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从昆明军区调到总参某部工作,并于当年被派到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任翻译。当时工作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使馆里没有电视机,了解国内外新闻只能靠收音机。为了掌握驻在国的动向,我负责把每天当地电台广播的新闻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一句一句的反复听,再翻译成中文。翻译完成后,誊写清楚,呈报大使、参赞、武官等领导阅读。
那时候,起草给国内的报告文件,都是用笔写,起草完成后,要抄写得正正规规,送领导审阅修改。领导修改后,再抄写清楚上报。
后来,国内有关部门为我们配备了一台中文打字机。打字机有一个长方形的中文字盘,上面排列着很多方孔,每个孔里放一个铅字,字都是反着或者倒着的,大约有2000个字。打字机上部有一个滚筒,用来放纸。还有一个手柄带着一个小方桶样的打字锤,字盘下方有一个钩,可以把字盘上的铅字从下面捅上来,小方桶能把被捅上来的铅字夹住。打字时,要用右手握着手柄在字盘上方前后左右移动,左手控制字盘左右移动,找到所需要的字后,便将小方桶对准字的方孔,先按下手柄,让下面的钩把铅字捅进小方桶中,再把手柄用力敲击,打字锤就带着铅字向上翘起,“啪”的一声把字打在纸上,打出来的字就是正着的了。用中文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看起来就整齐多了,而且可以加上复写纸一次打出两三份。但是,如果打错了字,就要用小刀把错字轻轻地刮掉。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我回国后在部里任参谋。当时起草文件还主要是靠手写,从起草到文件发出,不知要反复抄写多少次。部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参谋起草了一份报告,定稿后,第二天就要上报了,便在晚上加班抄写最后一稿。到第二天上班拿出文件准备上报时,却发现怎么还是草稿?一番寻找之后,终于在废纸篓里找到了。原来,他抄写得昏头昏脑,抄完后就把抄好的文件揉成一团扔到了废纸篓里,而把草稿收了起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手工抄写是一件多么费时、费力、费心的事情。
1986年,部里派我去参加电脑学习班,学习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和电脑操作,并从学习班带回一台电脑,我记得是长城0520型的。那时的电脑运算速度慢,全部靠键盘操作,文件存储在5寸的软盘里。电脑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特别是修改文件,不管文件被修改得多乱,只要在电脑中一编辑,很快就能理顺,而且不留痕迹,同时,要打印多少份都可以。
随后十几年,电脑硬件、软件迅速发展,办公室里的电脑也从0520逐步换成了286、386、486、奔腾、笔记本电脑等,电脑也配上了鼠标,运算速度越来越快,参谋的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存储器也从5寸软盘过渡到3寸软盘,后来又有了活动硬盘、U盘等等,存储容量越来越大,使用也越来越方便快捷;打印机从吱吱作响的针式,逐渐换成了喷墨式、激光式等先进设备。其后更是建立了互联网、局域网,使参谋们摆脱了繁重的手工劳动,进入了高技术时代。
1996年我到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任陆海空军武官时,办公条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办公室里有了电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空调、手机、照相机等各种设备,再也不用手工抄抄写写了。
退休后,我不用再起草文件了,但我延续了写作和翻译外国作品的兴趣,时不时为各种报刊投稿,或承办一些翻译公司的文字翻译工作。最初的投稿,还是把文章规规矩矩地抄写在方格纸上,每格一个字,就是所谓的“爬格子”。稿子写好后,再作为信件通过邮局寄往报刊编辑部。那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活计。现在,我家里有电脑,可以上网。投稿时,只要将稿件、图片等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报刊编辑部,足不出户就完成了。这是何等方便啊!如今,新设备、新技术不断涌现,这全得益于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本文作者,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柬埔寨语专业,1970年入伍,曾任驻柬大使馆翻译、总参某部参谋、驻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代表处助理代表、驻老挝大使馆武官等职。大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