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宁”这个普通的北京家庭也许默默无闻，却被遥远的湖北远安县评为“荣誉县民”。过去20年里，他们省吃俭用，为远安特教学校每月汇款200元，这笔钱对当时正艰苦办学的特教学校而言，不亚于是雪中送炭，竟然一举终结了“学校买一支铅笔也要向教育局打报告”的历史。
此后，这个家庭两度赴远安，探望他们资助的“远安宝宝”——这是一群残疾孩子，此前以聋哑孩子为主，目前以智障孩子为主。为了这些孩子，他们20年没有装修房间，至今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家具。在这次双井社区的圆梦行动中，他们拒绝了大中电器帮他们更换冰箱彩电的好意，直言“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接这些宝宝来首都北京，看升旗，看天安门，哪怕是20个孩子，哪怕是10个孩子。”
2000年 北京晨报曾经《寻找高振宁》
1998年，住在劲松九区的北京铝厂下岗职工高庆仙、袁振江在电视上看到了湖北远安特教学校艰苦办班、培养聋哑学生的故事。彼时老两口在小红门开了一家小卖部，袁振江用废弃的油漆桶做了一个存钱罐，每天往里放20元钱，每月12日往远安寄200元，每月24日再给东北的一位盲农民寄200元，剩下的钱再到大栅栏张一元各买一斤茶叶寄给双方。这一切老两口没用真名，而是分别从自己和女儿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落款为“高振宁 ”。
2000年4月初，《北京晨报》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是湖北远安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郑小玲。她信上说，北京有个叫“高振宁”的下岗职工，已经连续18个月给远安特教学校汇款，目前已共计3600元了。“从收到第一张汇款单开始，我们整个远安县就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他，到现在都没有下落，有些信寄自小红门，有些寄自劲松，有些由张一元代寄，而张一元也只知道那是个清瘦的老人、大冬天穿着破旧的军大衣。” 郑小玲还介绍说，“高振宁”在给老师们的信上说，“我的地址是假的，名字也是假的，只要记住是两个共产党员寄的就行。”因此，郑小玲希望借《北京晨报》一角，感谢这位好心人。
经过一个月的寻找，2000年5月《北京晨报》连续刊出5期“寻找高振宁”系列报道，“高振宁”一家的善行才为人所知。2001年“高振宁”三人赴远安，看望已资助3年的特教孩子们。回京后，这一家人就开始买彩票，期待着能中大奖，把这群孩子接到北京来，看看天安门，看看升国旗。“哪怕是10个，哪怕是20个孩子，我们也就如愿了。”高庆仙大妈说。
“高振宁”的家并不富裕，但就是在他的小孙子出世、儿女都下岗的困难时期，老人也没忘了在当月的12日寄出这200元钱。“我当过兵，她小时候更穷，是靠老师的资助完成学业的，我们就是要回报社会，回报好心人。”袁振江老爷子告诉北京晨报记者。这20年里，除了添了小孙子、添了外孙子，这个阳光略显昏暗的家中，没有任何变化，家具依然陈旧，陈设依然简单，洋灰地、大暖壶、塑料桌布都一下子把人们拽回几十年前。此外这个家里多了很多远安孩子的照片和画作，还有袁振江老爷子用红漆写下的字幅“请远安宝宝来天安门，实现高振宁的梦”，高高地挂在泛黄的墙壁上。
2012年远安特教学校迁址重建，特意邀请老人参观新校舍。校方表示，教学资金非常充裕，每个孩子政府每年补贴6000元，恳请老人不要再汇款。但是，这一家人没有停止捐款，只是把每月一次汇款，改为每年在春节、中秋节和助残日分别3次汇款。这20年里，学校通过写信、寄照片和视频，让孩子们与老人保持密切联系，虽然没见过面，但是特教学校的每个孩子都“认识”高振宁。
如今，远安特教学校有学生65人，基本都是智障孩子，虽然也是9年义务教育，但是孩子们不分年级，而是根据智力情况分为新星班、启智班、自强班和智慧星班。“这次来的主要是智慧星班的孩子，可以交流，生活相对可以自理。”现任校长张琼告诉北京晨报记者。而30岁的刘芳是“高振宁”20年前捐赠的第一批学生，那时候的小刘芳不仅聋哑而且智力轻度残疾。这次她随队而来，带来了价值1000元的茶叶。她通过手语告诉日思夜想的高振宁一家人：“我已经结婚嫁人了，还开了自己的茶叶厂，可以自食其力。这些茶叶是我和妈妈亲自上山采摘的，是我的丈夫亲自给二老炒制的。”
2018年 “高振宁”实现20年的愿望
今年整整80岁的袁振江大爷前两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为保险起见，老伴儿高庆仙和闺女袁亚宁都拒绝老人去北京西站接站。“晚了，我已经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了，该犯病早犯了。”老头儿委屈又倔强地说。老太太理解，说：“去也行，我们娘俩对你就一个要求，见了孩子不许哭！你答应就允许去。”“答应，不哭！”老头儿抢着说。
袁振江见着“远安宝宝”没有一次不哭的，因为“朝思夜想呀”。前两次都是在远安，这一次是在北京西站。他使劲地拥抱每一个孩子，亲吻他们的额头，不断哽咽着说：“我的宝宝们终于来了！来北京了！”
早在5月18日，双井街道副书记吴志伟带着资助企业到远安洽谈接孩子和老师到北京的相关事宜。高振宁一家人的心也跟着飞到了远安。“20年了，你是都不知道，老袁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次呀，高兴得就像个孩子一样啊。”高庆仙大妈说，“都80岁了，我们也没有别的途径，真以为此生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了。没想到梦想一下子就实现了。哎呦，现在就跟做梦一样！”
老太太一边安慰着老头儿别激动，一边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准备了13块小毛巾，把樱桃小西红柿等水果洗干净了，分成13个小袋子装起来，还买了一箱庞各庄西瓜：“我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们在北京的生活。”
6月25日17时，老两口带着女儿和外孙去接站，1.8米的老爷子不断踮着脚、伸着头往站台里张望，女儿在旁边一个劲地劝：“您别着急，咱都等了20年了，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远安宝宝们终于出站了，人群由远而近，老太太高兴得想往上扑，老爷子双手握拳举过头顶呈致敬姿势。“高振宁”与每一个孩子都激动地拥抱，看到6年前参观新校舍时曾经见过的一个孩子，老爷子竟然一把抱起了这个已经16岁的少年。当年的幼童如今已和袁爷爷身高相当。另一个孩子则抱着老人的肩膀说：“爷爷，我在学校学按摩，有了一技之长了。”老爷子一边听着，一边抹泪。
26日凌晨4时，13位特教学校的老师和孩子终于站在了国旗杆下，旭日东升，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师生们热泪盈眶。两位老人因年事已高，未能陪孩子们一起看升旗。老人的女儿袁亚宁带着自己5岁的儿子全程参加了升旗仪式。她在微信中说：“作为‘高振宁’成员之一的我，责无旁贷地要替老爸老妈完成这20年的心愿！”
■记者手记
精神的感召与真诚的回馈
2000年5月，拿着远安的求助信，我坐在大栅栏张一元的店里说：“你们得告诉我‘高振宁’的地址，我们有责任把老人的故事报道出来。”经理很为难：“我们也想说，可是老人不让呀。行，我给你请示去，一定说通老人接受晨报的采访。”
我们的采访工作中跟企业接触不多，但是张一元经理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他是南方人，30出头，小个子，白净清秀。没有他，我就不可能写出《寻找高振宁》的系列报道。后来，我还在高家见过他，他拿着礼物恭恭敬敬来看老人。这位经理跟“高振宁”一家素昧平生，他来看老人一定是因为某种精神的感召。
所以，我想说，在社区卡项目中，双井街道干部堪称尽心尽责，帮百姓搭建了这个圆梦平台，其实，驻区企业更是功不可没——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社会的回馈也是真诚的，而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高振宁”这个普通的北京家庭也许默默无闻，却被遥远的湖北远安县评为“荣誉县民”。过去20年里，他们省吃俭用，为远安特教学校每月汇款200元，这笔钱对当时正艰苦办学的特教学校而言，不亚于是雪中送炭，竟然一举终结了“学校买一支铅笔也要向教育局打报告”的历史。
此后，这个家庭两度赴远安，探望他们资助的“远安宝宝”——这是一群残疾孩子，此前以聋哑孩子为主，目前以智障孩子为主。为了这些孩子，他们20年没有装修房间，至今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家具。在这次双井社区的圆梦行动中，他们拒绝了大中电器帮他们更换冰箱彩电的好意，直言“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接这些宝宝来首都北京，看升旗，看天安门，哪怕是20个孩子，哪怕是10个孩子。”
2000年 北京晨报曾经《寻找高振宁》
1998年，住在劲松九区的北京铝厂下岗职工高庆仙、袁振江在电视上看到了湖北远安特教学校艰苦办班、培养聋哑学生的故事。彼时老两口在小红门开了一家小卖部，袁振江用废弃的油漆桶做了一个存钱罐，每天往里放20元钱，每月12日往远安寄200元，每月24日再给东北的一位盲农民寄200元，剩下的钱再到大栅栏张一元各买一斤茶叶寄给双方。这一切老两口没用真名，而是分别从自己和女儿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落款为“高振宁 ”。
2000年4月初，《北京晨报》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是湖北远安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郑小玲。她信上说，北京有个叫“高振宁”的下岗职工，已经连续18个月给远安特教学校汇款，目前已共计3600元了。“从收到第一张汇款单开始，我们整个远安县就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他，到现在都没有下落，有些信寄自小红门，有些寄自劲松，有些由张一元代寄，而张一元也只知道那是个清瘦的老人、大冬天穿着破旧的军大衣。” 郑小玲还介绍说，“高振宁”在给老师们的信上说，“我的地址是假的，名字也是假的，只要记住是两个共产党员寄的就行。”因此，郑小玲希望借《北京晨报》一角，感谢这位好心人。
经过一个月的寻找，2000年5月《北京晨报》连续刊出5期“寻找高振宁”系列报道，“高振宁”一家的善行才为人所知。2001年“高振宁”三人赴远安，看望已资助3年的特教孩子们。回京后，这一家人就开始买彩票，期待着能中大奖，把这群孩子接到北京来，看看天安门，看看升国旗。“哪怕是10个，哪怕是20个孩子，我们也就如愿了。”高庆仙大妈说。
“高振宁”的家并不富裕，但就是在他的小孙子出世、儿女都下岗的困难时期，老人也没忘了在当月的12日寄出这200元钱。“我当过兵，她小时候更穷，是靠老师的资助完成学业的，我们就是要回报社会，回报好心人。”袁振江老爷子告诉北京晨报记者。这20年里，除了添了小孙子、添了外孙子，这个阳光略显昏暗的家中，没有任何变化，家具依然陈旧，陈设依然简单，洋灰地、大暖壶、塑料桌布都一下子把人们拽回几十年前。此外这个家里多了很多远安孩子的照片和画作，还有袁振江老爷子用红漆写下的字幅“请远安宝宝来天安门，实现高振宁的梦”，高高地挂在泛黄的墙壁上。
2012年远安特教学校迁址重建，特意邀请老人参观新校舍。校方表示，教学资金非常充裕，每个孩子政府每年补贴6000元，恳请老人不要再汇款。但是，这一家人没有停止捐款，只是把每月一次汇款，改为每年在春节、中秋节和助残日分别3次汇款。这20年里，学校通过写信、寄照片和视频，让孩子们与老人保持密切联系，虽然没见过面，但是特教学校的每个孩子都“认识”高振宁。
如今，远安特教学校有学生65人，基本都是智障孩子，虽然也是9年义务教育，但是孩子们不分年级，而是根据智力情况分为新星班、启智班、自强班和智慧星班。“这次来的主要是智慧星班的孩子，可以交流，生活相对可以自理。”现任校长张琼告诉北京晨报记者。而30岁的刘芳是“高振宁”20年前捐赠的第一批学生，那时候的小刘芳不仅聋哑而且智力轻度残疾。这次她随队而来，带来了价值1000元的茶叶。她通过手语告诉日思夜想的高振宁一家人：“我已经结婚嫁人了，还开了自己的茶叶厂，可以自食其力。这些茶叶是我和妈妈亲自上山采摘的，是我的丈夫亲自给二老炒制的。”
2018年 “高振宁”实现20年的愿望
今年整整80岁的袁振江大爷前两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为保险起见，老伴儿高庆仙和闺女袁亚宁都拒绝老人去北京西站接站。“晚了，我已经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了，该犯病早犯了。”老头儿委屈又倔强地说。老太太理解，说：“去也行，我们娘俩对你就一个要求，见了孩子不许哭！你答应就允许去。”“答应，不哭！”老头儿抢着说。
袁振江见着“远安宝宝”没有一次不哭的，因为“朝思夜想呀”。前两次都是在远安，这一次是在北京西站。他使劲地拥抱每一个孩子，亲吻他们的额头，不断哽咽着说：“我的宝宝们终于来了！来北京了！”
早在5月18日，双井街道副书记吴志伟带着资助企业到远安洽谈接孩子和老师到北京的相关事宜。高振宁一家人的心也跟着飞到了远安。“20年了，你是都不知道，老袁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次呀，高兴得就像个孩子一样啊。”高庆仙大妈说，“都80岁了，我们也没有别的途径，真以为此生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了。没想到梦想一下子就实现了。哎呦，现在就跟做梦一样！”
老太太一边安慰着老头儿别激动，一边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准备了13块小毛巾，把樱桃小西红柿等水果洗干净了，分成13个小袋子装起来，还买了一箱庞各庄西瓜：“我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们在北京的生活。”
6月25日17时，老两口带着女儿和外孙去接站，1.8米的老爷子不断踮着脚、伸着头往站台里张望，女儿在旁边一个劲地劝：“您别着急，咱都等了20年了，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远安宝宝们终于出站了，人群由远而近，老太太高兴得想往上扑，老爷子双手握拳举过头顶呈致敬姿势。“高振宁”与每一个孩子都激动地拥抱，看到6年前参观新校舍时曾经见过的一个孩子，老爷子竟然一把抱起了这个已经16岁的少年。当年的幼童如今已和袁爷爷身高相当。另一个孩子则抱着老人的肩膀说：“爷爷，我在学校学按摩，有了一技之长了。”老爷子一边听着，一边抹泪。
26日凌晨4时，13位特教学校的老师和孩子终于站在了国旗杆下，旭日东升，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师生们热泪盈眶。两位老人因年事已高，未能陪孩子们一起看升旗。老人的女儿袁亚宁带着自己5岁的儿子全程参加了升旗仪式。她在微信中说：“作为‘高振宁’成员之一的我，责无旁贷地要替老爸老妈完成这20年的心愿！”
■记者手记
精神的感召与真诚的回馈
2000年5月，拿着远安的求助信，我坐在大栅栏张一元的店里说：“你们得告诉我‘高振宁’的地址，我们有责任把老人的故事报道出来。”经理很为难：“我们也想说，可是老人不让呀。行，我给你请示去，一定说通老人接受晨报的采访。”
我们的采访工作中跟企业接触不多，但是张一元经理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他是南方人，30出头，小个子，白净清秀。没有他，我就不可能写出《寻找高振宁》的系列报道。后来，我还在高家见过他，他拿着礼物恭恭敬敬来看老人。这位经理跟“高振宁”一家素昧平生，他来看老人一定是因为某种精神的感召。
所以，我想说，在社区卡项目中，双井街道干部堪称尽心尽责，帮百姓搭建了这个圆梦平台，其实，驻区企业更是功不可没——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社会的回馈也是真诚的，而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