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宽敞明亮、四卧两厅、一厨两卫的新家，十多年来，常常和儿孙们回忆起我家住房的变迁，其时，还会有一种莫名的幸福和感激之情。
我已经76岁。1947年前后4、5岁刚记事的时候，和父母、哥哥住在一间草蓬子里，蓬草四周触地，压上泥土。下雨时满蓬漏水，风雪天“贼雪”铺地。夏天蓬内闷热潮湿、蚊蝇乱飞，我们身上长满红疹，时常又吐又泻；冬天则寒气袭人，盆里的水都结了冰。晚上睡觉前，穿着破衣烂衫、懂事的哥哥总是先钻进破被，给父母和我暖暖被窝，但我们躺进去时却谁也不敢接触谁，因为各自的脚都冰凉冰凉，碰到谁都会受不了。我的爷爷给地主家喂牛，就睡在那间牛棚里。我到爷爷床边看他时，曾两次踩到牛粪上，又脏又滑，差一点摔倒。
解放后分得地主两间草房，也是四壁透风。单层的土坯墙经不起狂风暴雨的吹淋冲刷，我家搬进去时，迎风的墙壁只剩下半块土坯厚，又无钱无力修缮。风雨之夜，电闪雷鸣。房架吱吱作响，草屋随时可能坍塌。我和母亲哪敢入睡，只好就着小油灯，在昏黄摇曳的灯光下，已是中学生的我，匍匐在地铺上，给母亲读赵立波的《暴风骤雨》。母亲心不在焉，似懂非懂。母子相偎，熬到天明。那时，语文课刚讲过的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在我的脑际反复闪现，多么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1961年我被医科大学录取，住进了整齐的平房。其每间放8张上下铺，住15、6人，每排房有8个房间。这条件我觉得像一步登了天。我们一个年级500多人住5排这样的大房子。各排房的尽头设有共用洗漱间，同学们夏天常在里面冲澡；旱厕所更远一些。因为这5 排灰墙灰瓦的男女学员宿舍几乎一模一样，距离女宿舍最近的一排男宿舍曾发生过深更半夜、睡眼惺忪的某位男同学误入女宿舍的荒唐事。三年级虽然搬上了楼房，但仍是数十人一间抽水马桶并洗漱间。
1967年六年制大学毕业了。我与同级一位相互心仪的女同学喜结良缘，二人满怀喜悦到单位报到，没想到偌大的单位却腾不出一间斗室，只能让我们26、7岁的新婚夫妻各自暂住集体宿舍。每晚科室突出政治到九点多钟后，我们夫妻偶尔在篮球场商量点事情。这种夫妻间再正常不过的无奈之举，竟被一位30多岁还嫁不出去的女护士以“小资产阶级情调”告发给领导。幸亏当时也有比较理智的上级，他以一笑了之；心有不甘的护士又报告了另一位头头，再次遭到同样不屑。由于该积极分子仍不断无事生非，我们才得以知道上述过程。不过，还要感谢这位护士，他的反映使坏事变成了好事：领导很快设法给我们挤出一间房子，直到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们祖孙三代在此住了多年。现在的年轻人是否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谈。可在那个年代，此种事司空见惯。
1978至1983年，我先后晋升为主治医师和管理60张床位的心肾科副主任，有幸搬进面积稍大一些（共20平米）的“窑洞房”，即房顶为拱形的平房。狭窄的院子里私搭乱建、乱七八糟的小厨房，引得老鼠横行、苍蝇嗡嗡，孩子们用扑鼠笼子曾抓到过半斤多重的硕鼠。小院子10几户人家仅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大院里近百人只修了一座离住户很远的旱厕所，解手需要排队，夜间黑灯瞎火，小孩子不敢入厕，还发生过3岁女童掉进厕所的危险一幕。……
俱往矣！随着国家对科技人员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随着房改政策的逐步完善，随着医院建设的发展，我家与全国大多数科技人员和基层群众一样，住房条件不断改善：1984年住上了72平米的三室一厅，第一次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和浴室；1996年住房面积增加到110平米；2005年更买到了160多平米的经济适用房，客厅和餐厅更宽敞了。40岁的儿子也买了约120平米的经适房。我高兴地与他开玩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爸爸40岁才住上20平米的窑洞房，和你奶奶妈妈哥哥咱们三代人也不知是怎么住过来的。”
现在，和我的数百位老同事、同龄人时时漫步在绿树成荫、芳草萋萋、繁花似锦、曲径通幽的社区庭院内，安享晚年和天伦之乐，时常情不自禁地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此安居乐业，竟然只用30多年就几乎在全国范围变成了现实，这才是真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大家充满了获得感、幸福感。表示应知恩图报，教育并支持儿孙们心无旁骛，努力工作。都希望多活些年，亲眼看看两个一百年时祖国会是个什么样子！我甚至暗想，杜（甫）老夫子若在天有灵，也该多么欣慰和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