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门前的五四大街车水马龙。路南有条翠花胡同,南北向不长,靠南头,灰墙黑瓦的屋檐下,挂了一排红灯笼。门上,有块大木牌子,看了让人惊讶又好奇:悦宾,中国个体第一家。
“‘文革’的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全中国就没有私人的买卖了,连修鞋的、理发的,都成立了合作社。”远在昌平小汤山附近的一处四合院里,今年84岁的郭培基老人回忆。悦宾饭馆,就是38年前他和老伴刘桂仙一手创办的。
当年,他们是怎么想起开饭馆的?
“那时候我在北京饭店工作,是个厨师。休息的时候请同事来家里吃饭,都是我老伴做,大家都夸她做饭好吃。”郭培基回忆。“文革”后,叶剑英元帅家想请一位会做饭的保姆,北京饭店的同事就推荐了没有正式工作的刘桂仙。
有一天,叶帅的夫人曾宪植在家里请客吃饭,来了一群老太太,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朱德夫人康克清,还有李富春的夫人等等。她们聊天,说起最近去英国访问,英国有很多中餐馆,但做的饭都是西餐的味儿,大家没吃饱,回来要吃个饱饭。刘桂仙让大家大饱口福。
“小刘,你要是在英国开个饭馆,肯定火!”
“还去什么英国,在北京开也能火!”
“老太太们”鼓励小刘开餐馆,也并非一时兴起。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
那时,刘桂仙40多岁,家里有五个孩子,生活困难。老四老五还是待业青年。为了吃饱肚子,也为了解决孩子们就业,刘桂仙决定试一试。
克服重重困难,刘桂仙拿到了北京个体餐饮的第一张营业执照。1980年9月30日,悦宾饭馆开张了。吃饭的人排队排到了胡同口,一顿午饭的收入,就比郭培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走进悦宾饭馆,桌子10来张,白色的桌布上铺着一次性塑料布,前台醒目的放着老算盘。墙上一幅字,写着“尝尝看”,没有落款。菜单没有照片,五丝桶、蒜泥肘子、面筋塌白菜……还和30多年前一样。一切都显得与时代脱节,又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客人少的时候,郭诚走出厨房,和记者聊起了天。
郭诚是郭培基的长孙,今年34岁,从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餐饮经营与管理专业毕业后,进了一家快餐企业,任店经理。如果不是因为奶奶去世,他不会回悦宾。
“从小奶奶就让我学炒菜,我就不学。”从小叛逆的郭诚说,“在我印象里,除了除夕,一年我就能和我爸一起吃一顿饭,他整天都在店里,起早贪黑。这活儿忒累了。”
三年前,奶奶去世了,郭诚也学会了炒菜。“奶奶临走时,谁也不找,就等着要看我。”郭诚说。作为郭家唯一的孙子,自己责无旁贷。“我从小在这长大,这就是我家。因为这个饭馆,爷爷奶奶过上了好日子,我爸我姑我叔结婚的时候都买了房,我们这一辈大部分都出国留学了。现在,老一辈干不动了,我得回来。”
在现代化的餐饮企业工作过,回到悦宾,郭诚一度非常纠结。“我知道悦宾意识落后,管理落后。但有时候,这也是我们的特色。比如大家都做外卖,但我们家的菜,现吃一个味儿,打包回去,味儿就变了,不适合做外卖。”郭诚说。又比如,现代化的餐饮企业对员工管理非常严格,悦宾简直谈不上管理,拿员工当家人,所以员工忠诚度很高。
慢慢地,郭诚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我们家就不是生意人,是手艺人,只要把菜抓住了、做好了,悦宾就能一直做下去。“悦宾回头客特别多,有的人七八年才来一次,但他会说,‘味道没变,还能找到当初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高的赞美。”
有时,坚持不变比改变更加辛苦。但这就是历史赋予悦宾的责任。“这是一份关于改革开放的记忆,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坚持,把它呵护好。”郭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