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委会的“大妈时代”

2018-08-22 06:50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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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居委会的“大妈时代”

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40年,党的政策越来越好。现在社区干部都有文化,想得比我们那时候周到,做得比我们那时候更好。不仅逢年过节来慰问,而且居民有什么问题找到他们都能给及时解决。希望这些年轻人再接再厉,为社区老百姓办更多的好事实事。  ——李素芬

如今,“西城大妈”火了,治安巡逻、志愿服务、劝阻不文明行为、维护交通秩序,都少不了“大妈”们的身影。

其实,要论起北京的“大妈”来,“居委会大妈”火得更早——2000年前,北京的居委会基本上靠的都是上了岁数的大妈,人送绰号“小脚侦缉队”。

家住大栅栏延寿街社区的李素芬,就是“大妈时代”的一位“老居干”。

起先,李素芬“干的是街道”,纯义务服务。今年86岁的老人说起这段经历挺自豪。因为念过高小,识文断字,那会儿的李素芬在街道算是稀缺人才,写通知、记账本、贴标语,都少不了她。

作为街道的积极分子,她还在自家搞了个互助社,组织身边的妇女糊纸盒、糊信封。后来,57岁的李素芬从街道办的五七工厂退了下来。没俩月,街道干部找上门来,请她到居委会接着干。

“1989年,延寿街的居民通过投票,选出了包括我在内的7个居委会主任,1个老头儿,6个老太太。”李素芬记得,老头儿姓刘,是居委会的正主任,其他6位是副主任,有管福利的,有管治安的,有管计划生育的,有管妇女儿童的。李素芬的任务是管调解。7个人的照片上了居委会的白墙,下面写着名字和职责分工。

调解主任的正差就是调解纠纷。“经常中午正炒着菜呢,就有人上家来找,赶紧关了火就走。”李素芬处理纠纷的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口子吵架、街坊邻居拌嘴她没少说和。在一条街上住了半辈子,又是老大姐,街坊们挺给面儿,什么矛盾都能平息下来。

不过也有让她胆战心惊的时候。一次,延寿街的一家小饭馆里,几个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掀桌子砸板凳,酒瓶子在头顶上乱飞,地上全是碎玻璃碴子,门口围了一堆人,可谁也不敢进去。“我是调解主任,硬着头皮也得上啊。”李素芬拼尽全力把打红了眼的几个人拉扯开。后来问明白了,这几位是来京务工人员,喝多了,为一点小事厮打起来。等酒醒了,也就不闹腾了。

除了调解,“居委会大妈”还有好多杂事儿。头一件要紧的就是照顾孤寡老人。李素芬负责照顾两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一年四季拆洗被褥,冬天安炉子,夏天铺苫布防漏雨,逢年过节还管包饺子。老人生病住院,给熬小米粥,和热腾腾的豆包一起送去。

居委会还管发奶。每天下午5点,牛奶厂把牛奶送过来,李素芬和几位主任就在胡同中段摆开桌子,等着居民拿着奶票来领牛奶,“那会儿还是计划经济,除非你家有要吃奶的孩子,否则多一瓶也不能给。”

挨家挨户上门收清洁费,也是居委会的日常差事。最开始一户一个月收一毛,后来涨到三毛,用于给打扫街巷的清洁工开支。一直到2000年以后,街道办事处统一管起街巷卫生,才没了这项差事。

还有给房管局发房本,替居民喊电话,给驻地的铁路局警察洗毯子、洗被褥……每天忙得两脚不沾地,虽然每月只有45元的工资,但李素芬干得挺带劲。

2000年,李素芬68岁,居委会那位姓刘的正主任已经快80岁了,人员老化得厉害。不光是大栅栏,那时全北京的居委会基本都靠大爷大妈们撑着。也就在那一年,北京市启动了社区工作体制改革,首次通过公开招聘选用年纪轻、学历高的人员到社区工作,同时在经济待遇上给予保证。

作为首批试点社区,李素芬所在的延寿街社区居委会2000年全部换了新人。居委会的“大妈时代”从此翻篇儿了。

退下来的李素芬对年轻社工们的工作特别服气,“他们就是不一样,有文化,会电脑,还很有想法。”每年,居委会都变着花样儿给居民搞活动,端午节的粽子、重阳节的花糕、年三十的饺子,一样不落。社区里还成立了朗诵队、卫生队、助老服务队等多个志愿者服务组织,各种活动红红火火。特别是这两年,社区里还搞起了“微创投”、社区民生工作民意立项、街巷理事会等创新,“你说我们这些老太太哪能想出这些好主意!”

社区的办公条件也大变样。原先居委会窝在花枝胡同的一间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现在搬到了延寿街的一个套院儿里,面积足有300平方米。除了办公,还给居民留了议事、活动的空间。过去捉襟见肘的社区经费问题也解决了,财政每年都给拨付一笔公益金,用于社区给居民办实事。

作为干街道、干社区的老人儿,李素芬说她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工作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我觉得这些年始终没变,那就是服务老百姓的真心没变,希望这颗真心永远不变。” 本报记者 方非摄  

责任编辑:董佳兴(QN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