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机的记忆

2018-06-21 10:16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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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把子、拨号盘、数字按键,我经历过三个类型的电话机,每一种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小时候家在小山村,在刚记事的时候赶上了通电,和电一起到来的还有广播喇叭和电话机。

广播喇叭立在山尖儿上,每天早晚定时响起,而电话机却很神秘,藏在生产队保管员的房间里,小孩子是轻易看不到的。我只知道那是一个黑黑的小家伙,能和好远好远地方的人说话。

后来慢慢长大了,才知道电话机是怎么回事。按说,电话是通到大队级别的,我们小山村只是个生产队,但由于离大队远,才给照顾了一部电话。但这个电话只是串在大队的线上的,就像一条藤上结的瓜,除了我们生产队当然还有别的“瓜”,所以不管是来电话还是谁往外打电话,这一串上的电话机都响,于是便提前约定了“暗号”,即铃声响几下由谁来接。当然,往外拨的时候,也得区分出摇几下。这么金贵的东西,当然要妥善保管,除了队长、保管员,别人是不能轻易动电话的。

我真正意义上的打电话,是在高中毕业以后。那年受生产队委派去公社卫生院学赤脚医生,经过一个月的跟班观摩,回村开始实践,卫生院的医生嘱咐,有事随时打电话。

打电话可以随时,可电话并不能随时接通,除了一条线上的可以互通外,往线外打就需要分机转接,而分机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占线”。

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腹痛得很邪乎,我一时没了主意。看着患者痛苦的样子,忽然想起打电话求助,可不是拿起电话听到有人正在说着,就是被分机告知占线,电话的听筒拿起、放下、再拿起,折腾了好半天,也没有接通,急得我也是满头大汗。不知不觉到了广播时间,电话暂时不能用了,因为那时候广播喇叭和电话共用一条线。

这就是当年的摇把子,这就是摇把子留给我的记忆。现在想来,如果电话接通顺利,我也许是“远程医疗会诊”的先行者。

1984年我到县城工作,办公室摆着一部带拨号盘的电话机。那时候,县城里有了程控电话,号码是三位数,各单位间打电话可以直接拨号。但程控电话也仅限于各单位间,往市里打电话属于长途,需要电信局总机转接。虽然程控也通到各乡镇,但那只是各乡镇的分机号,往乡镇和村里打电话,还是要通过分机转接,和以前区别不是很大。

那时候单位组织开展一个扶贫项目,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扶贫工作刚刚起步,这种由公司进行运作的项目也是初次尝试,特别是项目本身存在一些风险,当利益出现损失时群众反应比较激烈。科里其他同志都到村里做群众工作去了,留下我负责与公司进行联系。公司是山西的,在北京有办事处,留给我们一个联系人电话。我抱着电话就拨总机,接线员不慌不忙地告诉我:“占线,请稍等。”我再拨过去,央求接线员照顾一下,电话里很快响起接通的铃声,可等对方有人接听,却告诉我他不是我要找的人。我说我有急事,您给我找一下吧,人家满口答应,说你挂了吧,他回来打过去。我说可别挂呀,好不容易打通的。一会儿,听筒里传出盲音——断线了。重新拨,依然是经过“占线”,等到再次接通,确认了接听者就是要找的人,急忙把腹稿已久的内容讲一遍,什么事情经过、群众要求、单位领导意见等等一口气说完。没想到,对方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到:“你讲的啥,我没听清。”记得当时我两手紧紧地抓住了桌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县城真正开通了程控电话,号码升至7位数,可以和市区的电话直接双向互拨了,电话机也逐步换成了数字按键型的。后来又随市区电话一起升位,电话号码改为八位数。随着程控电话的开通,不仅机关单位不断开通新的电话,电话机也开始进入家庭。一时间,谁家安了电话,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交换电话号码也成为人们见面后的一项交流内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家也安上了电话。按说,那笔不菲的初装费与我家的收入不匹配,家里也没有什么“业务”活动,安电话多少是有些赌气。

一日临近晚上下班,单位突然有事,随领导下乡去一家企业。由于走得急,没顾得和其他人打招呼,更没有告知家里。等到夜里十来点钟回家,一推门发现,岳父坐在沙发上,一脸的严肃,妻子在另一个角落,眼睛红红的,分明是哭过的痕迹,我不禁吓了一跳,心想家里出事了!等到再一定神,明白了,是我出事了。

平时都是下班准时回家的我,突然没了踪影,在左等不来、右等不见之后,妻子着了瞎急。先是到单位找,既不见人,又没人知道去哪;接着去较亲近的同事家打听,仍不得消息,接茬去同在县城的亲戚家……

赶上电信局开展优惠活动,我和妻子一狠心,拿出小半年的积蓄,交了初装费,家里又多了一个“大件”。

记不清从啥时候起,电话机渐渐地失宠了。家里的电话机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一年到头也响不了几次了。它那份荣耀早就被手机抢去了,这能怪谁,谁让你是“固话”呢。

责任编辑:安勇(QN0005)  作者:孙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