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40年，党的政策越来越好。现在社区干部都有文化，想得比我们那时候周到，做得比我们那时候更好。不仅逢年过节来慰问，而且居民有什么问题找到他们都能给及时解决。希望这些年轻人再接再厉，为社区老百姓办更多的好事实事。 ——李素芬
如今，“西城大妈”火了，治安巡逻、志愿服务、劝阻不文明行为、维护交通秩序，都少不了“大妈”们的身影。
其实，要论起北京的“大妈”来，“居委会大妈”火得更早——2000年前，北京的居委会基本上靠的都是上了岁数的大妈，人送绰号“小脚侦缉队”。
家住大栅栏延寿街社区的李素芬，就是“大妈时代”的一位“老居干”。
起先，李素芬“干的是街道”，纯义务服务。今年86岁的老人说起这段经历挺自豪。因为念过高小，识文断字，那会儿的李素芬在街道算是稀缺人才，写通知、记账本、贴标语，都少不了她。
作为街道的积极分子，她还在自家搞了个互助社，组织身边的妇女糊纸盒、糊信封。后来，57岁的李素芬从街道办的五七工厂退了下来。没俩月，街道干部找上门来，请她到居委会接着干。
“1989年，延寿街的居民通过投票，选出了包括我在内的7个居委会主任，1个老头儿，6个老太太。”李素芬记得，老头儿姓刘，是居委会的正主任，其他6位是副主任，有管福利的，有管治安的，有管计划生育的，有管妇女儿童的。李素芬的任务是管调解。7个人的照片上了居委会的白墙，下面写着名字和职责分工。
调解主任的正差就是调解纠纷。“经常中午正炒着菜呢，就有人上家来找，赶紧关了火就走。”李素芬处理纠纷的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口子吵架、街坊邻居拌嘴她没少说和。在一条街上住了半辈子，又是老大姐，街坊们挺给面儿，什么矛盾都能平息下来。
不过也有让她胆战心惊的时候。一次，延寿街的一家小饭馆里，几个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掀桌子砸板凳，酒瓶子在头顶上乱飞，地上全是碎玻璃碴子，门口围了一堆人，可谁也不敢进去。“我是调解主任，硬着头皮也得上啊。”李素芬拼尽全力把打红了眼的几个人拉扯开。后来问明白了，这几位是来京务工人员，喝多了，为一点小事厮打起来。等酒醒了，也就不闹腾了。
除了调解，“居委会大妈”还有好多杂事儿。头一件要紧的就是照顾孤寡老人。李素芬负责照顾两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一年四季拆洗被褥，冬天安炉子，夏天铺苫布防漏雨，逢年过节还管包饺子。老人生病住院，给熬小米粥，和热腾腾的豆包一起送去。
居委会还管发奶。每天下午5点，牛奶厂把牛奶送过来，李素芬和几位主任就在胡同中段摆开桌子，等着居民拿着奶票来领牛奶，“那会儿还是计划经济，除非你家有要吃奶的孩子，否则多一瓶也不能给。”
挨家挨户上门收清洁费，也是居委会的日常差事。最开始一户一个月收一毛，后来涨到三毛，用于给打扫街巷的清洁工开支。一直到2000年以后，街道办事处统一管起街巷卫生，才没了这项差事。
还有给房管局发房本，替居民喊电话，给驻地的铁路局警察洗毯子、洗被褥……每天忙得两脚不沾地，虽然每月只有45元的工资，但李素芬干得挺带劲。
2000年，李素芬68岁，居委会那位姓刘的正主任已经快80岁了，人员老化得厉害。不光是大栅栏，那时全北京的居委会基本都靠大爷大妈们撑着。也就在那一年，北京市启动了社区工作体制改革，首次通过公开招聘选用年纪轻、学历高的人员到社区工作，同时在经济待遇上给予保证。
作为首批试点社区，李素芬所在的延寿街社区居委会2000年全部换了新人。居委会的“大妈时代”从此翻篇儿了。
退下来的李素芬对年轻社工们的工作特别服气，“他们就是不一样，有文化，会电脑，还很有想法。”每年，居委会都变着花样儿给居民搞活动，端午节的粽子、重阳节的花糕、年三十的饺子，一样不落。社区里还成立了朗诵队、卫生队、助老服务队等多个志愿者服务组织，各种活动红红火火。特别是这两年，社区里还搞起了“微创投”、社区民生工作民意立项、街巷理事会等创新，“你说我们这些老太太哪能想出这些好主意！”
社区的办公条件也大变样。原先居委会窝在花枝胡同的一间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现在搬到了延寿街的一个套院儿里，面积足有300平方米。除了办公，还给居民留了议事、活动的空间。过去捉襟见肘的社区经费问题也解决了，财政每年都给拨付一笔公益金，用于社区给居民办实事。
作为干街道、干社区的老人儿，李素芬说她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工作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我觉得这些年始终没变，那就是服务老百姓的真心没变，希望这颗真心永远不变。” 本报记者 方非摄
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40年，党的政策越来越好。现在社区干部都有文化，想得比我们那时候周到，做得比我们那时候更好。不仅逢年过节来慰问，而且居民有什么问题找到他们都能给及时解决。希望这些年轻人再接再厉，为社区老百姓办更多的好事实事。 ——李素芬
如今，“西城大妈”火了，治安巡逻、志愿服务、劝阻不文明行为、维护交通秩序，都少不了“大妈”们的身影。
其实，要论起北京的“大妈”来，“居委会大妈”火得更早——2000年前，北京的居委会基本上靠的都是上了岁数的大妈，人送绰号“小脚侦缉队”。
家住大栅栏延寿街社区的李素芬，就是“大妈时代”的一位“老居干”。
起先，李素芬“干的是街道”，纯义务服务。今年86岁的老人说起这段经历挺自豪。因为念过高小，识文断字，那会儿的李素芬在街道算是稀缺人才，写通知、记账本、贴标语，都少不了她。
作为街道的积极分子，她还在自家搞了个互助社，组织身边的妇女糊纸盒、糊信封。后来，57岁的李素芬从街道办的五七工厂退了下来。没俩月，街道干部找上门来，请她到居委会接着干。
“1989年，延寿街的居民通过投票，选出了包括我在内的7个居委会主任，1个老头儿，6个老太太。”李素芬记得，老头儿姓刘，是居委会的正主任，其他6位是副主任，有管福利的，有管治安的，有管计划生育的，有管妇女儿童的。李素芬的任务是管调解。7个人的照片上了居委会的白墙，下面写着名字和职责分工。
调解主任的正差就是调解纠纷。“经常中午正炒着菜呢，就有人上家来找，赶紧关了火就走。”李素芬处理纠纷的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口子吵架、街坊邻居拌嘴她没少说和。在一条街上住了半辈子，又是老大姐，街坊们挺给面儿，什么矛盾都能平息下来。
不过也有让她胆战心惊的时候。一次，延寿街的一家小饭馆里，几个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掀桌子砸板凳，酒瓶子在头顶上乱飞，地上全是碎玻璃碴子，门口围了一堆人，可谁也不敢进去。“我是调解主任，硬着头皮也得上啊。”李素芬拼尽全力把打红了眼的几个人拉扯开。后来问明白了，这几位是来京务工人员，喝多了，为一点小事厮打起来。等酒醒了，也就不闹腾了。
除了调解，“居委会大妈”还有好多杂事儿。头一件要紧的就是照顾孤寡老人。李素芬负责照顾两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一年四季拆洗被褥，冬天安炉子，夏天铺苫布防漏雨，逢年过节还管包饺子。老人生病住院，给熬小米粥，和热腾腾的豆包一起送去。
居委会还管发奶。每天下午5点，牛奶厂把牛奶送过来，李素芬和几位主任就在胡同中段摆开桌子，等着居民拿着奶票来领牛奶，“那会儿还是计划经济，除非你家有要吃奶的孩子，否则多一瓶也不能给。”
挨家挨户上门收清洁费，也是居委会的日常差事。最开始一户一个月收一毛，后来涨到三毛，用于给打扫街巷的清洁工开支。一直到2000年以后，街道办事处统一管起街巷卫生，才没了这项差事。
还有给房管局发房本，替居民喊电话，给驻地的铁路局警察洗毯子、洗被褥……每天忙得两脚不沾地，虽然每月只有45元的工资，但李素芬干得挺带劲。
2000年，李素芬68岁，居委会那位姓刘的正主任已经快80岁了，人员老化得厉害。不光是大栅栏，那时全北京的居委会基本都靠大爷大妈们撑着。也就在那一年，北京市启动了社区工作体制改革，首次通过公开招聘选用年纪轻、学历高的人员到社区工作，同时在经济待遇上给予保证。
作为首批试点社区，李素芬所在的延寿街社区居委会2000年全部换了新人。居委会的“大妈时代”从此翻篇儿了。
退下来的李素芬对年轻社工们的工作特别服气，“他们就是不一样，有文化，会电脑，还很有想法。”每年，居委会都变着花样儿给居民搞活动，端午节的粽子、重阳节的花糕、年三十的饺子，一样不落。社区里还成立了朗诵队、卫生队、助老服务队等多个志愿者服务组织，各种活动红红火火。特别是这两年，社区里还搞起了“微创投”、社区民生工作民意立项、街巷理事会等创新，“你说我们这些老太太哪能想出这些好主意！”
社区的办公条件也大变样。原先居委会窝在花枝胡同的一间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现在搬到了延寿街的一个套院儿里，面积足有300平方米。除了办公，还给居民留了议事、活动的空间。过去捉襟见肘的社区经费问题也解决了，财政每年都给拨付一笔公益金，用于社区给居民办实事。
作为干街道、干社区的老人儿，李素芬说她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工作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我觉得这些年始终没变，那就是服务老百姓的真心没变，希望这颗真心永远不变。” 本报记者 方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