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流不息的西长安街上，一幢蓝灰色玻璃幕墙的建筑矗立在北新华街路口，风格典雅，造型端庄，有如一个巨大而神秘的音乐盒。夜幕降临，这里常常是灯火辉煌、乐声悠扬。
它，就是陪伴了首都市民32年的北京音乐厅。
破土重建的北京音乐厅于1986年投入使用，是我国第一座现代模式的、专为演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演出场所，也是改革开放初期首都声效最好的音乐场馆之一。几十年间，这方舞台，迎来了国内外无数音乐大咖，见证了北京古典音乐演出的日益繁荣。北京音乐厅自身的发展，也融入这座城市改革开放的脚步中，汇成一部气势磅礴的时代交响。
游说三任文化部长
首个专业音乐厅终建成
说起北京音乐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这里还是老中央电影院，经过舞台修整、添加音罩后，改建为音乐厅，划归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使用。直到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那次重建，这里才成为中国交响乐演出的最高圣殿。
说起那次重建，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已故指挥大师李德伦。他在业界声望颇高，人又幽默可亲，被亲切称呼为“李大爷”。李大爷一生干过无数足以载入交响乐发展史册的事，建北京音乐厅就是其中一件。
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文化交流活动日渐增多，外国乐团、指挥家来华演出越来越多，李大爷觉得，首都也该有个专门为交响乐而建的音乐厅，于是向文化部打了报告。
盖一座专业的音乐厅不是一笔小花销，李大爷知道，一口气要下来这笔钱不太可能。“没钱没关系，我们又不是盖剧场，剧场花钱多，因为它需要有舞台设备，而盖音乐厅省钱。”李德伦这么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汇报。黄镇就问，一百万够不够？“够了。”李大爷话音未落，旁边的人冲他直摆手，小声说一百万肯定不够。但老爷子坚持：“够了！”
曾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出部主任、李德伦的老朋友田振林说，其实，这是李大爷为建音乐厅想出来的“小计策”，“他想的是，只要批准了，那就可以动工。只要动了工，音乐厅就一定能建起来。”就这样，北京音乐厅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并于1983年在原址破土重建。等启动资金用完了，李大爷就再向文化部申请。北京音乐厅建造期间，文化部长换了三任，他就游说了三任……
1986年1月，演奏厅可以容纳1182名听众的北京音乐厅开幕试用。厅内采用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建筑声学措施，获得了良好的音质、频率、特性和适度的混音时间以及均匀的声场分布。开业之初，李德伦指挥原中央乐团奉献了系列音乐会，田振林至今还记得当时大家的兴奋劲儿，“之前，我们在首都剧场、清华大学礼堂等好多场地都演过，北京音乐厅建好后，那就是咱自家的地儿了。”对专业音乐演出来说，由于不同剧场的声学结构不同，乐团演出前都要提前走台和调整，时间成本不免增加，“音乐厅声效好，乐团排练起劲儿，在这儿演出，又踏实效果又好。”
很多老北京人都记得，老中央乐团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星期音乐会”。有了北京音乐厅之后，这里每周都有演出，李德伦、严良堃等著名指挥家亲自上阵，演出票10元一张，观众熙熙攘攘，成为长安街畔的一大盛景。“李德伦真的是个智慧而充满远见的音乐家。”著名乐评人陈志音回忆起李大爷连连感叹：“高雅音乐的大众化普及当时可能不太看得出效果，但过了几十年之后，现在看看，那些资深交响乐观众，当年都受过‘星期音乐会’的影响。”
见证中外文化交流
小泽征尔、梅纽因曾登台
在北京，古典音乐一直算不上曲高和寡，只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乐迷只能听唱片过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陆续开始有一些外国音乐家来到北京演出，“那种冲击力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陈志音回忆当年在北京音乐厅看过的演出，形象地比喻，“那种感觉就像艺术家们突然从唱片里走出来，一个个大活人‘咣’一下来到了你的眼前。”
说起上世纪90年代初小提琴家帕尔曼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出，陈志音到现在都激动得声音发抖。她回忆说，帕尔曼患有小儿麻痹症，腿脚不是很灵便，但在音乐厅登台时，坚持自己走上台，“这就是艺术家的尊严，绝不让别人扶着上舞台。舞台上，他的琴声一起，那么动听，那么感人，我一直在流泪。”
正如陈志音所言，北京音乐厅建成后，京城古典音乐舞台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年那些只“活”在唱片里的世界音乐大咖，都在这里登台献艺。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世界十大女高音之一蒙塞拉·卡巴耶来华，还有“鬼才”钢琴家伊沃·波格莱里奇、指挥家小泽征尔，都曾在这个舞台上一展风采。
随着来华艺术家越来越多，北京音乐厅的舞台越来越频繁地镌刻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记。观众们也不用再像改革开放初期时那样，每来一位音乐大咖，都要彻夜排队才能买上票。
小提琴家、指挥家梅纽因是李德伦和原中央乐团的老朋友，1979年他来京演出还是在民族宫剧场，等到1997年梅纽因再次来华，就是在北京音乐厅登台了。
当时梅纽因已八旬高龄，在音乐厅为国交指挥排练时却从不落座，一直精神矍铄地站在指挥台上，跟乐团沟通音乐细节。
两年后的1999年3月13日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又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音乐会。演出开始前，音乐厅负责人语气沉痛地说：“昨天，小提琴家、指挥家梅纽因大师去世了，他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和热爱的音乐家。现在我建议，为梅纽因大师的去世默哀一分钟。”现场气氛凝重，在座观众深深感受到，这一方舞台不仅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的音乐会，还见证着中外艺术家之间的深厚友谊。
北京音乐厅也是最早向观众普及古典音乐观演礼仪的音乐厅之一。“我们很早就提出来，进音乐厅看演出服装要整齐，别穿着拖鞋背心就进来了。”田振林说，对中国观众来说，交响乐毕竟是舶来品，观演礼仪也需要引导，比如剧场中不能大声喧哗、迟到的观众必须在一个乐章结束后才能入场……“这就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的领位员和观众交流时都说‘请’，观众也就不好意思不礼貌了。”渐渐地，中国观众观演素质明显提高，田振林就曾见过，一些观众甚至会拿着交响乐总谱来听音乐会，那一瞬间，田振林心中满是感动。
寻找市场全新定位
一直努力走差异化道路
一个剧院，一旦承担起艺术普及、艺术市场培育和艺术原创的功能，就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音乐厅策划推出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打开音乐之门”等品牌，在演出市场上找到了“雅”和“俗”的结合点，至今仍堪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美结合的典范。
“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盛况空前，台上，演员抑扬顿挫，台下，观众席中连掉根针都能听得见。演出刚一结束，热情的观众蜂拥而上，把演员团团围住，要求签字合影。
“打开音乐之门”诞生于1994年，将现场演奏和讲解结合，以低票价的形式向学生及家长开放。1998年，北京音乐厅暑期系列音乐会正式冠以“打开音乐之门”主题，在暑期向小朋友们“开门”。当时正值我国青少年学习器乐、声乐、舞蹈等艺术特长的高峰期，“打开音乐之门”顺应了这一潮流，也提升了大众的艺术鉴赏力。
与此同时，北京音乐厅迈出了改革的步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制定严格的演出管理制度，开通中国第一个电脑售票系统……一系列改革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当时，全市一年的演出加在一起不过几百场，音乐厅一年就演400多场，一时成为北京的一种“文化现象”。
进入新世纪，北京的专业剧场和音乐厅越来越多，演出市场的密度和饱和度持续增加，古典音乐演出的盘子也越来越大，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新兴演出场馆迅速以先进的设施、周到的服务吸引了大批国际顶尖乐团和音乐爱好者。如何在演出市场上走出自己的路？北京音乐厅开始面临新一轮挑战。
其实，地处长安街沿线的北京音乐厅从不缺演出，但演出品位如何，考验着管理者的鉴别能力。就在几年前，久石让等电影、动漫音乐会几乎在北京音乐厅“摞”着演，不同演出商、不同版本轮番上阵，很多观众开始感到审美疲劳。
“演出公司不会对演出的艺术价值进行过多考量，在商言商也无可厚非。”北京音乐厅副总经理周佳毅坦言，但对剧场来说，如果项目重复率过高，就会拉低剧场品位，“音乐厅可以不赚这份场租，也要控制类似演出的场次。”
“根据大量的市场调研，我们把自己定位为适合中小型专业演出的场所，比如室内乐。”周佳毅说，一些相对小众但乐迷黏性比较高的室内乐演出，能充分彰显北京音乐厅的优质声效条件。此外，一些在国外比赛中崭露头角，但在国内还没有获得广泛知晓度的青年音乐家，也会把回国或来华的首场演出放在北京音乐厅，如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张昊辰、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赵成珍等。
“随着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观众的欣赏水平明显提高，对古典音乐演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周佳毅坦陈，在挑战越来越大的市场环境中，固守陈规肯定会被淘汰，“常规的音乐项目大家都在演，音乐厅想推出一些新的东西，让观众更感兴趣。”在她看来，走过几十年风雨的北京音乐厅，一直在努力走差异化道路，为京城文艺演出市场增加新的色彩，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交响谱写新的乐章。
川流不息的西长安街上，一幢蓝灰色玻璃幕墙的建筑矗立在北新华街路口，风格典雅，造型端庄，有如一个巨大而神秘的音乐盒。夜幕降临，这里常常是灯火辉煌、乐声悠扬。
它，就是陪伴了首都市民32年的北京音乐厅。
破土重建的北京音乐厅于1986年投入使用，是我国第一座现代模式的、专为演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演出场所，也是改革开放初期首都声效最好的音乐场馆之一。几十年间，这方舞台，迎来了国内外无数音乐大咖，见证了北京古典音乐演出的日益繁荣。北京音乐厅自身的发展，也融入这座城市改革开放的脚步中，汇成一部气势磅礴的时代交响。
游说三任文化部长
首个专业音乐厅终建成
说起北京音乐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这里还是老中央电影院，经过舞台修整、添加音罩后，改建为音乐厅，划归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使用。直到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那次重建，这里才成为中国交响乐演出的最高圣殿。
说起那次重建，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已故指挥大师李德伦。他在业界声望颇高，人又幽默可亲，被亲切称呼为“李大爷”。李大爷一生干过无数足以载入交响乐发展史册的事，建北京音乐厅就是其中一件。
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文化交流活动日渐增多，外国乐团、指挥家来华演出越来越多，李大爷觉得，首都也该有个专门为交响乐而建的音乐厅，于是向文化部打了报告。
盖一座专业的音乐厅不是一笔小花销，李大爷知道，一口气要下来这笔钱不太可能。“没钱没关系，我们又不是盖剧场，剧场花钱多，因为它需要有舞台设备，而盖音乐厅省钱。”李德伦这么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汇报。黄镇就问，一百万够不够？“够了。”李大爷话音未落，旁边的人冲他直摆手，小声说一百万肯定不够。但老爷子坚持：“够了！”
曾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出部主任、李德伦的老朋友田振林说，其实，这是李大爷为建音乐厅想出来的“小计策”，“他想的是，只要批准了，那就可以动工。只要动了工，音乐厅就一定能建起来。”就这样，北京音乐厅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并于1983年在原址破土重建。等启动资金用完了，李大爷就再向文化部申请。北京音乐厅建造期间，文化部长换了三任，他就游说了三任……
1986年1月，演奏厅可以容纳1182名听众的北京音乐厅开幕试用。厅内采用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建筑声学措施，获得了良好的音质、频率、特性和适度的混音时间以及均匀的声场分布。开业之初，李德伦指挥原中央乐团奉献了系列音乐会，田振林至今还记得当时大家的兴奋劲儿，“之前，我们在首都剧场、清华大学礼堂等好多场地都演过，北京音乐厅建好后，那就是咱自家的地儿了。”对专业音乐演出来说，由于不同剧场的声学结构不同，乐团演出前都要提前走台和调整，时间成本不免增加，“音乐厅声效好，乐团排练起劲儿，在这儿演出，又踏实效果又好。”
很多老北京人都记得，老中央乐团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星期音乐会”。有了北京音乐厅之后，这里每周都有演出，李德伦、严良堃等著名指挥家亲自上阵，演出票10元一张，观众熙熙攘攘，成为长安街畔的一大盛景。“李德伦真的是个智慧而充满远见的音乐家。”著名乐评人陈志音回忆起李大爷连连感叹：“高雅音乐的大众化普及当时可能不太看得出效果，但过了几十年之后，现在看看，那些资深交响乐观众，当年都受过‘星期音乐会’的影响。”
见证中外文化交流
小泽征尔、梅纽因曾登台
在北京，古典音乐一直算不上曲高和寡，只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乐迷只能听唱片过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陆续开始有一些外国音乐家来到北京演出，“那种冲击力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陈志音回忆当年在北京音乐厅看过的演出，形象地比喻，“那种感觉就像艺术家们突然从唱片里走出来，一个个大活人‘咣’一下来到了你的眼前。”
说起上世纪90年代初小提琴家帕尔曼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出，陈志音到现在都激动得声音发抖。她回忆说，帕尔曼患有小儿麻痹症，腿脚不是很灵便，但在音乐厅登台时，坚持自己走上台，“这就是艺术家的尊严，绝不让别人扶着上舞台。舞台上，他的琴声一起，那么动听，那么感人，我一直在流泪。”
正如陈志音所言，北京音乐厅建成后，京城古典音乐舞台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年那些只“活”在唱片里的世界音乐大咖，都在这里登台献艺。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世界十大女高音之一蒙塞拉·卡巴耶来华，还有“鬼才”钢琴家伊沃·波格莱里奇、指挥家小泽征尔，都曾在这个舞台上一展风采。
随着来华艺术家越来越多，北京音乐厅的舞台越来越频繁地镌刻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记。观众们也不用再像改革开放初期时那样，每来一位音乐大咖，都要彻夜排队才能买上票。
小提琴家、指挥家梅纽因是李德伦和原中央乐团的老朋友，1979年他来京演出还是在民族宫剧场，等到1997年梅纽因再次来华，就是在北京音乐厅登台了。
当时梅纽因已八旬高龄，在音乐厅为国交指挥排练时却从不落座，一直精神矍铄地站在指挥台上，跟乐团沟通音乐细节。
两年后的1999年3月13日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又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音乐会。演出开始前，音乐厅负责人语气沉痛地说：“昨天，小提琴家、指挥家梅纽因大师去世了，他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和热爱的音乐家。现在我建议，为梅纽因大师的去世默哀一分钟。”现场气氛凝重，在座观众深深感受到，这一方舞台不仅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的音乐会，还见证着中外艺术家之间的深厚友谊。
北京音乐厅也是最早向观众普及古典音乐观演礼仪的音乐厅之一。“我们很早就提出来，进音乐厅看演出服装要整齐，别穿着拖鞋背心就进来了。”田振林说，对中国观众来说，交响乐毕竟是舶来品，观演礼仪也需要引导，比如剧场中不能大声喧哗、迟到的观众必须在一个乐章结束后才能入场……“这就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的领位员和观众交流时都说‘请’，观众也就不好意思不礼貌了。”渐渐地，中国观众观演素质明显提高，田振林就曾见过，一些观众甚至会拿着交响乐总谱来听音乐会，那一瞬间，田振林心中满是感动。
寻找市场全新定位
一直努力走差异化道路
一个剧院，一旦承担起艺术普及、艺术市场培育和艺术原创的功能，就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音乐厅策划推出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打开音乐之门”等品牌，在演出市场上找到了“雅”和“俗”的结合点，至今仍堪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美结合的典范。
“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盛况空前，台上，演员抑扬顿挫，台下，观众席中连掉根针都能听得见。演出刚一结束，热情的观众蜂拥而上，把演员团团围住，要求签字合影。
“打开音乐之门”诞生于1994年，将现场演奏和讲解结合，以低票价的形式向学生及家长开放。1998年，北京音乐厅暑期系列音乐会正式冠以“打开音乐之门”主题，在暑期向小朋友们“开门”。当时正值我国青少年学习器乐、声乐、舞蹈等艺术特长的高峰期，“打开音乐之门”顺应了这一潮流，也提升了大众的艺术鉴赏力。
与此同时，北京音乐厅迈出了改革的步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制定严格的演出管理制度，开通中国第一个电脑售票系统……一系列改革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当时，全市一年的演出加在一起不过几百场，音乐厅一年就演400多场，一时成为北京的一种“文化现象”。
进入新世纪，北京的专业剧场和音乐厅越来越多，演出市场的密度和饱和度持续增加，古典音乐演出的盘子也越来越大，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新兴演出场馆迅速以先进的设施、周到的服务吸引了大批国际顶尖乐团和音乐爱好者。如何在演出市场上走出自己的路？北京音乐厅开始面临新一轮挑战。
其实，地处长安街沿线的北京音乐厅从不缺演出，但演出品位如何，考验着管理者的鉴别能力。就在几年前，久石让等电影、动漫音乐会几乎在北京音乐厅“摞”着演，不同演出商、不同版本轮番上阵，很多观众开始感到审美疲劳。
“演出公司不会对演出的艺术价值进行过多考量，在商言商也无可厚非。”北京音乐厅副总经理周佳毅坦言，但对剧场来说，如果项目重复率过高，就会拉低剧场品位，“音乐厅可以不赚这份场租，也要控制类似演出的场次。”
“根据大量的市场调研，我们把自己定位为适合中小型专业演出的场所，比如室内乐。”周佳毅说，一些相对小众但乐迷黏性比较高的室内乐演出，能充分彰显北京音乐厅的优质声效条件。此外，一些在国外比赛中崭露头角，但在国内还没有获得广泛知晓度的青年音乐家，也会把回国或来华的首场演出放在北京音乐厅，如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张昊辰、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赵成珍等。
“随着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观众的欣赏水平明显提高，对古典音乐演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周佳毅坦陈，在挑战越来越大的市场环境中，固守陈规肯定会被淘汰，“常规的音乐项目大家都在演，音乐厅想推出一些新的东西，让观众更感兴趣。”在她看来，走过几十年风雨的北京音乐厅，一直在努力走差异化道路，为京城文艺演出市场增加新的色彩，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交响谱写新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