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高只有一米四几、视力只有0.01的我，在外人眼里，就是个盲人外加三等残废。为此，我曾经极度自卑过。痛苦过后，我也释然了：既然来到世上走一遭，那么自己的道路就必须走出精彩来。我偏要跟老天抗争一下：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也想试一试，别人取得的成绩，我也愿意努力去尝试。
我叫张骥良，今年64岁，出生不久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了，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1954年6月30日，北京市市立第三医院挂号室的职工张喜龙收养了我。于是，这一天也就成了我的生日。幼年时一次突如其来的高烧，让我的视力完全受损。诊断书上“视神经震颤”这个名词，意为着“视力将终身残疾”。
养父母不甘心我被人叫做瞎子，从小就提前让我认了很多生字。放学后，别的孩子外出踢球、跳皮筋，养父母说我眼神不好、也怕我受伤，只让我在窗前的书桌上看书写字。看书时，我只能把脸紧贴纸上，说是看字，更确切一点就是闻字。慢慢的，在书中，我找到了乐趣，写作上逐步取得的点滴成绩，也让我在知识的海洋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从那时候开始，看书、写作成了我最幸福的事情。
初中毕业后，我遭遇到了求职困难，因为视力问题四处碰壁。待业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用残余的视力，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并开始了诗歌的写作和投稿。
1974年12月26日，经过多方奔走，我进入到“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化工制药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身高1.47、体重103斤的我，每天需要搬运200-300箱36斤重的来苏水。一天下来，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回到家里，就跟泥一样瘫在了床上。但是我不敢喊累叫苦。因为，得到这一切已经很难，半途而废的话，今后可能连窝头都吃不上。那些日子，是图书让我找到了精神寄托，是诗歌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文学创作让我在艰难的岁月里一直泣血而行、含泪而歌。
1980年初春，已经学诗两年多的我，有幸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宫，加入到北京工人诗歌创作组。通过专业老师的辅导，我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也不断有各类作品出现在各大报纸和刊物上。
1980年10月2日结婚后，更加感受到了压力加动力的必须奋进。除了工厂那份微薄工资外，我必须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养好这个家、负担起一个男子汉应尽的职责。八十年代末期，由于企业不景气，工资收入逐年减少。生活的压力与面对的现实，让我远离了文学，成为一名适应市场需求的自由撰稿人。
从1986年开始，我经几位前辈介绍，结识了编辑李文达先生。在李先生的建议下，我利用自己和末代皇族成员很熟的关系，开始着手收集资料、进行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当我的作品《终结一个时代的人-溥仪传》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大家都认为不可思议。
正当沉浸在创作路上的欣慰时，一个晴天霹雳重重地落在了头上：1994年，因为单位经济效益不好，厂里大部分人员被分流下岗，我也名列其中：今后，靠啥吃饭啊？拿啥养活家里人啊？痛定思痛之后，我下定决心：要利用自己的专长，靠手中的这杆笔，靠着自己的这份喜欢，去写作、去挣钱、去养家糊口。下岗后，我成为了一位“打工记者。”干新闻这一行，本身就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我又是一个残疾人，我所有的同事都是健全人，又都具有高学历，我仅是文革时毕业的初中毕业生，压力可想而知。健全人用一分力，我只能用十分力，因为我们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不多出力行吗？
通过刻苦和努力，我先后采访过六七百位政坛人物、文体明星，相继有大量作品开始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三月风》、《解放军报》、《知音》、《中华儿女》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我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写作养家的目标。
在相继发表三百多首诗歌和一些小说、散文后，也更加坚定了我对文化的热爱和坚持。加入到北京市作家协会后，更感觉到了奋斗后的甘美。2015年，我的又一部文学作品《骥行天下》的签售仪式又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写作就是一个苦差事，怕苦怕累绝对不行。我家里那几本厚厚的剪报，全是这些年来靠着自己的写作，刊登出来的作品。
凭借已经发表的六百万字作品，我加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一名众人眼里的大作家，我却很清醒：写作的路上，必须不断积淀更加丰富的知识。时代在变迁，知识在更迭，不发奋努力不行啊。
因为盲障视力的原因，我必须每天握着钢笔，整个头伏在桌面，眼睛几乎定在稿纸上，才能凭借仅存的视力，一个字、一句话地把内心的澎湃，慢慢地、静静地写作在荣耀了我大半辈子的稿纸上。
文学是美的艺术，我愿意用自己的笔触写出撼动人心的更多美好作品，让这些文字陪伴更多人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我始终信奉这样一句话：你行我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