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曾经“跳槽”难

2018-09-17 13:47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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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始之年。也是在这一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跳槽”愿望。而为了这一天,我已经整整苦熬了8年。对于如今可以在职场自由驰骋的年轻人来说,在同一个城市,却要苦苦祈盼8年才能实现一次跳槽,简直是太夸张了!

我是1970年初中毕业,由学校分配到了地处北京东郊的一家砖瓦厂工作。当时,分配给我的工种叫“出窑壮工”,具体来说就是将砖窑里刚刚烧好,还滚热烫手的红机砖,从窑里装到车上再推到卸砖场码好。而我们每人每天的工作指标是55车砖,每车砖200块,再加上铁车自身的分量共计约600公斤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每人不但要忍受窑里四五十度的高温,还要连装带卸承担30来吨的工作量。对于一个来自城里刚刚16岁的“学生工”(厂里的老职工都这样称呼我们)来说,这样的工作强度实在难以承受。

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砖窑里外强烈的温差和高密度的粉尘,没过多久,诱发了我从小患有的哮喘病,于是想到调换一个工作单位。在家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收我的企业。但厂里领导听说我想调走,毫不通融地说:“咱们厂是艰苦行业,招一次工不容易,谁也别想调走。”

当时,厂里还有几个与我一样因各种原因期望跳槽的职工,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几乎都是见到领导就软磨硬泡,苦苦哀求,可领导就是不肯松口。就这样我们苦熬了8年,直到1978年,很多封闭保守的旧体制开始松动,我们才终于获准“跳槽”去选择个人的理想职业。

我先是调到了一个商业企业,以后因为喜欢写点东西,并不时有文章在报刊发表,被企业从工人提拔为干部;再以后,北京市劳动局研究室招聘干部,我有幸被选聘到那里从事《北京劳动》杂志编辑工作。当时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的浪潮风起云涌,而由劳动部门负责的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刚刚起步,我们研究室的任务就是配合这项改革开展理论研究,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作为劳动局研究室主办的专业杂志的记者与编辑,我在见证我国劳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终于解开了在旧的劳动用工制度下,因“跳槽难”而困扰我的种种疑惑。

记得当时企业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从“砸三铁”开始的。所谓“三铁”,就是干部的“铁交椅”,用工制度的“铁饭碗”和分配制度的“铁工资”。固定工制度是与计划经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劳动制度,其基本特征就是:国家对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实行“统包统配”,以固定工的形式使劳动者与企业保持终身固定的劳动关系。当时的说法叫做“进了企业门,就是企业人”,甚至职业可以世袭,即父母退休子女可以接班。

固定工制度存在的弊端就是国家和企业统得过死,包得过多,职工能进不能出,干部能上不能下,大家都是一次分配定终身。所以“三铁”当时被形容为是支撑企业“大锅饭”的“三足鼎立”,是养懒人的“保险柜”。

砸了“三铁”后,企业该怎么用人呢?1987年至1989年期间,社会曝光率最高的词就是“优化劳动组合”。曾经铁桶一般的旧的劳动用工制度就这样打破了,曾经被体制死死捆绑的人才开始自由流动起来。以后改革又推动建立起方便人才选择职业的劳务市场,以及与之配套的工资、保险、劳动合同制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设。特别是当前所有企事业用人单位,都必须依法实行的劳动合同制,更是用契约管理的形式保障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有过多次“跳槽”的经历,而每当我与即将离开的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都不由想到:当初在砖瓦厂工作时,如果我与单位也能有这样一纸劳动合同,又何苦拿自己的青春去苦熬8年呢……文/姚意克

责任编辑:李若晨(QN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