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密云水库动工兴建60周年。60年前，京北密云群山间，潮河、白河河谷中，几十万民工喊着号子，用人力堆砌拦河大坝。仅仅两年时间，大坝全部落成，燕山群岭间高峡出平湖，密云水库漾起万顷碧波。
60年来，密云水库与北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曾经，北京人每喝三杯水，就有两杯来自密云水库。
2014年年底，南水北调工程竣工通水，南水成了北京的主力水源。非但如此，南水还为十余年入不敷出的密云水库解了渴。到去年年底，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20亿立方米，创本世纪新高。
南水和本地水源在密云水库交融在一起，今天的北京人可能很难再算清每天要喝多少密云水库的水了。这座北京人最亲切的“大水缸”。蓄水半个多世纪，滋润了几代北京人的生活。60年前兴建密云水库的故事，听起来已经有些久远，却依然让我们饮水思源。
周总理踏勘坝址
1958年6月23日，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和水利电力部联合撰写的《关于修建密云水库的请示》，递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请示》写道，京津两市用水情况十分紧张，水源不足已经成为京津两市今后进行工业建设的严重障碍。虽然官厅水库已于1954年竣工，但是随着京津两地工农业和城市的发展，仅靠官厅水库供水显得十分吃力。因此，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和水利电力部上书中央，请求在密云县修建水库。
虽然《请示》着重强调了京津地区用水困难的问题，但兴建密云水库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防灾。
流经北京东部的潮白河，上游是潮河和白河。潮、白两河上游山势陡峭，落差大，水流湍急，汹涌澎湃。据史书记载，“潮河”就是因其“水性猛，时作如潮”而得名的。潮、白两河在密云汇成潮白河后，由于河道平浅，又无堤防，常常泛滥成灾。
历史文献中，关于潮白河泛滥的记载比比皆是。白河主坝附近“溪翁庄”的名字就直接来源于水患记忆。据说，有一年洪水沿白河奔流而下，一个老翁眼看着女儿被洪水冲走，悲痛欲绝。从此，他伫立在山巅日夜呼唤女儿的名字，最终化作一块岩石。后人将他唤为“溪翁”，而山下这座小村庄便被称为溪翁庄。
不少上了年纪的密云人，都有一段关于洪水的记忆。1958年7月中旬，也就是密云水库动工之前的那个夏天，密云连降暴雨，九松山地区降水量高达280.5毫米，潮河最大流量达3140立方米/秒。洪水涌进密云县城，把四个城门都淹了，东门、南门里的积水有1米多深。潮河沿岸20多个村、2700多人被洪水围困。县委组织全县5万多人参加抢险救援工作，当时在密云县人民委员会任秘书的康克良就是其中之一。他记得在下游抢险时，一会儿漂下来一口肥猪，一会儿漂下来几件家具。60多年前，大家还不知道冲锋舟为何物。为了救灾，县里从颐和园借来不少游船。可是，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游船根本不够用。康克良和同事不得不用大笸箩当小船，把受灾群众运进县城。
为了防治潮白河水患，早在1929年，当时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就曾有过在潮白河上建水库的想法。据说，他们还勘察了4处坝址。不过，当时的中国战火频仍，政局不稳，建水库只能是纸上谈兵。直到新中国成立，修建水库才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新中国刚刚成立，水利和地质部门就开始着手规划潮白河上的水库。1953年，水利部钻探队先后在开封峪、溪翁庄、北碱厂等处进行了钻探；1957年，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提出了修建密云水库的规划方案。
据《密云水库志》记载，密云水库原计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不过，随着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全国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1958年初，十三陵水库开工。1958年3月，怀柔水库开工。早已在规划中的密云水库，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前上马了。
1958年6月26日，也就是《关于修建密云水库的请示》递交到中央的第三天，刚刚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完劳动的周恩来总理，不顾疲劳，驱车来到密云潮、白两河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
后来任密云水库工程总指挥的王宪在陪同总理考察的同志之列。他在文章中回忆，汽车开到南碱厂村，周总理大步走上潮河河滩。潮河河滩一会儿是一步一陷的沙滩，一会儿是凹凸不平的乱石堆，一会儿是又窄又险的小土桥。总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专心察看地形、地貌和潮河流向。来到规划中的潮河大坝位置，他坐在河滩的一根木头上，一边查看库区地图，一边同大家讨论方案。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副主任张光斗教授也在陪同人员之中。周总理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密云水库库容、淹没损失和大坝设计的问题，同时又了解了国外水库建设的情况。听完张光斗的介绍后，周总理说：“我们一定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思想，他们有的，我们要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今天没有，明天也要有。”
勘察完潮河，周总理一行人又驱车前往白河。那时，潮河和白河之间只有一条山间土路，狭窄崎岖，非常颠簸，还不时有小溪挡路。平时连马车走起来都费劲，更别提开车了。汽车行驶到白河河畔的溪翁庄时，突然天降大雨。总理认为下雨河水更加清澈，查看坝址更为真切。可是，河床上的鹅卵石被雨淋过后非常光滑，很容易滑倒。在大家的劝说下，周总理才同意等雨停后再考察。结束一天的考察返回北京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在密云水库修建的全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先后6次来到施工现场第一线。每当工程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以援手，为水库的修建铺平道路。
“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
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请示》前就已经开始了。1958年2月，北京市委向清华大学表示，希望清华大学水利系能够承担密云水库的设计。
能够结合实际生产任务“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对于学生来说当然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副主任张光斗却没敢马上应承下来。密云水库工程量大，设计复杂，清华水利系毕业生毕竟经验不足，初出茅庐就承担这么高难度的国家级大工程，他不太放心。
密云水库有潮河、白河两个主坝。考虑到潮河主坝地质条件较好，同时有溢洪道和泄洪隧洞，适宜锻炼师生，张光斗提出清华承担潮河主坝的设计任务，将比较复杂的白河主坝设计交给经验更加丰富的水利部北京设计院做。后来兜来转去，白河水库的设计任务也落到了清华水利系身上，张光斗也成了密云水库工程设计总负责人。
1958年4月8日，清华水利系毕业班的200多名同学集中到阶梯教室，北京市委农村部部长赵凡亲自来给他们作动员报告，承担“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水84班”同学坐在最前列。后来成为北京市水务局副总工程师的楼望俊，当时就是其中一员。令同学们没想到的是，周总理抽出会见西哈努克之前的一点时间，也来给大家鼓劲儿。至今，楼望俊都觉得是莫大的荣耀。
1958年7月中旬，张光斗代表清华水利系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密云水库潮河水库的设计。楼望俊告诉记者，这只是一个初步设计。施工开始后，设计人员要常驻工地第一线，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设计。不过，开工以后，密云水库的设计调整已经超出了技术范畴。这是包括张光斗在内所有设计人员都始料未及的。
众所周知，1958年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各行各业都处在敢想敢干、大放“卫星”，反保守、反“右倾”的状态中。清华水利系的学生也免不了被时代的大潮所感染，提出了一些不太切合实际的想法。
在设计过程中，有学生提出要把白河主坝做成“过水土坝”，从而取消几条造价昂贵的溢洪道，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成本。
密云水库高级工程师黄楠解释，一般的土坝不会让水超过坝顶，但“过水土坝”则不然，当水位超过坝顶时，可以漫过坝顶直接流到下游。如果建造“过水土坝”，为保护大坝而修建的溢洪道就不用建了，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将白河主坝修建成“过水土坝”，完全是纸上谈兵，实际上根本行不通。虽然说此前苏联曾经成功修建过“过水土坝”，但是白河并不具备修建这种坝的条件。
张光斗经过研究发现，如果将白河主坝修建为“过水土坝”，最大坝高将达到66.5米。水从66米高的地方溢流下来，最大流速将达到每秒30米以上。黄楠告诉记者，这样的水势对于下游的冲刷会非常严重，而且当时的土石坝不比现在的混凝土坝或橡胶坝，表面不可能十分平整，坝体在水势的巨大冲击下，肯定会造成冲刷破坏。大坝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张光斗顶住压力，坚决不同意修建“过水土坝”。
“过水土坝”插曲过去了，但张光斗没想到更加严重的挑战在后面。
正式开工
1958年9月1日，密云水库，潮河工地。
这一天，天清气朗，金风送爽。几万民工从河北省、北京市各区县，以班、排、连、营、团为建制，聚集到开工典礼大会现场。
参加大会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河北省副省长阮泊生等。齐燕铭代表国务院致辞，对全体建设者说：“参加修建密云水库的都是经过考验、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们，一定能够按期完成任务。”
会场上，红旗招展，歌声震天。人们雄心万丈，誓要完成“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目标。
按照《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要求，水库施工期拦洪度汛标准为百年一遇洪水，主、副坝相应拦洪高程为143米。
密云水库有潮河、白河两座主坝和5座副坝。也就是说，按照《标准》要求，1959年汛期之前，各个水坝的导流输水隧洞要建成，各主副坝都要修筑到143米的坝顶拦洪高程。在施工机械化程度相当低的1958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白河主坝坝顶长960.2米，宽8米，坝顶高程160米，填筑土石方1145.23万立方米。“这么大的工程量，就算以现在的技术水平也得干上三五年，而当年一年拦洪，两年就建成了，绝对是个奇迹。”60年后的今天，黄楠站在白河主坝上看着眼前的一潭碧水感慨道。
黄楠对记者说，密云水库的大坝虽然是土石坝，但坚固极了，没有工人们的拼搏奉献和技术人员的精益求精是不可能做到的。
工程总指挥王宪曾在文章中回忆，为了保证大坝的施工质量，他们专门成立了质量检查站，挑选三百多名质检人员在实验室和现场严格把关。工人们在土料中哪怕是发现一小块木片、一根小草也要主动捡出来。临近汛期时，质检人员发现已经垒好的坝体9米深处有一些地方没有夯实，指挥部毅然决定挖掉重修。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康克良，曾参与密云水库建设的全过程，对于当年的人和事至今记忆犹新。
康克良所在的密云支队是最先抵达施工现场的队伍之一。“1958年9月1日，在潮河工地九松山举行开工典礼，我9月3日就到了工地上，那时我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几天。”康克良回忆。
到了工地，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给密云支队的5000名工人盖宿舍。康克良说，所谓宿舍就是半地下的泥屋子。在地上挖一条一米多深的沟，两边做出土炕，中间是一条过道，四周打上土墙，顶上盖上棚子，再铺好油毡，工棚就盖得了。
每间宿舍能住三五十人，大家自己带席子、褥子。虽然每间宿舍都垒着一个大火炉子，但冬天根本不管用。1958年冬天，工地上的最低温度达零下25度，宿舍四壁漏风，艰苦至极。康克良记得，周口店支队的几个女孩子为了取暖，把烧热乎的砖头放在脚底下，一不小心引燃了柴草，还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火灾事故。
在参与施工的工人队伍中，密云支队以会打洞子（即钻隧道）著称。为了加快进度，密云水库现从怀柔水库工地调来1000名密云民工，专门打洞子。
“潮河隧洞248米、白河隧洞419米、走马庄隧洞137米……这些都是我们密云支队打的。”谈到当年做过的工程，康克良至今如数家珍。
打隧洞在各项工中，算技术工种，也是最艰苦的一项。打隧洞的程序是先爆破，再由工人用钻头钻，每人手里拿的风机钻就有60多斤重。虽然工地上给每个工人都配备了雨衣、雨鞋、口罩等防护用品，但是大家嫌麻烦，谁都不愿意戴。为了防尘，本来应该浇上水再打眼儿。“可是工人们嫌打水眼儿慢，全都打干眼儿。每个人下工的时候都跟小面人儿似的。”康克良感叹，当时大家太缺乏防护知识了，后来不少人得了尘肺病，50多岁就走了。
密云水库工地上，工人们的感人事迹数不胜数。据当年的《北京日报》报道，密云水库上曾经有一位“单臂英雄”李世喜。
李世喜是一名朝阳区的普通农民，他虽然身有残疾，但是参与工程建设从来不甘人后。1958年春，他主动报名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十三陵水库修完后，他又主动请缨，转战密云水库。在密云水库工地上，李世喜带领22名年轻人组成突击队，推车运土上坝。工地上千军万马，只有他一人是独臂推车。凭着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毅力，凭着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实践经验，李世喜一点儿不落后于其他健全的工友。开始他的小车一次只能装三四百斤土，后来他改装加大了小车的容量，一趟能装七八百斤土。可问题又来了，车子一沉，他的独臂不太好掌握平衡。于是，他把挂在肩膀上的带子加宽，减轻手扶重量，并在车子两侧各加三两个土筐，使重心下移。这样一来，小车既稳当又能装。突击队员们纷纷学习李世喜的经验改装小车，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一时间，“李世喜精神”传遍工地。他带领的青年突击队成了工地上的标兵。
由于当年施工机械化程度低，主要以人工为主，密云水库调集了京津冀三地28个区县的20万民工参加建设。正因为有无数“李世喜”式的工人无私奉献，密云水库才能创造“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奇迹。
周恩来总理时刻牵挂着劳动者们的生活和健康。王宪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说：“民工两班作业，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休息时间太少，你们要考虑改成三班制，这样才能有劳有逸，有利于安全生产，有益民工的健康。”接着他又问，民工工资发了没有，没发的赶快发到他们手里。冬天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民工们是否已经换上单衣了？民工们生了病，能不能及时治疗？民工多少天能看一次电影？鞋子破了有没有地方补？喜欢抽烟的人到哪里去买烟？有人要是有个头疼脑热，想吃点水果，或者伙房的饭不合口，想吃点儿面条怎么办？民工要给家里写信，到哪里去买邮票？
一国总理，竟然能为民工们考虑得这么细致入微，让王宪感到十分惭愧。在那个提倡大干苦干的年代，干部们往往只看到群众的热情，却忽略了对他们的关爱。
总理走后，工地上很快便从两班制改为三班制，民工们的生活补贴每人每月增加9元。密云水库总指挥部也成立了电影放映队，工休期间在各个支队轮流放电影。康克良说，当时可没少看电影，他记得看的第一个彩色片子是第一届全运会的纪录片。
导流廊道埋隐患
由于工期紧，任务重，密云水库和当时修建的许多水库一样是“边设计、边勘察、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因此，许多设计在施工中还有可能发生变化。白河主坝的设计，变化最大也最让张光斗揪心的当属导流廊道的变化。
在奔流的大河中央修建大坝，要先修建导流廊道将河水引走，这样工人才能在没有水的河道中施工。在修建白河主坝导流廊道时，张光斗提出可以将廊道放在山边的岩基上。廊道中只要用上足够的钢筋，再在前面建一座进水塔，以便水库蓄水时能及时关门，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张光斗的方案被总指挥部采纳了，但是不久出乱子了。一天傍晚，张光斗的助手吕应三告诉他，有学生提出导流廊道的钢筋没必要那么多。
那时候正值“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偏差，因为过分追求“快”和“省”，参与密云水库设计的清华学生中有人提出，总指挥部要求在1959年六七月间建好白河主坝，那时汛期还没有来临，白河水位不会太高，导流廊道不会受到洪水的巨大冲刷，所以没必要用那么多钢筋。抽掉廊道内的钢筋，可以节约一大笔资金。而且，大坝修好后，导流廊道就没有用了，用不着那么高的建设标准。
张光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如果大坝不能在1959年汛期之前完工，导流廊道将肩负起艰巨的泄洪任务，所以廊道需要有足够的钢筋支撑才能度过汛期。
那天晚上，张光斗与提出抽掉钢筋的学生一直辩论到凌晨4点，学生就是不服气。最后，张光斗只能拿出老师的权威拍了板——不同意抽掉钢筋。
当时，张光斗就感到“省钱派”不死心，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去三峡考察期间，他们竟然自作主张抽掉了导流廊道里的钢筋，而且还取消修建进水塔。
1958年12月，当张光斗从三峡考察回来，惊讶地发现设计中的进水塔并没有建。这时，他的助手吕应三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更要命的是导流廊道里的钢筋也被抽掉了。
张光斗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廊道抽掉钢筋，泄洪时会非常危险。
整整两天，他一言不发地在河边走来走去。吕应三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怕张光斗想不开跳河。
不过，张光斗不会跳河，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危局。当时，廊道里已经过水，施工人员无法进入廊道内补钢筋。当务之急是先搞清楚，廊道安全泄洪的最高水位是多少，怎么才能加固进水口的门槽。
张光斗找来几位经验丰富、学术作风严谨的教师，经过两天测算，估算出廊道安全泄洪的最高水位为130米高程。也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水位，就可以保证安全，但如何加固进水口门槽，大家还是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工程总指挥王宪也得知了此事。他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关系到密云水库能否安全拦洪度汛的大问题。王宪立即请来几位苏联专家帮忙一起想办法，可是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苏联专家也提不出可行的方案。能做到的就是千方百计补建进水塔，在水流小的时候请工人在水中加固进水口门槽，并在来年汛期，保证水库水位不超过130米。
1959年1月，周恩来总理第5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视察中听说了廊道被抽掉钢筋的事情。他找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和总指挥王宪强调了三点：第一、施工期间，请张光斗先生常驻工地，随时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第二、技术上要尊重张先生的意见，不得勉强张先生做他不同意的事；第三、密云水库的重要设计图纸必须经张光斗审查签字才有效，否则一律无效。
在这之后，张光斗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密云水库工程设计总负责人。在周恩来总理的坚决支持下，张光斗摆脱了不必要的干扰，密云水库的建设质量得到了保证。
然而，被抽掉钢筋的导流廊道，果然不出张光斗所料，在1959年汛期给刚刚筑起的白河主坝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最危险的时刻
熟悉北京气候的人都知道，北京地区的雨都集中在七八两个月。也就是说，6月底密云水库的几个主坝和副坝就要迎来汛期的考验。“一年拦洪，两年建成”，意味着满打满算，工程只有10个月时间。
要想实现“一年拦洪”，不但要将两座主坝、五座副坝筑到规定高程，还要凿通两条隧道，修建一处溢洪道，并在入汛前将5万多名库区居民迁出库外。这样大的工程量，在短短10个月时间完成，简直不可想象。
所有曾经参与密云水库建设的人都说，密云水库能顺利完成“一年拦洪”绝对是“人使劲，天帮忙”。1959年7月，除了月初有一场较大降雨外，一直艳阳高照。这为工程人员们争取到了宝贵的一个月时间。1959年7月间，大坝终于修到了143米的拦洪高程。
那年大雨虽然来得晚，但是终究还是来了。8月4日起一连几个昼夜，北京地区乌云密布，普降大雨，潮、白两河上游洪水奔流而下，库区水位猛涨。一时间，天连水、水连天。
各个主坝和副坝虽然已经修到了143米高程，但是能不能拦住奔流而下的洪水？未完成的水库各项建筑物，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总指挥焦灼地注视着刚刚建起的大坝。
白河主坝坝坡很快出现了险情。当时，坝坡还没来得及做任何防护，光秃秃的坝面经受着大水的冲刷，大坝顶面和砂石坝被砸出许多深沟。眼看着夯实的砂石坝体，如泥石流一般随水下泄，工程技术人员心急如焚。
为了保护白河主坝，几万名民工不分昼夜地垒石阶、堆畦梗，手持绑着大石块的荆笆，日夜守护在坝坡上。那几天，1000米长的坡面上坐满了民工。他们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保护着白河主坝。
大雨一连几天下个不停。张光斗最担心的、被抽掉钢筋的导流廊道果然出现了险情。
当时，导流廊道的泄洪量已达到240立方米/秒，超过设计最大过水能力近100立方米/秒。廊道出口的静水池被完全冲毁，尾渠两岸崩塌，水流产生漩涡，出口处被冲出了一个大深坑。随着洪水倾泻而下，大坑不断扩展，很快便扩大到大坝脚下，眼看着坝脚的砂石被卷到了漩涡中。
千钧一发之际，宝坻支队副政委刘智礼纵身一跃跳入急流。就在大家呼喊着“救人”时，刘智礼从水中钻了出来，他挥动手臂指挥民工，向他指示的方位投大石头。幸亏他及时找到了关键位置，大坑才没有继续扩大，大坝转危为安。
大家刚刚松了一口气，只听张光斗大喊：“你们快听！”几位技术人员跑到廊道出口一听，廊道里发出一阵阵轰击声，断断续续犹如雷鸣。张光斗神色紧张，头上冒出冷汗。单凭声音他就判断出，这是廊道即将崩毁的征兆。
技术人员们大惊失色。大家都知道廊道一旦崩毁，大坝就会决口。几亿立方米的大水倾泻而出，对于潮白河下游的人民群众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按预先估算的那样，保证白河主坝的水位不超过130米高程，从而减轻廊道的泄洪压力。可是雨一直在下，库区水位节节攀升，怎么才能控制水位呢？张光斗大胆地提出，把走马庄副坝扒开一个缺口——泄洪。
8月8日，大雨已经下了4天，云块停滞在北京上空，丝毫没有消散的趋势。正在庐山开会的周总理，一直惦记着密云水库大坝，几次来电话嘱咐指挥部，务必竭尽全力保住大坝，绝不能让下游人民蒙受损失。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北京市委农村部部长赵凡和密云水库工程总指挥王宪来到现场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大雨如注，坐在会议室的人，个个神情紧张。
张光斗提出扒开走马庄副坝泄洪的想法，王宪不同意。毕竟，几十万工程技术人员奋战了一年才建好的大坝，就这样扒开，谁都会心疼。张光斗在自传《我的人生之路》中写道：“王宪同志坚决不同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水库安全，又必须这么做。”焦灼时刻，钱正英拍板：“周总理说过，技术上要听张光斗的，扒开走马庄副坝！”
当时已是8月9日凌晨1点半，时不我待。赵凡将工程师高振奎等人叫到指挥部指示：“集合人！挖开走马庄副坝泄洪！在泄洪道左右筑堤保护村庄！”
一声令下，驻扎在白河工地的1万名解放军和几万名民工立即集结到走马庄副坝前，楼望俊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告诉记者，走马庄副坝下面正对着溪翁庄和金叵罗两个村庄，按计划从走马庄副坝泄出的洪水，将从这两村中间通过。为了保护两村，指挥部派出十万民工在村边修筑起防护堤。两条防护堤长达10公里，四五米高，左边保护着金叵罗，右边守护着溪翁庄，确保两村村民万无一失。
另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扒开走马庄副坝，则交给了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扒副坝不能用爆破，解放军们只能用小镐一层一层地挖。
到了10日凌晨5点半，走马庄副坝终于被扒出一道100余米长，十来米深的缺口。这个缺口虽然不大，但是已经达到了泄洪要求。库水自缺口溢出，一下子缓解了白河主坝的压力，导流廊道泄洪也减弱了。
楼望俊对记者感叹，真是“人使劲，天帮忙”。就在这时，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雨突然停了，云开日出，雨过天晴，水也不涨了，白河主坝和导流廊道安全了。此后一直到汛期结束，北京地区一直艳阳高照，密云水库成功度过了汛期。
到1959年8月，20万建设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修成了拦洪大坝，完成土石方2528万立方米，占工程总量的70%左右。白河和潮河两座主坝以及其他5个副坝，先后达到或超过拦洪高程。密云水库的拦洪成功，不仅免除了下游洪灾，而且大大减轻了涝灾。
1959年9月1日，20余万建设者在密云水库工地上，举行了庆祝拦洪胜利大会。主席台设在白河主坝坝顶，北面是碧波万顷的库区，南面是一片旗林人海。“一年拦洪”的目标实现了。
毛主席来了
1959年9月8日，正在工地指挥部值班的王宪接到北京市委的电话，毛主席要来水库视察。
听到这个消息，王宪喜出望外。他跟水库的几个领导同志碰了一下头，便开始部署迎接主席的准备工作。说是做准备，其实很简单，不过是组织人搞搞卫生，清理一下工地。
王宪他们几个负责人，每天在工地土里来泥里去，经常几个昼夜不合眼，很少换衣服理发。一听主席要来，他们又是洗脸，又是理发、刮胡子。王宪自己也找出一身干净衣服换上。
1959年9月9日傍晚，主席专列沿着运送沙砾料的铁路，开到工地第一线。第二天9点，毛主席缓步走下专列，向大家挥手，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好！”在场的人们激动万分。
毛泽东主席在王宪等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水库指挥部。王宪向毛主席介绍了密云水库施工建设和建成后对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作用。最后，他自豪地说：“建设这么大的水库，国外需要七八年，而我们自己施工，一年拦洪蓄水，两年就可以全部完工，质量完全有保证。”
主席听完频频点头，赞许地说：“中国人民就应该有这样一股志气，不信神、不怕鬼，打仗要这样，搞建设也要这样。”
为了安全起见，指挥部并没有告诉库区工作人员毛主席要来视察。不过，毛主席来到水库工地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成千上万的民工、干部、解放军战士涌上大坝，掌声、欢呼声如潮水一般此起彼伏。
10点多，毛主席登上指挥部事先准备好的大木船，泛舟水面，两岸群山清晰可见。主席看着山上的长城烽火台说：“他们的长城修得再牢固，也不能挽救因腐败而覆灭的命运。我们就聪明多了，不再搬石头修长城，而是修水库、搞建设，造福子孙。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当大木船行驶到潮河大坝和九松山副坝中间的水面上时，牵引大木船的机船停了下来。面对青山绿水，主席兴致大好，决定畅游密云水库。当时，时节已过白露，库区里的水温只有25摄氏度上下。主席一会儿潜身水下，一会儿挥臂划水，一会儿惬意地躺在水面，潇洒至极，丝毫看不出他已经是一位66岁的老人。
库区移民
1960年9月，密云水库全部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20万建设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成了可蓄水43亿立方米、土石方工程量3000多万立方米的大型水库，不仅解决了防洪防涝、发展农田灌溉事业的问题，并且基本解决了困扰北京城区多年的缺水之苦。
当然，密云水库是在“大跃进”运动高潮中兴建的，它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后来所作的总结颇值得重视：“密云水库搞得太快，负担太重，三年建成急了一些。水库容量大，迁移人口多，淹地多，因此计划施工时间应该长一些，慎重一些。”
“迁移人口”，也就是库区移民，是周恩来总理对密云水库一直牵挂的一大问题。也正如总理在总结中所说的，库区移民问题，在密云水库建成后数年才得到解决。
1959年5月，正是密云水库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再一次到工地视察。当他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时说：“你们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修密云水库有5万多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5万多人做了什么安排没有？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呀，是一条腿走路。”他问密云县委书记闫振峰：“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
密云水库库区淹没耕地16.9万亩，加上筑路、修渠、移民建房和料场取土，共占用耕地24万亩，相当于全县耕地的三分之一。昔日密云县的三大平原，一下子被占掉两个。
密云水库155米水位高程以下的65个村、11510户、55309人要迁走，5万多间房要拆除，还有1000多万棵树要砍伐。这些任务都要在1959年入汛之前完成。密云县专门抽调一名县委副书记和30多名局长负责移民安置工作。当年陪副县长李广田搞过移民安置工作的康克良感慨道：“也就是那时候人觉悟高，思想单纯。”
库区移民大部分被安置在密云城关、高岭、东田各庄、西田各庄、塘子等5个公社的84个村。各安置村的干部逐户动员，让大家腾房、搭炕、准备好生活用品，欢迎库区移民。西田各庄公社统军庄大队支书家有11间大瓦房，他主动腾出8间给移民住。在干部的带动下，两天内全公社共腾出2.8万余间房。
可是，移民工作不是算算术。一家房两家住，一村地两村种，移民和安置地原有村民都有事实上的困难。原来住在南石骆驼村的任文志，本有八九间房、30亩地，迁到石马峪村后只能暂住在别人的一间房里，地也只有几分。
两个陌生的家庭突然住在同一屋檐下，难免马勺碰锅沿，队干部没少帮忙调解。可用康克良的话说：“不盖房，调解不了！”
当时，水电部对移民补偿核定为3943万元。1959年先按每个移民150元标准，共给1043万元。后来，水电部和北京市又陆续给了3000万元。可是，为那么多移民盖安置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1961年前后，雨量不多，库区水位不高，库内可以耕种的土地不少，不少农民返回库区，搭起窝棚，又种上了地。
1961年3月间，市委连续三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密云水库移民安置的问题。大会肯定了“密云县人民对水库修建出了很大力量，承担了很大牺牲。”同时强调，“不完成移民安置工作，水库的建设就没有完成。”
市委和水库建设指挥部为此调集6000名建筑工人、1500名技术工人、上万立方米木材。1963年底，第一批计划修建的3.4万间住房终于建成，库区移民终于有了新家。
其实，直到60年后的今天，水库移民仍然在为水库作着贡献。
溪翁庄走马庄村的万明泉是水库移民二代。60年前，他的父亲万景林随全村迁到溪翁庄。上世纪80年代，万明泉和父亲一起，在水库上做起了网箱养鱼。那时候，他年收入能到两三万。刚刚20出头的万明泉，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眼瞅着小日子越来越好，不想2002年北京市政府为了保护首都饮用水水源，决定取消密云水库内的网箱养鱼。
万明泉一下子犯了愁，不养鱼一家人怎么生活？2003年时，密云水库蓄水量不足10亿立方米，库区有不少土地裸露出来。万明泉是个头脑活泛的人，他一眼看出了其中的商机——这就是天然的“牛场”啊。于是，万明泉买了30头肉牛，重新走上创业路。他的牛平均每头能卖1万多元。到2013年，他家有80多头牛，一年能挣十来万。
2015年，随着南水北调补充密云水库，原先裸露的库区慢慢都开始有了水。“天然牧场”岌岌可危。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水库水质清洁，密云实行了更加严格的保水措施，不仅要保护库区里的水，还要保护周边环境。2016年，密云清退了小养殖场，43个村全面禁养畜禽。万明泉又一次在清退之列。为了水库的清洁，万明泉又一次作出了牺牲。他卖掉最后一批牛，告别了自己亲手盖起的牛棚。
如今，万明泉参加了政府组建的“保水队”，专门做保护水源的工作。
60年，一家两代，为密云水库一次又一次做出牺牲。在密云，这样的移民家庭数不胜数，是他们守护了密云水库的青山绿水，也为首都奉献了一片净水。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千里而来的长江水缓解了北京的干渴，密云水库得以休养生息，蓄水量持续回升。这也使得首都水资源战略储备逐步增加。
三年多来，长江水千里驰援，担负起城区七成饮用水的供水任务。密云水库管理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19日，水库蓄水量为20.003亿立方米，水位达144.78米。而2015年11月23日，水库蓄水量仅为10.012亿立方米，水位135.36米。与南水进京前相比，蓄水量翻了一番多。
作为北京最大的地表水源地，密云水库蓄水量的稳定增长，为首都供水保障筑起一道安全线。
今年是密云水库动工兴建60周年。60年前，京北密云群山间，潮河、白河河谷中，几十万民工喊着号子，用人力堆砌拦河大坝。仅仅两年时间，大坝全部落成，燕山群岭间高峡出平湖，密云水库漾起万顷碧波。
60年来，密云水库与北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曾经，北京人每喝三杯水，就有两杯来自密云水库。
2014年年底，南水北调工程竣工通水，南水成了北京的主力水源。非但如此，南水还为十余年入不敷出的密云水库解了渴。到去年年底，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20亿立方米，创本世纪新高。
南水和本地水源在密云水库交融在一起，今天的北京人可能很难再算清每天要喝多少密云水库的水了。这座北京人最亲切的“大水缸”。蓄水半个多世纪，滋润了几代北京人的生活。60年前兴建密云水库的故事，听起来已经有些久远，却依然让我们饮水思源。
周总理踏勘坝址
1958年6月23日，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和水利电力部联合撰写的《关于修建密云水库的请示》，递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请示》写道，京津两市用水情况十分紧张，水源不足已经成为京津两市今后进行工业建设的严重障碍。虽然官厅水库已于1954年竣工，但是随着京津两地工农业和城市的发展，仅靠官厅水库供水显得十分吃力。因此，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和水利电力部上书中央，请求在密云县修建水库。
虽然《请示》着重强调了京津地区用水困难的问题，但兴建密云水库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防灾。
流经北京东部的潮白河，上游是潮河和白河。潮、白两河上游山势陡峭，落差大，水流湍急，汹涌澎湃。据史书记载，“潮河”就是因其“水性猛，时作如潮”而得名的。潮、白两河在密云汇成潮白河后，由于河道平浅，又无堤防，常常泛滥成灾。
历史文献中，关于潮白河泛滥的记载比比皆是。白河主坝附近“溪翁庄”的名字就直接来源于水患记忆。据说，有一年洪水沿白河奔流而下，一个老翁眼看着女儿被洪水冲走，悲痛欲绝。从此，他伫立在山巅日夜呼唤女儿的名字，最终化作一块岩石。后人将他唤为“溪翁”，而山下这座小村庄便被称为溪翁庄。
不少上了年纪的密云人，都有一段关于洪水的记忆。1958年7月中旬，也就是密云水库动工之前的那个夏天，密云连降暴雨，九松山地区降水量高达280.5毫米，潮河最大流量达3140立方米/秒。洪水涌进密云县城，把四个城门都淹了，东门、南门里的积水有1米多深。潮河沿岸20多个村、2700多人被洪水围困。县委组织全县5万多人参加抢险救援工作，当时在密云县人民委员会任秘书的康克良就是其中之一。他记得在下游抢险时，一会儿漂下来一口肥猪，一会儿漂下来几件家具。60多年前，大家还不知道冲锋舟为何物。为了救灾，县里从颐和园借来不少游船。可是，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游船根本不够用。康克良和同事不得不用大笸箩当小船，把受灾群众运进县城。
为了防治潮白河水患，早在1929年，当时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就曾有过在潮白河上建水库的想法。据说，他们还勘察了4处坝址。不过，当时的中国战火频仍，政局不稳，建水库只能是纸上谈兵。直到新中国成立，修建水库才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新中国刚刚成立，水利和地质部门就开始着手规划潮白河上的水库。1953年，水利部钻探队先后在开封峪、溪翁庄、北碱厂等处进行了钻探；1957年，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提出了修建密云水库的规划方案。
据《密云水库志》记载，密云水库原计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不过，随着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全国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1958年初，十三陵水库开工。1958年3月，怀柔水库开工。早已在规划中的密云水库，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前上马了。
1958年6月26日，也就是《关于修建密云水库的请示》递交到中央的第三天，刚刚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完劳动的周恩来总理，不顾疲劳，驱车来到密云潮、白两河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
后来任密云水库工程总指挥的王宪在陪同总理考察的同志之列。他在文章中回忆，汽车开到南碱厂村，周总理大步走上潮河河滩。潮河河滩一会儿是一步一陷的沙滩，一会儿是凹凸不平的乱石堆，一会儿是又窄又险的小土桥。总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专心察看地形、地貌和潮河流向。来到规划中的潮河大坝位置，他坐在河滩的一根木头上，一边查看库区地图，一边同大家讨论方案。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副主任张光斗教授也在陪同人员之中。周总理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密云水库库容、淹没损失和大坝设计的问题，同时又了解了国外水库建设的情况。听完张光斗的介绍后，周总理说：“我们一定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思想，他们有的，我们要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今天没有，明天也要有。”
勘察完潮河，周总理一行人又驱车前往白河。那时，潮河和白河之间只有一条山间土路，狭窄崎岖，非常颠簸，还不时有小溪挡路。平时连马车走起来都费劲，更别提开车了。汽车行驶到白河河畔的溪翁庄时，突然天降大雨。总理认为下雨河水更加清澈，查看坝址更为真切。可是，河床上的鹅卵石被雨淋过后非常光滑，很容易滑倒。在大家的劝说下，周总理才同意等雨停后再考察。结束一天的考察返回北京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在密云水库修建的全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先后6次来到施工现场第一线。每当工程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以援手，为水库的修建铺平道路。
“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
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请示》前就已经开始了。1958年2月，北京市委向清华大学表示，希望清华大学水利系能够承担密云水库的设计。
能够结合实际生产任务“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对于学生来说当然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副主任张光斗却没敢马上应承下来。密云水库工程量大，设计复杂，清华水利系毕业生毕竟经验不足，初出茅庐就承担这么高难度的国家级大工程，他不太放心。
密云水库有潮河、白河两个主坝。考虑到潮河主坝地质条件较好，同时有溢洪道和泄洪隧洞，适宜锻炼师生，张光斗提出清华承担潮河主坝的设计任务，将比较复杂的白河主坝设计交给经验更加丰富的水利部北京设计院做。后来兜来转去，白河水库的设计任务也落到了清华水利系身上，张光斗也成了密云水库工程设计总负责人。
1958年4月8日，清华水利系毕业班的200多名同学集中到阶梯教室，北京市委农村部部长赵凡亲自来给他们作动员报告，承担“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水84班”同学坐在最前列。后来成为北京市水务局副总工程师的楼望俊，当时就是其中一员。令同学们没想到的是，周总理抽出会见西哈努克之前的一点时间，也来给大家鼓劲儿。至今，楼望俊都觉得是莫大的荣耀。
1958年7月中旬，张光斗代表清华水利系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密云水库潮河水库的设计。楼望俊告诉记者，这只是一个初步设计。施工开始后，设计人员要常驻工地第一线，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设计。不过，开工以后，密云水库的设计调整已经超出了技术范畴。这是包括张光斗在内所有设计人员都始料未及的。
众所周知，1958年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各行各业都处在敢想敢干、大放“卫星”，反保守、反“右倾”的状态中。清华水利系的学生也免不了被时代的大潮所感染，提出了一些不太切合实际的想法。
在设计过程中，有学生提出要把白河主坝做成“过水土坝”，从而取消几条造价昂贵的溢洪道，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成本。
密云水库高级工程师黄楠解释，一般的土坝不会让水超过坝顶，但“过水土坝”则不然，当水位超过坝顶时，可以漫过坝顶直接流到下游。如果建造“过水土坝”，为保护大坝而修建的溢洪道就不用建了，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将白河主坝修建成“过水土坝”，完全是纸上谈兵，实际上根本行不通。虽然说此前苏联曾经成功修建过“过水土坝”，但是白河并不具备修建这种坝的条件。
张光斗经过研究发现，如果将白河主坝修建为“过水土坝”，最大坝高将达到66.5米。水从66米高的地方溢流下来，最大流速将达到每秒30米以上。黄楠告诉记者，这样的水势对于下游的冲刷会非常严重，而且当时的土石坝不比现在的混凝土坝或橡胶坝，表面不可能十分平整，坝体在水势的巨大冲击下，肯定会造成冲刷破坏。大坝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张光斗顶住压力，坚决不同意修建“过水土坝”。
“过水土坝”插曲过去了，但张光斗没想到更加严重的挑战在后面。
正式开工
1958年9月1日，密云水库，潮河工地。
这一天，天清气朗，金风送爽。几万民工从河北省、北京市各区县，以班、排、连、营、团为建制，聚集到开工典礼大会现场。
参加大会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河北省副省长阮泊生等。齐燕铭代表国务院致辞，对全体建设者说：“参加修建密云水库的都是经过考验、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们，一定能够按期完成任务。”
会场上，红旗招展，歌声震天。人们雄心万丈，誓要完成“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目标。
按照《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要求，水库施工期拦洪度汛标准为百年一遇洪水，主、副坝相应拦洪高程为143米。
密云水库有潮河、白河两座主坝和5座副坝。也就是说，按照《标准》要求，1959年汛期之前，各个水坝的导流输水隧洞要建成，各主副坝都要修筑到143米的坝顶拦洪高程。在施工机械化程度相当低的1958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白河主坝坝顶长960.2米，宽8米，坝顶高程160米，填筑土石方1145.23万立方米。“这么大的工程量，就算以现在的技术水平也得干上三五年，而当年一年拦洪，两年就建成了，绝对是个奇迹。”60年后的今天，黄楠站在白河主坝上看着眼前的一潭碧水感慨道。
黄楠对记者说，密云水库的大坝虽然是土石坝，但坚固极了，没有工人们的拼搏奉献和技术人员的精益求精是不可能做到的。
工程总指挥王宪曾在文章中回忆，为了保证大坝的施工质量，他们专门成立了质量检查站，挑选三百多名质检人员在实验室和现场严格把关。工人们在土料中哪怕是发现一小块木片、一根小草也要主动捡出来。临近汛期时，质检人员发现已经垒好的坝体9米深处有一些地方没有夯实，指挥部毅然决定挖掉重修。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康克良，曾参与密云水库建设的全过程，对于当年的人和事至今记忆犹新。
康克良所在的密云支队是最先抵达施工现场的队伍之一。“1958年9月1日，在潮河工地九松山举行开工典礼，我9月3日就到了工地上，那时我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几天。”康克良回忆。
到了工地，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给密云支队的5000名工人盖宿舍。康克良说，所谓宿舍就是半地下的泥屋子。在地上挖一条一米多深的沟，两边做出土炕，中间是一条过道，四周打上土墙，顶上盖上棚子，再铺好油毡，工棚就盖得了。
每间宿舍能住三五十人，大家自己带席子、褥子。虽然每间宿舍都垒着一个大火炉子，但冬天根本不管用。1958年冬天，工地上的最低温度达零下25度，宿舍四壁漏风，艰苦至极。康克良记得，周口店支队的几个女孩子为了取暖，把烧热乎的砖头放在脚底下，一不小心引燃了柴草，还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火灾事故。
在参与施工的工人队伍中，密云支队以会打洞子（即钻隧道）著称。为了加快进度，密云水库现从怀柔水库工地调来1000名密云民工，专门打洞子。
“潮河隧洞248米、白河隧洞419米、走马庄隧洞137米……这些都是我们密云支队打的。”谈到当年做过的工程，康克良至今如数家珍。
打隧洞在各项工中，算技术工种，也是最艰苦的一项。打隧洞的程序是先爆破，再由工人用钻头钻，每人手里拿的风机钻就有60多斤重。虽然工地上给每个工人都配备了雨衣、雨鞋、口罩等防护用品，但是大家嫌麻烦，谁都不愿意戴。为了防尘，本来应该浇上水再打眼儿。“可是工人们嫌打水眼儿慢，全都打干眼儿。每个人下工的时候都跟小面人儿似的。”康克良感叹，当时大家太缺乏防护知识了，后来不少人得了尘肺病，50多岁就走了。
密云水库工地上，工人们的感人事迹数不胜数。据当年的《北京日报》报道，密云水库上曾经有一位“单臂英雄”李世喜。
李世喜是一名朝阳区的普通农民，他虽然身有残疾，但是参与工程建设从来不甘人后。1958年春，他主动报名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十三陵水库修完后，他又主动请缨，转战密云水库。在密云水库工地上，李世喜带领22名年轻人组成突击队，推车运土上坝。工地上千军万马，只有他一人是独臂推车。凭着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毅力，凭着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实践经验，李世喜一点儿不落后于其他健全的工友。开始他的小车一次只能装三四百斤土，后来他改装加大了小车的容量，一趟能装七八百斤土。可问题又来了，车子一沉，他的独臂不太好掌握平衡。于是，他把挂在肩膀上的带子加宽，减轻手扶重量，并在车子两侧各加三两个土筐，使重心下移。这样一来，小车既稳当又能装。突击队员们纷纷学习李世喜的经验改装小车，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一时间，“李世喜精神”传遍工地。他带领的青年突击队成了工地上的标兵。
由于当年施工机械化程度低，主要以人工为主，密云水库调集了京津冀三地28个区县的20万民工参加建设。正因为有无数“李世喜”式的工人无私奉献，密云水库才能创造“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奇迹。
周恩来总理时刻牵挂着劳动者们的生活和健康。王宪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说：“民工两班作业，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休息时间太少，你们要考虑改成三班制，这样才能有劳有逸，有利于安全生产，有益民工的健康。”接着他又问，民工工资发了没有，没发的赶快发到他们手里。冬天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民工们是否已经换上单衣了？民工们生了病，能不能及时治疗？民工多少天能看一次电影？鞋子破了有没有地方补？喜欢抽烟的人到哪里去买烟？有人要是有个头疼脑热，想吃点水果，或者伙房的饭不合口，想吃点儿面条怎么办？民工要给家里写信，到哪里去买邮票？
一国总理，竟然能为民工们考虑得这么细致入微，让王宪感到十分惭愧。在那个提倡大干苦干的年代，干部们往往只看到群众的热情，却忽略了对他们的关爱。
总理走后，工地上很快便从两班制改为三班制，民工们的生活补贴每人每月增加9元。密云水库总指挥部也成立了电影放映队，工休期间在各个支队轮流放电影。康克良说，当时可没少看电影，他记得看的第一个彩色片子是第一届全运会的纪录片。
导流廊道埋隐患
由于工期紧，任务重，密云水库和当时修建的许多水库一样是“边设计、边勘察、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因此，许多设计在施工中还有可能发生变化。白河主坝的设计，变化最大也最让张光斗揪心的当属导流廊道的变化。
在奔流的大河中央修建大坝，要先修建导流廊道将河水引走，这样工人才能在没有水的河道中施工。在修建白河主坝导流廊道时，张光斗提出可以将廊道放在山边的岩基上。廊道中只要用上足够的钢筋，再在前面建一座进水塔，以便水库蓄水时能及时关门，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张光斗的方案被总指挥部采纳了，但是不久出乱子了。一天傍晚，张光斗的助手吕应三告诉他，有学生提出导流廊道的钢筋没必要那么多。
那时候正值“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偏差，因为过分追求“快”和“省”，参与密云水库设计的清华学生中有人提出，总指挥部要求在1959年六七月间建好白河主坝，那时汛期还没有来临，白河水位不会太高，导流廊道不会受到洪水的巨大冲刷，所以没必要用那么多钢筋。抽掉廊道内的钢筋，可以节约一大笔资金。而且，大坝修好后，导流廊道就没有用了，用不着那么高的建设标准。
张光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如果大坝不能在1959年汛期之前完工，导流廊道将肩负起艰巨的泄洪任务，所以廊道需要有足够的钢筋支撑才能度过汛期。
那天晚上，张光斗与提出抽掉钢筋的学生一直辩论到凌晨4点，学生就是不服气。最后，张光斗只能拿出老师的权威拍了板——不同意抽掉钢筋。
当时，张光斗就感到“省钱派”不死心，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去三峡考察期间，他们竟然自作主张抽掉了导流廊道里的钢筋，而且还取消修建进水塔。
1958年12月，当张光斗从三峡考察回来，惊讶地发现设计中的进水塔并没有建。这时，他的助手吕应三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更要命的是导流廊道里的钢筋也被抽掉了。
张光斗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廊道抽掉钢筋，泄洪时会非常危险。
整整两天，他一言不发地在河边走来走去。吕应三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怕张光斗想不开跳河。
不过，张光斗不会跳河，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危局。当时，廊道里已经过水，施工人员无法进入廊道内补钢筋。当务之急是先搞清楚，廊道安全泄洪的最高水位是多少，怎么才能加固进水口的门槽。
张光斗找来几位经验丰富、学术作风严谨的教师，经过两天测算，估算出廊道安全泄洪的最高水位为130米高程。也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水位，就可以保证安全，但如何加固进水口门槽，大家还是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工程总指挥王宪也得知了此事。他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关系到密云水库能否安全拦洪度汛的大问题。王宪立即请来几位苏联专家帮忙一起想办法，可是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苏联专家也提不出可行的方案。能做到的就是千方百计补建进水塔，在水流小的时候请工人在水中加固进水口门槽，并在来年汛期，保证水库水位不超过130米。
1959年1月，周恩来总理第5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视察中听说了廊道被抽掉钢筋的事情。他找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和总指挥王宪强调了三点：第一、施工期间，请张光斗先生常驻工地，随时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第二、技术上要尊重张先生的意见，不得勉强张先生做他不同意的事；第三、密云水库的重要设计图纸必须经张光斗审查签字才有效，否则一律无效。
在这之后，张光斗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密云水库工程设计总负责人。在周恩来总理的坚决支持下，张光斗摆脱了不必要的干扰，密云水库的建设质量得到了保证。
然而，被抽掉钢筋的导流廊道，果然不出张光斗所料，在1959年汛期给刚刚筑起的白河主坝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最危险的时刻
熟悉北京气候的人都知道，北京地区的雨都集中在七八两个月。也就是说，6月底密云水库的几个主坝和副坝就要迎来汛期的考验。“一年拦洪，两年建成”，意味着满打满算，工程只有10个月时间。
要想实现“一年拦洪”，不但要将两座主坝、五座副坝筑到规定高程，还要凿通两条隧道，修建一处溢洪道，并在入汛前将5万多名库区居民迁出库外。这样大的工程量，在短短10个月时间完成，简直不可想象。
所有曾经参与密云水库建设的人都说，密云水库能顺利完成“一年拦洪”绝对是“人使劲，天帮忙”。1959年7月，除了月初有一场较大降雨外，一直艳阳高照。这为工程人员们争取到了宝贵的一个月时间。1959年7月间，大坝终于修到了143米的拦洪高程。
那年大雨虽然来得晚，但是终究还是来了。8月4日起一连几个昼夜，北京地区乌云密布，普降大雨，潮、白两河上游洪水奔流而下，库区水位猛涨。一时间，天连水、水连天。
各个主坝和副坝虽然已经修到了143米高程，但是能不能拦住奔流而下的洪水？未完成的水库各项建筑物，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总指挥焦灼地注视着刚刚建起的大坝。
白河主坝坝坡很快出现了险情。当时，坝坡还没来得及做任何防护，光秃秃的坝面经受着大水的冲刷，大坝顶面和砂石坝被砸出许多深沟。眼看着夯实的砂石坝体，如泥石流一般随水下泄，工程技术人员心急如焚。
为了保护白河主坝，几万名民工不分昼夜地垒石阶、堆畦梗，手持绑着大石块的荆笆，日夜守护在坝坡上。那几天，1000米长的坡面上坐满了民工。他们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保护着白河主坝。
大雨一连几天下个不停。张光斗最担心的、被抽掉钢筋的导流廊道果然出现了险情。
当时，导流廊道的泄洪量已达到240立方米/秒，超过设计最大过水能力近100立方米/秒。廊道出口的静水池被完全冲毁，尾渠两岸崩塌，水流产生漩涡，出口处被冲出了一个大深坑。随着洪水倾泻而下，大坑不断扩展，很快便扩大到大坝脚下，眼看着坝脚的砂石被卷到了漩涡中。
千钧一发之际，宝坻支队副政委刘智礼纵身一跃跳入急流。就在大家呼喊着“救人”时，刘智礼从水中钻了出来，他挥动手臂指挥民工，向他指示的方位投大石头。幸亏他及时找到了关键位置，大坑才没有继续扩大，大坝转危为安。
大家刚刚松了一口气，只听张光斗大喊：“你们快听！”几位技术人员跑到廊道出口一听，廊道里发出一阵阵轰击声，断断续续犹如雷鸣。张光斗神色紧张，头上冒出冷汗。单凭声音他就判断出，这是廊道即将崩毁的征兆。
技术人员们大惊失色。大家都知道廊道一旦崩毁，大坝就会决口。几亿立方米的大水倾泻而出，对于潮白河下游的人民群众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按预先估算的那样，保证白河主坝的水位不超过130米高程，从而减轻廊道的泄洪压力。可是雨一直在下，库区水位节节攀升，怎么才能控制水位呢？张光斗大胆地提出，把走马庄副坝扒开一个缺口——泄洪。
8月8日，大雨已经下了4天，云块停滞在北京上空，丝毫没有消散的趋势。正在庐山开会的周总理，一直惦记着密云水库大坝，几次来电话嘱咐指挥部，务必竭尽全力保住大坝，绝不能让下游人民蒙受损失。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北京市委农村部部长赵凡和密云水库工程总指挥王宪来到现场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大雨如注，坐在会议室的人，个个神情紧张。
张光斗提出扒开走马庄副坝泄洪的想法，王宪不同意。毕竟，几十万工程技术人员奋战了一年才建好的大坝，就这样扒开，谁都会心疼。张光斗在自传《我的人生之路》中写道：“王宪同志坚决不同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水库安全，又必须这么做。”焦灼时刻，钱正英拍板：“周总理说过，技术上要听张光斗的，扒开走马庄副坝！”
当时已是8月9日凌晨1点半，时不我待。赵凡将工程师高振奎等人叫到指挥部指示：“集合人！挖开走马庄副坝泄洪！在泄洪道左右筑堤保护村庄！”
一声令下，驻扎在白河工地的1万名解放军和几万名民工立即集结到走马庄副坝前，楼望俊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告诉记者，走马庄副坝下面正对着溪翁庄和金叵罗两个村庄，按计划从走马庄副坝泄出的洪水，将从这两村中间通过。为了保护两村，指挥部派出十万民工在村边修筑起防护堤。两条防护堤长达10公里，四五米高，左边保护着金叵罗，右边守护着溪翁庄，确保两村村民万无一失。
另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扒开走马庄副坝，则交给了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扒副坝不能用爆破，解放军们只能用小镐一层一层地挖。
到了10日凌晨5点半，走马庄副坝终于被扒出一道100余米长，十来米深的缺口。这个缺口虽然不大，但是已经达到了泄洪要求。库水自缺口溢出，一下子缓解了白河主坝的压力，导流廊道泄洪也减弱了。
楼望俊对记者感叹，真是“人使劲，天帮忙”。就在这时，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雨突然停了，云开日出，雨过天晴，水也不涨了，白河主坝和导流廊道安全了。此后一直到汛期结束，北京地区一直艳阳高照，密云水库成功度过了汛期。
到1959年8月，20万建设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修成了拦洪大坝，完成土石方2528万立方米，占工程总量的70%左右。白河和潮河两座主坝以及其他5个副坝，先后达到或超过拦洪高程。密云水库的拦洪成功，不仅免除了下游洪灾，而且大大减轻了涝灾。
1959年9月1日，20余万建设者在密云水库工地上，举行了庆祝拦洪胜利大会。主席台设在白河主坝坝顶，北面是碧波万顷的库区，南面是一片旗林人海。“一年拦洪”的目标实现了。
毛主席来了
1959年9月8日，正在工地指挥部值班的王宪接到北京市委的电话，毛主席要来水库视察。
听到这个消息，王宪喜出望外。他跟水库的几个领导同志碰了一下头，便开始部署迎接主席的准备工作。说是做准备，其实很简单，不过是组织人搞搞卫生，清理一下工地。
王宪他们几个负责人，每天在工地土里来泥里去，经常几个昼夜不合眼，很少换衣服理发。一听主席要来，他们又是洗脸，又是理发、刮胡子。王宪自己也找出一身干净衣服换上。
1959年9月9日傍晚，主席专列沿着运送沙砾料的铁路，开到工地第一线。第二天9点，毛主席缓步走下专列，向大家挥手，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好！”在场的人们激动万分。
毛泽东主席在王宪等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水库指挥部。王宪向毛主席介绍了密云水库施工建设和建成后对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作用。最后，他自豪地说：“建设这么大的水库，国外需要七八年，而我们自己施工，一年拦洪蓄水，两年就可以全部完工，质量完全有保证。”
主席听完频频点头，赞许地说：“中国人民就应该有这样一股志气，不信神、不怕鬼，打仗要这样，搞建设也要这样。”
为了安全起见，指挥部并没有告诉库区工作人员毛主席要来视察。不过，毛主席来到水库工地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成千上万的民工、干部、解放军战士涌上大坝，掌声、欢呼声如潮水一般此起彼伏。
10点多，毛主席登上指挥部事先准备好的大木船，泛舟水面，两岸群山清晰可见。主席看着山上的长城烽火台说：“他们的长城修得再牢固，也不能挽救因腐败而覆灭的命运。我们就聪明多了，不再搬石头修长城，而是修水库、搞建设，造福子孙。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当大木船行驶到潮河大坝和九松山副坝中间的水面上时，牵引大木船的机船停了下来。面对青山绿水，主席兴致大好，决定畅游密云水库。当时，时节已过白露，库区里的水温只有25摄氏度上下。主席一会儿潜身水下，一会儿挥臂划水，一会儿惬意地躺在水面，潇洒至极，丝毫看不出他已经是一位66岁的老人。
库区移民
1960年9月，密云水库全部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20万建设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成了可蓄水43亿立方米、土石方工程量3000多万立方米的大型水库，不仅解决了防洪防涝、发展农田灌溉事业的问题，并且基本解决了困扰北京城区多年的缺水之苦。
当然，密云水库是在“大跃进”运动高潮中兴建的，它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后来所作的总结颇值得重视：“密云水库搞得太快，负担太重，三年建成急了一些。水库容量大，迁移人口多，淹地多，因此计划施工时间应该长一些，慎重一些。”
“迁移人口”，也就是库区移民，是周恩来总理对密云水库一直牵挂的一大问题。也正如总理在总结中所说的，库区移民问题，在密云水库建成后数年才得到解决。
1959年5月，正是密云水库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再一次到工地视察。当他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时说：“你们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修密云水库有5万多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5万多人做了什么安排没有？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呀，是一条腿走路。”他问密云县委书记闫振峰：“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
密云水库库区淹没耕地16.9万亩，加上筑路、修渠、移民建房和料场取土，共占用耕地24万亩，相当于全县耕地的三分之一。昔日密云县的三大平原，一下子被占掉两个。
密云水库155米水位高程以下的65个村、11510户、55309人要迁走，5万多间房要拆除，还有1000多万棵树要砍伐。这些任务都要在1959年入汛之前完成。密云县专门抽调一名县委副书记和30多名局长负责移民安置工作。当年陪副县长李广田搞过移民安置工作的康克良感慨道：“也就是那时候人觉悟高，思想单纯。”
库区移民大部分被安置在密云城关、高岭、东田各庄、西田各庄、塘子等5个公社的84个村。各安置村的干部逐户动员，让大家腾房、搭炕、准备好生活用品，欢迎库区移民。西田各庄公社统军庄大队支书家有11间大瓦房，他主动腾出8间给移民住。在干部的带动下，两天内全公社共腾出2.8万余间房。
可是，移民工作不是算算术。一家房两家住，一村地两村种，移民和安置地原有村民都有事实上的困难。原来住在南石骆驼村的任文志，本有八九间房、30亩地，迁到石马峪村后只能暂住在别人的一间房里，地也只有几分。
两个陌生的家庭突然住在同一屋檐下，难免马勺碰锅沿，队干部没少帮忙调解。可用康克良的话说：“不盖房，调解不了！”
当时，水电部对移民补偿核定为3943万元。1959年先按每个移民150元标准，共给1043万元。后来，水电部和北京市又陆续给了3000万元。可是，为那么多移民盖安置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1961年前后，雨量不多，库区水位不高，库内可以耕种的土地不少，不少农民返回库区，搭起窝棚，又种上了地。
1961年3月间，市委连续三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密云水库移民安置的问题。大会肯定了“密云县人民对水库修建出了很大力量，承担了很大牺牲。”同时强调，“不完成移民安置工作，水库的建设就没有完成。”
市委和水库建设指挥部为此调集6000名建筑工人、1500名技术工人、上万立方米木材。1963年底，第一批计划修建的3.4万间住房终于建成，库区移民终于有了新家。
其实，直到60年后的今天，水库移民仍然在为水库作着贡献。
溪翁庄走马庄村的万明泉是水库移民二代。60年前，他的父亲万景林随全村迁到溪翁庄。上世纪80年代，万明泉和父亲一起，在水库上做起了网箱养鱼。那时候，他年收入能到两三万。刚刚20出头的万明泉，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眼瞅着小日子越来越好，不想2002年北京市政府为了保护首都饮用水水源，决定取消密云水库内的网箱养鱼。
万明泉一下子犯了愁，不养鱼一家人怎么生活？2003年时，密云水库蓄水量不足10亿立方米，库区有不少土地裸露出来。万明泉是个头脑活泛的人，他一眼看出了其中的商机——这就是天然的“牛场”啊。于是，万明泉买了30头肉牛，重新走上创业路。他的牛平均每头能卖1万多元。到2013年，他家有80多头牛，一年能挣十来万。
2015年，随着南水北调补充密云水库，原先裸露的库区慢慢都开始有了水。“天然牧场”岌岌可危。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水库水质清洁，密云实行了更加严格的保水措施，不仅要保护库区里的水，还要保护周边环境。2016年，密云清退了小养殖场，43个村全面禁养畜禽。万明泉又一次在清退之列。为了水库的清洁，万明泉又一次作出了牺牲。他卖掉最后一批牛，告别了自己亲手盖起的牛棚。
如今，万明泉参加了政府组建的“保水队”，专门做保护水源的工作。
60年，一家两代，为密云水库一次又一次做出牺牲。在密云，这样的移民家庭数不胜数，是他们守护了密云水库的青山绿水，也为首都奉献了一片净水。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千里而来的长江水缓解了北京的干渴，密云水库得以休养生息，蓄水量持续回升。这也使得首都水资源战略储备逐步增加。
三年多来，长江水千里驰援，担负起城区七成饮用水的供水任务。密云水库管理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19日，水库蓄水量为20.003亿立方米，水位达144.78米。而2015年11月23日，水库蓄水量仅为10.012亿立方米，水位135.36米。与南水进京前相比，蓄水量翻了一番多。
作为北京最大的地表水源地，密云水库蓄水量的稳定增长，为首都供水保障筑起一道安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