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天井、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影壁回廊大槐树、提笼架鸟斗蛐蛐儿、葡萄架旁养金鱼。这番情景是何等的惬意，可这是老北京四合院里的标配，不是我自小住的院子。
我生于八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那时，我住的是大杂院，要说这几十年与我成长历程密切相关又有深刻印记的，便是我居住环境的变迁。
我小时候住的是普通老北京人住的大杂院，住在东南屋。北京人有句老话：有钱不住东南屋。东南屋屋子低矮，光线不充足。屋内只有一面带着绿纱的窗，还是老式木制窗棂，因为不通风，夏天尤其闷热。透过窗外望去，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天，其余便被低矮的屋檐遮挡。
大杂院里的人家都自带巴掌大的厨房，条件好些的厨房有自来水管，差一些的用院子里的公共水管。邻里邻居做饭洗菜淘米洗衣都得互相让着点，有时边聊着天边干着活，院子里就热闹起来。
到了冬天，家家墙根下面会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冬储大白菜，一样是码得齐整的蜂窝煤。
北京的冬天，家家户户都烧煤炉子，这是北京人必备的一个技能。烧煤前，煤炉子的炉膛要弄得上下齐整，不然放煤的时候不好放，若上下不能对齐，煤眼上下不能贯通，煤容易在半夜熄灭。那样，屋子里就很冷，早晨起来都不愿意出被窝。怎样填煤不碎，上下对正了煤眼，又能很好控制炉子的温度，确实不是件易事。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大杂院的生活有类似很多这样有趣的回忆，虽有滋有味，但也过得辛苦。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一次暴雨中修房顶的经历。
北京的夏天多雨，放学回家的路上开始掉雨点，渐渐大了起来，如豌豆大的雨点生硬地砸了下来，我赶紧跑回了家。家里的厨房漏雨了，进了家门看到姐姐在找盆和桶接雨水。雨水从房顶罅隙流下，似乎比窗外的雨水还大。
那时，父母下班还没有到家。姐姐和我商量着去房管局走一趟，请他们帮忙修补一下房顶。
虽然都打着伞，到了房管局，我和姐姐全身已经湿漉漉的，见人就问谁是负责修房的。有一位叔叔询问了具体情况，大概是看着我们俩小孩太不容易，动了恻隐之心，拿了几块大油毡推着自行车和我们走了。
没有梯子，好在房屋并不高，叔叔踩着周边的杂物慢慢上了房顶。他先找到了漏雨的地方，然后将油毡布铺了上去，铺了两层。
“找几块石头去。”叔叔在上面冲我们喊了一句。
我和姐姐将准备好的石头递了上去，叔叔边用石头将油毡压实边说：“先这样凑合吧，等雨天过了，我们再来好好修整。你们俩先回屋吧，别淋感冒了。”就这样，我们凑合熬过了一晚上。
辛苦的日子总算熬到了头，中学毕业那年，有一天，邻居传来了好消息，我家住的这一片胡同要拆迁了。其实十年前这里就说过拆迁，却一直没有动静，但这次是真的，拆迁告示已经贴了出来。很多人是盼望拆迁的，对于成人来说，更多的是考虑可以改善居住环境，至少不用共用水龙头、不用隔三差五换煤气罐，冬天也不用烧炉子了。无论何时，也有充足的光线洒进屋内，不至于屋内再阴暗潮湿。对于孩子来说，就简单许多，住楼房还是奢侈的想法，很想体验一下。
“听说是政府拆迁用地，不是商业开发用，可能给的补偿价不会太多。”
“咱们这拆迁没有回迁一说，都得走。”
“换个环境住也好，这地方有点住腻了。”
“听说自建房能补点，但是补的相对不太多。但是只要能改善居住条件，多点少点都无所谓了。”
那几日晚饭后，平时由于忙碌疏于走动的邻居们又开始在胡同路椅旁、槐树下扎堆聊天。聊得起劲儿，也不怕蚊子叮咬，大爷们摇着蒲扇，盘算着自己家的拆迁款。许是要不久分离的缘故，对于这邻居情谊，大家也多少有些不舍。
拆迁办就设在胡同东头的大院里，自从发了拆迁告示，那里的人进进出出很热闹。大多数人不需要拆迁办费力做工作，就主动签了协议。胡同里也多了些推着三轮车收破烂的人，还有一些喜欢文玩杂项的人到各院四处溜达，兴许能捡漏搜罗些好东西。我家门外堆杂物的桌子被一个喜欢文玩的人看上了，说是旧式的桌子有些年头，讨价还价给了一百拿走了。
后来我家搬进了二环边上的楼房，新盖好的楼盘，坐北朝南，屋子敞亮光线充足。那时，正赶上父亲退休，运用了平身所学，兴致勃勃地自行设计装修风格，还从潘家园、琉璃厂淘换了一些古式木雕用来做房屋墙面上的装饰。整个屋子设计得典雅精致，就连专业装修公司都赞不绝口，拍了照片回去做自己的样板。
住房条件改善了，家人的生活质量也提升了。父亲爱养花弄草，无冬历夏，屋子里总是洋溢着花香。他亦是闲时吟诗作赋，看球听曲，退休生活过得优哉游哉。天气好时的清晨和傍晚，家人会下楼到小区里转转。中间有个喷泉广场，四周林木繁茂、花草芬芳。有邻居在石桌上下棋的，有在健身器材处锻炼身体的，还有带着小孩蹒跚学步的，一幅其乐融通的情境。
对于老百姓来说，把日子过得舒坦了就是最幸福的事了。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迅猛发展，使百姓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民生得到更充足的保障。而我从少年到青年经历了居住环境的巨大变化，见证了拆迁搬新居的历史变迁，不仅是感到幸运，更要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期待它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