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为了那深爱着的乡村

2018-09-13 09:35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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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我赶上了第一波教育改革,成为家中第一个上高中的女孩儿,勤奋好强的我掌握了过硬的本领,为以后的会计职业夯实了基础。40年来,国家历经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家曾经挣扎在贫困线以下。那时的我也许没有想到,40年后,儿孙满堂,一家三位党员,二儿子从企业辞职,回乡创业。如今,每天晚上,这一大家子享受其乐融融的美满生活。

40年前,我在长子营上了高一,一学就是两年半。我每天要走2里左右去上学,路上坑坑洼洼,常常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但是到了学校后什么都肯学,常有老师夸赞,“学得快,有出息”。不仅如此,家中农忙的时候,我也干得比谁都起劲,顶着炎炎烈日,还是小女孩的我跟在兄长后面,吃力的挥锹松土,用镰刀割麦子、掰棒子,我都是好手。自此,我在这片土地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缘分。

改革开放初期,家中分到3亩多地。为了肚子不饿,家里人都得跟随父母务农。我住的地方,那时候还叫大兴县长子营镇再二村,因为村里粮食种得好,成为名声大噪的“吨粮村”,县里为此奖励了一台农机。“当时敲锣打鼓,大伙都去看稀奇,这头庞然大物开进村里的时刻,成为村里人最荣耀的记忆。”

机械的运用,人力得到了解放。从播种到收割,都用上了机器。然而在1984年,新婚不久的我家是另一番景象。两口子结婚时,家里兄弟多,只分到一堆建房的木料,东拼西凑把新房建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家徒四壁,新房里堆满了麦子和棒子,转身都挪不开脚。

一年后,大儿子出生,我不得不背着孩子下地里干活。有一年,正是腊月的时候,去麦地里浇返青水,活还没干完,就听说家里孩子发高烧,人事不知。听到消息后赶紧往回跑,带着孩子上大兴县儿童医院看病。那时候手头紧,拿不出看病的钱,只能向邻居借。等到孩子大些,好日子终于来了,两个儿子都是好劳动力,跟着一起下地,孩子的童年与土地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开始兴起。再二村也开起了皮毛场和服装厂,村民们告别了灰头土脸的土里刨食生活,我心头盘算,学的知识不能丢,就应聘到企业当了会计,成了地道的上班族。上班后,工资稳定,家中资金有节余,这时候,能买上一些苹果罐头、红果罐头来吃。

1997年,我家中率先购买了一台长虹牌彩色电视机,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起来。村里头没有电视的家庭都围在一起看电视,那时候唯一的娱乐就是看剧,《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剧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

我家遵循老辈的传统,即使成了上班族也没让田地荒废,只是改变了种植作物,从原来的种粮食到种蔬菜,收入大大提高。在种植上最为成功的时候是村里办起了合作社,村民入股,统一种菜花。这个大兴区东南的小村里,种出了专供出口的菜花。“好的时候能卖到九毛一斤,一亩地能挣个四五千元。”

这时候的农民也成了一种职业,要有技术,有市场意识。我和村民们上了田间学校,学习农业技术,也到别的农业种植基地去参观,对于苗期管理,病虫害防范了然于心。“像菜花要凌晨4点就开始砍,如果误了点,就没法销售出去。”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一家的社会角色也从单纯的农民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因为会算数,经众人推举,我成了村里的会计和妇女主任。将全村的妇女凝聚起来,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后,带领妇女们开展文化活动,一入夜,广场舞跳起来,锣鼓敲起来,好不热闹。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不论我的身份如何变幻,关心农村发展,关心妇女生活,带动村民致富的一颗赤心不曾改变。

长子营镇毗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许多村民在开发区企业里谋得了生计,农民也渐渐都成了工人。我的儿子就是其中一员。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上班,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上升的空间,通过镇里与企业签订的“双培养双发展”协议,我很高兴儿子成为一名技术过硬的中国共产党员。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农村青壮年都往外走,儿子却突然提出想回村创业。“你得想明白了,自己创业相当于重新开始,有风险,有困难,都得自己一个人扛下来。”我知道孩子已经下定决心,只能这么劝诫。

没想到平时温吞的儿子创业起来雷厉风行,他对日渐美丽的乡村心生向往,我也就同意了儿子回村发展。农村富起来了,丢失的文化和艺术也慢慢找了回来。我儿子看准了长子营镇早已消失的宴席“三八席”。他肯下功夫,有我上学时的劲儿。请教老师傅,挖掘传统菜系,一番尝试后,饭店开起来后,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到饭店吃“三八席”,吃完后啧啧称赞,“老味道没有丢”,并且竖起大拇指。口碑传开了,饭店的市场也打开了。因为挖掘出传统菜系,补充了长子营镇旅游新市镇的特色,他也被评为长子营镇的创业青年带头人。

“很欣喜孩子有自己的主见,并且能够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想法。”我非常高兴。

每当夜色四合,我家热闹非凡,儿子儿媳汇聚一堂,孙子嬉闹其间,对于新生活,我满怀憧憬和希望。

责任编辑:安勇(QN0005)  作者: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