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火星留名故事

2018-07-16 11:52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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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党中央向知识分子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初心。

1957年我怀着报国之心,以第一志愿考上我国最高学府号称东方莫斯科大学的北京大学数学系。在上学的六年期间受到良好的科学基础训练。63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来改名为首都医科大学。但是由于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指示没有落实,直到改革开放我的科技智慧没有得到释放。我的业务追求是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在这方面我毫无建树。当时我的任务只是给医学生讲授30学时的数学。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指示,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科学的春天来了,生活也改善了,告别住了10年的筒子楼,住进了有产权的单元房,我的科学智慧得到承认和释放。我可以撸起袖子大干了。我的向科学进军的初心开始实现。我这个北大毕业生很吃香,开始受到党的重用。完成了一批领导下达的和自选的科研课题,共获得六项国家级、部级和北京市级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开创了医学信息学这个边缘科学方向。和老同志一起在医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医学院内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真是旧貌换新颜,换来阳光明媚和蓝天一大片。

我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参与的科技活动选出若干故事,作为参与北京市委“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征文活动的投稿。我的科技活动和北京市的发展相比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是我愿意将它们汇入北京市和祖国科技发展的滚滚大潮。做改革开放人是我的莫大荣光。1978年我的女儿刚刚出生,我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大潮,难以顾及家务,繁重的家务落在夫人身上,我取得的成就和夫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对家庭无私付出的博大胸怀分不开。她自己作为中学优秀高级教师的业绩也十分突出。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中我的家国情怀。

向习主席学习,以“新松恨不高千尺”和“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豪情壮志,占领科技制高点。

我的火星留名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年代。通过这个经历,我发现可供我国参考的国外科技发展机制,并且向国家提出建言。由于改革开放,我评为教授以后应邀参加了IEEE相关专业学会、纽约科学院等国际学会。1997年我收到美国行星学会邀请我参加他们学会的邀请信。

我感到奇怪,因为我和天文、宇航没有任何专业关系。细读邀请信我发现,原来是美国的学会通过邀请我入会,交纳20美元会费的方式向我募捐。美国如此富有而强大的国家向我这么一个穷教授募捐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了解他们募捐的原因却让我大开眼界。该学会为了探索球外文明,在安第斯山脉的双子座天文台昼夜不停地向宇宙发送100万个不同频率的信号,企图获得来自宇宙深处的文明体理解后发回的信号。他们认为这个力度不够,希望扩大到400万个频率。但是这个计划遭到“缺乏远见的总统”的否决。

于是他们通过扩大会员征集,将入会费用作为自筹的经费来演之一。通过他们的做法我惊奇地了解美国的科技体制有以下的特征:1、学会有自己的课题;2、学会的经费由总统签发;3、居然向我透露他们认为总统“缺乏远见”的想法。这种体制和我国学会的吃皇粮体制绝然不同。

他们对我参加学会的回报是:1、定期收到学会的行星杂志;2、美国NASA从1997年开始启动“Path Finder”即探路者火星探测项目,作为会员我可以获得相关信息。探路者计划通过Internet向全球转播,带宽容量达到供10多亿人同时访问。由此引发我挖掘NASA所属280多个网站巨数据库的兴趣。我通过访问NASA网站获得的太空探测信息,在太空探索、航空知识以及新浪网我的科技专栏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太空和宇航科学的科普文章。成为我退休以后的一个新的领域

。行星学会后来通知我,把会员名册制作成光盘放在登陆火星的漫游机器人上。假如有球外文明体造访,会解读这张光盘。于是我的名字就和其他会员的名字一起静静躺在白天炎热晚上寒冷的令人神往的美丽星球火星上了。

责任编辑:安勇(QN0005)  作者:秦笃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