青檬志愿者联盟”以来，他已组织5000多名注册志愿者参与关爱盲人和自闭症、脑瘫儿童等助残活动，团队累计服务工时超过18万小时，而他自己也获得“北京市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个人”“北京市社会好人”“北京市最美志愿者”等诸多称号。
●帮盲人圆梦
让更多人学会跟盲人打交道
12月15日上午八九点钟，冬日晨光尚显清冷，凛冽的寒风从前门呼啸而过，路上的行人一个个衣帽紧裹，步履匆匆。中国铁道博物馆西侧，却有一群人正从容列队，他们或身穿红马甲，或手持导盲棍，脸上笑意融融。
“前阵子，我们以‘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为主题，组织盲人朋友搞了一次座谈会，谈谈自己的心愿，好多人提出想到毛主席纪念堂看看，大家便开始张罗，这才有了今天的‘圆梦之行’。”徐立斌数了数，队伍里有30位盲人和34位志愿者，如此高的参与热情让他有些出乎意料。
“过地下通道的时候，拉着盲人的志愿者一定要走在前面，告诉他们该上下台阶了。”尽管事先组织过培训，但徐立斌还是不厌其烦地提醒着。
“普通人在马路上看到盲人，第一想法可能是直接过去拉着盲人的胳膊，可盲人都不知道你是谁，况且平行走，他们也不敢迈步。”徐立斌指了指队伍里的志愿者，“正确的做法应该像这样，先拍一下盲人的肩，跟对方说自己是志愿者，可以帮忙扶着过马路，对方同意后，志愿者在前，盲人在后，让盲人主动牵着志愿者的胳膊往前走。”
这些细节，在徐立斌看来至关重要，“我们会参加北京市盲人学校和北京市残联的助盲培训，再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教给其他志愿者，让更多人知道该怎样跟盲人打交道。”
69岁的志愿者郭秀芝正是其中的“老人儿”。自从加入青檬，这位戴着助听器的白发老人就跟着徐立斌参加各类服务项目，被评为“北京最美慈善义工”。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要协调人，她格外卖力，始终忙前忙后。在她的争取下，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人员特意为这些特殊的参观者安排了专人讲解。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从小双目失明的73岁老人陈贺年眼角湿润，声音有些颤抖，同是盲人的老伴儿赵菊康也不住地说着感谢。为了参加活动，这对夫妇早上六点便出了家门，从昌平南口坐上公交，倒了五趟车过来，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走出纪念堂，徐立斌照例给大家拍了合影，“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们特别喜欢照相，每次活动都希望有照片，回头还会发到他们自己的群里。”
在徐立斌的组织下，志愿者们曾带着他们走进汽车博物馆，亲手触摸部分零部件，走进北海、玉渊潭，感受那里的鸟语花香，“很多盲人都想出来走走，但自己不方便。”
每周二，徐立斌还会到中国盲文图书馆，为盲人读书读报，分享社会上的新鲜事，把盲人朋友想读的书录制成语音版，并请来朗诵专家，对盲人进行一对一指导，热爱朗诵的李素英便是那里的常客。
“他跟我儿子一边儿大，都是84年的。”说起“干儿子”，李素英满眼带笑，“现在的年轻人里，助人为乐的倒是有，但像他这样坚持这么多年为大家服务的还真不多。”
除了常规活动，徐立斌还在平时为盲人提供送站、就医方面的帮助，“只要盲人朋友有需要，我们都会尽力安排附近的志愿者陪同。”
●扶助自闭儿童
定期组织特长培训
在徐立斌的日程表上，一年到头都排得满满的，连周末也几乎没有闲暇。很难想象，八九年前的他，曾经闲到要靠每天对着电脑玩游戏来打发时光。
“刚工作那会儿，在一家培训学校当老师，课也不多，就想着找点事做。”起初，徐立斌尝试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环保项目，到社区宣传垃圾分类和电池回收，过程中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琢磨着自己也能就近做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于是就在2012年注册成立了‘青檬’。”
一开始，创办人徐立斌很迷茫，对于策划活动、招募志愿者、对接服务单位，他没有任何经验可言。那段时间，家住通州的他总是路过附近一所康复中心，“每次都能看到几个孩子抓着大铁门，眼巴巴地往外看，就是不说话。”徐立斌心生怜悯，便找到校长了解情况，得知这里住的都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我提出可以组织志愿者来帮忙，校长很欢迎，就这样有了项目的雏形。”
回想起2013年第一次走进康复中心的场景，徐立斌依旧唏嘘不已，“一百多个孩子，要么坐在地上，要么缩在角落里，跟他们打招呼也不理，身上脏兮兮的，伙食也很差。”在那以后，徐立斌每周都会带志愿者过去，给他们包饺子，带他们做游戏，“这些孩子慢慢地不再排斥我们，还主动把一些吃的掏出来，甚至小心翼翼地剥开送到我嘴里，有的志愿者两三个月去一次，他们也能一口叫出名字。”
渐渐地，徐立斌意识到，改善伙食和单纯陪玩并不是这些孩子最急需的，相比之下，他们更需要科学的康复指导。他尝试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发掘他们的潜力，定期组织特长培训，“有的孩子听见音乐就会手舞足蹈，我们就排练些简单的动作，教他们跳舞，还有的孩子喜欢画画，我们就买来纸和笔。”
除此之外，徐立斌还想办法带他们走出去，到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和动漫节“开眼界”，并联系相关机构，组织交流康复经验，对机构老师进行心理疏导，“经过努力，有的孩子已经具备基本的自理能力，甚至有恢复到正常状态回家结婚工作的。”看到孩子们的变化，徐立斌打心底里觉得高兴。
令他惊喜的不只是这些。志愿活动中，徐立斌常常会看到有父母带着孩子来中心参与服务，“有家长告诉我说，孩子去了那边，看到他们的午餐条件很受触动，回家就把自己所有的压岁钱拿出来，去超市买了肉馅，让妈妈帮忙炸成丸子送到学校，看到孩子自发去关心别人，家长也很欣慰。”
●资金常短缺
自掏腰包提供志愿服务
随着项目陆续展开，“青檬”的名气日渐提升，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动找到徐立斌，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团队成员也变得更加多元，“大学生是主力，占到50%左右，但流动性比较强，30%是在职员工，他们希望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别人，但往往只有周末有时间，剩下20%是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他们时间相对充裕，想做些有意义的事，积极性也很高。”
庆幸之余，徐立斌也有着自己的烦恼。尽管“青檬”已在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备案，可以申请小微项目，偶尔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但由于目前尚未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青檬”还是常常遭遇资金短缺的窘境，很多时候甚至需要徐立斌自掏腰包，“比如给志愿者定制马甲，或者在活动中买水、买饭，但人多了以后，指望自己一直往里搭钱显然不现实。”
令徐立斌感到气愤的是，“志愿者”被越来越多人肆意滥用，“现在一些演唱会招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也叫志愿者，球赛观众席招捡垃圾的也叫志愿者，让‘志愿者’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原本时薪20元的工作，冠上个‘志愿者’的名头，就变成时薪10元，事实上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
更有甚者，还有人利用“志愿者”为自己牟利，“有的人名义上注册志愿服务机构，实际上却开了个搬家公司，拿志愿北京上的服务工时作为诱饵，免费招募志愿者去卖苦力，挣来的钱都到了自己的腰包里。”
这些年来，徐立斌也曾见过不少“伪志愿者”，“有的人跑大老远去养老院给陌生老人剪指甲，回到家却对自己父母颐指气使，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样的志愿服务就失去了意义。”
日前，据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介绍，本市登记注册志愿者人数已突破411万人，注册志愿服务家庭2.2万多个，志愿服务组织6.1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16.7万个，年度服务工时达1165万多小时，“志愿蓝”已成为首都文明的鲜明象征。
33岁的徐立斌正是其中一员，自2012年正式创办“北京青檬志愿者联盟”以来，他已组织5000多名注册志愿者参与关爱盲人和自闭症、脑瘫儿童等助残活动，团队累计服务工时超过18万小时，而他自己也获得“北京市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个人”“北京市社会好人”“北京市最美志愿者”等诸多称号。
●帮盲人圆梦
让更多人学会跟盲人打交道
12月15日上午八九点钟，冬日晨光尚显清冷，凛冽的寒风从前门呼啸而过，路上的行人一个个衣帽紧裹，步履匆匆。中国铁道博物馆西侧，却有一群人正从容列队，他们或身穿红马甲，或手持导盲棍，脸上笑意融融。
“前阵子，我们以‘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为主题，组织盲人朋友搞了一次座谈会，谈谈自己的心愿，好多人提出想到毛主席纪念堂看看，大家便开始张罗，这才有了今天的‘圆梦之行’。”徐立斌数了数，队伍里有30位盲人和34位志愿者，如此高的参与热情让他有些出乎意料。
“过地下通道的时候，拉着盲人的志愿者一定要走在前面，告诉他们该上下台阶了。”尽管事先组织过培训，但徐立斌还是不厌其烦地提醒着。
“普通人在马路上看到盲人，第一想法可能是直接过去拉着盲人的胳膊，可盲人都不知道你是谁，况且平行走，他们也不敢迈步。”徐立斌指了指队伍里的志愿者，“正确的做法应该像这样，先拍一下盲人的肩，跟对方说自己是志愿者，可以帮忙扶着过马路，对方同意后，志愿者在前，盲人在后，让盲人主动牵着志愿者的胳膊往前走。”
这些细节，在徐立斌看来至关重要，“我们会参加北京市盲人学校和北京市残联的助盲培训，再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教给其他志愿者，让更多人知道该怎样跟盲人打交道。”
69岁的志愿者郭秀芝正是其中的“老人儿”。自从加入青檬，这位戴着助听器的白发老人就跟着徐立斌参加各类服务项目，被评为“北京最美慈善义工”。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要协调人，她格外卖力，始终忙前忙后。在她的争取下，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人员特意为这些特殊的参观者安排了专人讲解。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从小双目失明的73岁老人陈贺年眼角湿润，声音有些颤抖，同是盲人的老伴儿赵菊康也不住地说着感谢。为了参加活动，这对夫妇早上六点便出了家门，从昌平南口坐上公交，倒了五趟车过来，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走出纪念堂，徐立斌照例给大家拍了合影，“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们特别喜欢照相，每次活动都希望有照片，回头还会发到他们自己的群里。”
在徐立斌的组织下，志愿者们曾带着他们走进汽车博物馆，亲手触摸部分零部件，走进北海、玉渊潭，感受那里的鸟语花香，“很多盲人都想出来走走，但自己不方便。”
每周二，徐立斌还会到中国盲文图书馆，为盲人读书读报，分享社会上的新鲜事，把盲人朋友想读的书录制成语音版，并请来朗诵专家，对盲人进行一对一指导，热爱朗诵的李素英便是那里的常客。
“他跟我儿子一边儿大，都是84年的。”说起“干儿子”，李素英满眼带笑，“现在的年轻人里，助人为乐的倒是有，但像他这样坚持这么多年为大家服务的还真不多。”
除了常规活动，徐立斌还在平时为盲人提供送站、就医方面的帮助，“只要盲人朋友有需要，我们都会尽力安排附近的志愿者陪同。”
●扶助自闭儿童
定期组织特长培训
在徐立斌的日程表上，一年到头都排得满满的，连周末也几乎没有闲暇。很难想象，八九年前的他，曾经闲到要靠每天对着电脑玩游戏来打发时光。
“刚工作那会儿，在一家培训学校当老师，课也不多，就想着找点事做。”起初，徐立斌尝试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环保项目，到社区宣传垃圾分类和电池回收，过程中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琢磨着自己也能就近做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于是就在2012年注册成立了‘青檬’。”
一开始，创办人徐立斌很迷茫，对于策划活动、招募志愿者、对接服务单位，他没有任何经验可言。那段时间，家住通州的他总是路过附近一所康复中心，“每次都能看到几个孩子抓着大铁门，眼巴巴地往外看，就是不说话。”徐立斌心生怜悯，便找到校长了解情况，得知这里住的都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我提出可以组织志愿者来帮忙，校长很欢迎，就这样有了项目的雏形。”
回想起2013年第一次走进康复中心的场景，徐立斌依旧唏嘘不已，“一百多个孩子，要么坐在地上，要么缩在角落里，跟他们打招呼也不理，身上脏兮兮的，伙食也很差。”在那以后，徐立斌每周都会带志愿者过去，给他们包饺子，带他们做游戏，“这些孩子慢慢地不再排斥我们，还主动把一些吃的掏出来，甚至小心翼翼地剥开送到我嘴里，有的志愿者两三个月去一次，他们也能一口叫出名字。”
渐渐地，徐立斌意识到，改善伙食和单纯陪玩并不是这些孩子最急需的，相比之下，他们更需要科学的康复指导。他尝试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发掘他们的潜力，定期组织特长培训，“有的孩子听见音乐就会手舞足蹈，我们就排练些简单的动作，教他们跳舞，还有的孩子喜欢画画，我们就买来纸和笔。”
除此之外，徐立斌还想办法带他们走出去，到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和动漫节“开眼界”，并联系相关机构，组织交流康复经验，对机构老师进行心理疏导，“经过努力，有的孩子已经具备基本的自理能力，甚至有恢复到正常状态回家结婚工作的。”看到孩子们的变化，徐立斌打心底里觉得高兴。
令他惊喜的不只是这些。志愿活动中，徐立斌常常会看到有父母带着孩子来中心参与服务，“有家长告诉我说，孩子去了那边，看到他们的午餐条件很受触动，回家就把自己所有的压岁钱拿出来，去超市买了肉馅，让妈妈帮忙炸成丸子送到学校，看到孩子自发去关心别人，家长也很欣慰。”
●资金常短缺
自掏腰包提供志愿服务
随着项目陆续展开，“青檬”的名气日渐提升，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动找到徐立斌，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团队成员也变得更加多元，“大学生是主力，占到50%左右，但流动性比较强，30%是在职员工，他们希望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别人，但往往只有周末有时间，剩下20%是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他们时间相对充裕，想做些有意义的事，积极性也很高。”
庆幸之余，徐立斌也有着自己的烦恼。尽管“青檬”已在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备案，可以申请小微项目，偶尔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但由于目前尚未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青檬”还是常常遭遇资金短缺的窘境，很多时候甚至需要徐立斌自掏腰包，“比如给志愿者定制马甲，或者在活动中买水、买饭，但人多了以后，指望自己一直往里搭钱显然不现实。”
令徐立斌感到气愤的是，“志愿者”被越来越多人肆意滥用，“现在一些演唱会招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也叫志愿者，球赛观众席招捡垃圾的也叫志愿者，让‘志愿者’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原本时薪20元的工作，冠上个‘志愿者’的名头，就变成时薪10元，事实上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
更有甚者，还有人利用“志愿者”为自己牟利，“有的人名义上注册志愿服务机构，实际上却开了个搬家公司，拿志愿北京上的服务工时作为诱饵，免费招募志愿者去卖苦力，挣来的钱都到了自己的腰包里。”
这些年来，徐立斌也曾见过不少“伪志愿者”，“有的人跑大老远去养老院给陌生老人剪指甲，回到家却对自己父母颐指气使，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样的志愿服务就失去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