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村是真穷，因为穷，村里光棍不少，四十多岁了说不上媳妇儿。现在，我们村靠搞股份制尝到了甜头，全村除五保户外，户户入股。农民成了投资、经营和受益的主体，收入节节高。这两年国家搞精准扶贫，我们村一户低收入户也没有，这是让我们洪水口村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
——于广云
北京的最高峰灵山脚下，有个远近闻名的“股民村”——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口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村的村民就开始集资入股办企业，全村几乎户户是股东。
这么一个偏僻小村，能够成为“股民村”，得归功于一个人——现年58岁的村支部书记于广云。
倒退三四十年，洪水口村是门头沟区有名的穷村。土地贫瘠，种啥啥不长，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种一葫芦打俩瓢”，意思是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1979年，19岁的于广云高中毕业回村，先是在村集体挣了三年工分，1982年大包干，地、树全部承包到各户。在家干了三年后，头脑活络的于广云考了个驾驶本，给乡里的机械加工厂开车。厂子效益不好，没两年就倒闭了。看着厂子剩下的一堆机械设备，于广云想，不如让村里买下来，以后在村里办厂用。
村民一听就炸了：“村里本来就没钱，买回这一堆‘铁疙瘩’，有什么用！”
办厂到底能不能挣钱？“能！”面对乡亲们，于广云拍着胸脯保证。
于是，“铁疙瘩”运回了村里。洪水口村办起了修配厂，于广云任厂长。搞简单的机械加工，一年下来有六七万元收入，还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大云是个能干人儿！”于广云的能力很快被村民认可，1998年4月，他被推选为村主任，后来又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于广云上任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靠着灵山搞旅游。当时，灵山景区已经开发，每天都有好多拨游客途经洪水口村上灵山。而要让游客能留在村里，一定得解决吃、住、玩的问题。村两委班子商议决定，在村里建一个旅游山庄。
建山庄，地块有，但是缺资金。“当时大队没钱，各户的存款也不多，每家也就有个两三千元。”于广云琢磨，这点钱单打独斗肯定不成，不如把各户的零散钱集中起来，兴许能办点儿大事。
可是，大喇叭广播、张榜、入户宣传，折腾了一个月，没一户报名。“没办法，我们就先从自家亲戚开始，把他们先‘拉下水’，好不容易动员了14户，就此开始了集资入股。”
建山庄先从平场地开始，所有股东都要参加劳动。开工不到半个月，就有两户退了股，理由是天天干活，也挣不到钱。
于广云赶紧召集股东会商量对策。退股容易，是因为股东们一直就没交上股金，没有股金的约束，大伙儿没干劲，也不方便管理，想入就入、想退就退。这次股东会要求，各股东每股先交5000元。于广云带着大伙儿制定了入股章程：许入不许出；半道儿退股人可以退，钱不退。接着又推选出了董事长、出纳和会计。现在回忆起这段，于广云感慨：“那会儿什么经验也没有，真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村里组织集资入股办的第一个企业——云峰山庄，也是村里第一个股份制企业。当时股份制在山里还是新鲜事物，“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股份制刚开始在全国试点，我们村算搞得比较早的。”于广云说。
因为股东都没搞过旅游，没有经验，山庄建成后就直接交给了首钢的一个下属企业经营。每年6万元承包费，承包期10年。这样一来，12个股东，扣除交给村集体的占地费3000元，每股当年分红4750元。
眼看分到了钱，村民们纷纷找来也要求入股。于广云趁热打铁，提倡恢复已停业的修配厂，和云峰山庄一样，还是股份制。消息一传出，马上有24户入股，共缴纳股金10.8万元。1999年，修配厂实现产值80万元，纯收入25万元，每股分红7500元，当年收回投资。
紧接着，村里又开始开发灵山古道、建运输合作社、建垂钓园、办矿泉水厂……“统统都是股份制，一股的价格从最开始的1万元，降到了1000元。想入股又拿不出钱的，可以用出工的方式抵，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能当股东。”于广云说。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村里准备开发矿泉水资源，一天晚上，村两委班子研究水厂入股的事到晚上10点多，那是冬天，刮着白毛旋风，于广云前脚刚进家后脚就有人敲门，是原来的老书记。他急切地说：“我要入股！我走着上清水镇信用社把钱支回来了，我入3000块钱的。”不仅是老书记，老村主任也入了3000元股。
“这事给我的触动太大了。”于广云说，以这两位老村干部为代表，有一部分村民一直不相信股份制，“他们俩的转变，带动着一大批人观念转变了，我的干劲儿更足了。”
从1998年到现在，洪水口村先后组建了十多个股份合作组织，现在仍在经营的股份制项目还有4个，年纯收益176万元。年底分红，入股多的人家能分到四五万元，少的也有五六千元。
山里有奔头了，曾经把户口迁到山外的村民又陆陆续续回来了。1998年，洪水口村78户、248人，现在增长到168户、313人。去年全村人均收入19300元，位于清水镇前列。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于广云说：“实践证明：改革确实是刨穷根儿、促发展的良药。”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村是真穷，因为穷，村里光棍不少，四十多岁了说不上媳妇儿。现在，我们村靠搞股份制尝到了甜头，全村除五保户外，户户入股。农民成了投资、经营和受益的主体，收入节节高。这两年国家搞精准扶贫，我们村一户低收入户也没有，这是让我们洪水口村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
——于广云
北京的最高峰灵山脚下，有个远近闻名的“股民村”——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口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村的村民就开始集资入股办企业，全村几乎户户是股东。
这么一个偏僻小村，能够成为“股民村”，得归功于一个人——现年58岁的村支部书记于广云。
倒退三四十年，洪水口村是门头沟区有名的穷村。土地贫瘠，种啥啥不长，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种一葫芦打俩瓢”，意思是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1979年，19岁的于广云高中毕业回村，先是在村集体挣了三年工分，1982年大包干，地、树全部承包到各户。在家干了三年后，头脑活络的于广云考了个驾驶本，给乡里的机械加工厂开车。厂子效益不好，没两年就倒闭了。看着厂子剩下的一堆机械设备，于广云想，不如让村里买下来，以后在村里办厂用。
村民一听就炸了：“村里本来就没钱，买回这一堆‘铁疙瘩’，有什么用！”
办厂到底能不能挣钱？“能！”面对乡亲们，于广云拍着胸脯保证。
于是，“铁疙瘩”运回了村里。洪水口村办起了修配厂，于广云任厂长。搞简单的机械加工，一年下来有六七万元收入，还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大云是个能干人儿！”于广云的能力很快被村民认可，1998年4月，他被推选为村主任，后来又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于广云上任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靠着灵山搞旅游。当时，灵山景区已经开发，每天都有好多拨游客途经洪水口村上灵山。而要让游客能留在村里，一定得解决吃、住、玩的问题。村两委班子商议决定，在村里建一个旅游山庄。
建山庄，地块有，但是缺资金。“当时大队没钱，各户的存款也不多，每家也就有个两三千元。”于广云琢磨，这点钱单打独斗肯定不成，不如把各户的零散钱集中起来，兴许能办点儿大事。
可是，大喇叭广播、张榜、入户宣传，折腾了一个月，没一户报名。“没办法，我们就先从自家亲戚开始，把他们先‘拉下水’，好不容易动员了14户，就此开始了集资入股。”
建山庄先从平场地开始，所有股东都要参加劳动。开工不到半个月，就有两户退了股，理由是天天干活，也挣不到钱。
于广云赶紧召集股东会商量对策。退股容易，是因为股东们一直就没交上股金，没有股金的约束，大伙儿没干劲，也不方便管理，想入就入、想退就退。这次股东会要求，各股东每股先交5000元。于广云带着大伙儿制定了入股章程：许入不许出；半道儿退股人可以退，钱不退。接着又推选出了董事长、出纳和会计。现在回忆起这段，于广云感慨：“那会儿什么经验也没有，真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村里组织集资入股办的第一个企业——云峰山庄，也是村里第一个股份制企业。当时股份制在山里还是新鲜事物，“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股份制刚开始在全国试点，我们村算搞得比较早的。”于广云说。
因为股东都没搞过旅游，没有经验，山庄建成后就直接交给了首钢的一个下属企业经营。每年6万元承包费，承包期10年。这样一来，12个股东，扣除交给村集体的占地费3000元，每股当年分红4750元。
眼看分到了钱，村民们纷纷找来也要求入股。于广云趁热打铁，提倡恢复已停业的修配厂，和云峰山庄一样，还是股份制。消息一传出，马上有24户入股，共缴纳股金10.8万元。1999年，修配厂实现产值80万元，纯收入25万元，每股分红7500元，当年收回投资。
紧接着，村里又开始开发灵山古道、建运输合作社、建垂钓园、办矿泉水厂……“统统都是股份制，一股的价格从最开始的1万元，降到了1000元。想入股又拿不出钱的，可以用出工的方式抵，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能当股东。”于广云说。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村里准备开发矿泉水资源，一天晚上，村两委班子研究水厂入股的事到晚上10点多，那是冬天，刮着白毛旋风，于广云前脚刚进家后脚就有人敲门，是原来的老书记。他急切地说：“我要入股！我走着上清水镇信用社把钱支回来了，我入3000块钱的。”不仅是老书记，老村主任也入了3000元股。
“这事给我的触动太大了。”于广云说，以这两位老村干部为代表，有一部分村民一直不相信股份制，“他们俩的转变，带动着一大批人观念转变了，我的干劲儿更足了。”
从1998年到现在，洪水口村先后组建了十多个股份合作组织，现在仍在经营的股份制项目还有4个，年纯收益176万元。年底分红，入股多的人家能分到四五万元，少的也有五六千元。
山里有奔头了，曾经把户口迁到山外的村民又陆陆续续回来了。1998年，洪水口村78户、248人，现在增长到168户、313人。去年全村人均收入19300元，位于清水镇前列。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于广云说：“实践证明：改革确实是刨穷根儿、促发展的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