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在北京中轴线北端矗立了700余年，是北京城资历最老的一拨“地标”。两座楼，一北一南，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俩屋顶都是绿琉璃剪边，一个是黑琉璃瓦，一个是灰筒瓦。
杨占岭在它们脚下住了三四十年，他的朋友圈里，波光荡漾的玉河是绝对主角儿。他当过北京的哥，说话也押着韵，“抬头瞅得见巍峨的鼓楼，推门儿就是含情脉脉的玉河，北京城越来越有味道，越住越上瘾。”
暮去朝来，杨占岭住的小院儿也在悄然改变。今年的葫芦架丰收，隔三差五就有相熟的街坊来讨要。“瞅着俊的，早早地就有主儿了。今年的份儿，前两天都被领走了。再想要，明年请早儿。”
改革开放40年，从小院儿到胡同，从钟鼓楼一路往南到永定门，再到整座北京城，风貌变迁，古韵渐浓。杨占岭说：“城和人一样，都是活物，哪儿能不变！”
拆保博弈 砖瓦自珍
杨占岭当过知青，返城后搬到雨儿胡同，之后再没离开过。刚搬到鼓楼脚下时，他最怕下雨下雪，“别说白鞋，什么颜色的鞋穿出门都是两脚泥。”
手里有了活钱儿，胡同人家最先想改善的就是居住条件。这家搭起个小厨房，那家盖了间小客厅，街里街坊间谁家盖房还会互相搭把手儿。小院儿慢慢被塞得满满当当。“院子里最窄的地方，俩人要是推着自行车走对脸儿，那就得有人退一步让一下。”甚至树也被圈到了屋子里，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演得一模一样。
一度，北京每年100万元的文物修缮费都是打在城市维护费里的。1992年，这笔钱涨到一年400万元。然而北京的文物古迹多，这点儿钱就是杯水车薪。一位“老文物”直言：“只能是抢险、堵漏，维护都谈不上。”
文物本体修缮都顾不上，更谈不上风貌保护。钟鼓楼一带，人口密度不小，但大型的商场只有地安门百货。这座“摩天大楼”5层高，在胡同区一戳，有种与钟鼓楼比肩的气势。
董绍鹏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当时，他经常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征集古物。一次，他接到宝钞胡同一户居民打来的热线：“收拾院里杂物时有一个门墩儿，您要不要？”如今，门墩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展品。他感慨：“当时的北京人可能还没意识到传承，只是觉得老物件应该得到保存。”
进入90年代末，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文物保护也有了资本与“拆和建”一起被摆到了桌面上。
平安大街修到杨占岭家门口——地安门西大街。这儿，南边有北海公园，北边是清雍正时期兴建的贤良祠，历史与现代，古建筑与大马路，北京人郑重选择：此段道路维持原状，路宽仅有28米。
重要的历史遗存要保，胡同四合院也要保。
1999年，北京在旧城首次划定了历史文化保护区，25片上榜区域中，钟鼓楼脚下就占了南锣鼓巷地区和什刹海地区。杨占岭那会儿已经娶了媳妇儿冀红。她回忆：“听说挂了牌，觉得挺高兴。我们的胡同保住了，不会被拆了。但是院儿里还是挤，一下班回家就觉得憋屈，我经常溜达到后门桥边，绕着什刹海透口气儿。”
从1997年到1999年，北京完成了第三次全市文物普查。与家底儿一起摸清的，还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文保欠账——全市两百余处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许多年久失修，甚至有些自清朝以来就再没大修过。
从点到面 中轴焕靓
迈入新世纪，轰动一时的“3.3亿文物保护工程”启动了——北京市政府承诺，要用3年投入3.3亿元重点抢险修缮百余项市级以上文物古建。这个数字几乎赶上了此前几十年北京文物修缮经费的总和。
此时，北京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已连续多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0年的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达342.4亿元。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让文保事业发展有了足够的底气。
修缮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市铺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被纳入规划通盘考虑。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以筹办奥运会为契机，北京市决定从2003年起连续5年投入6亿元用于古都文物保护。此举创下了京城百年来修缮文物建筑规模最大、投资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纪录。
与以往一座一座地修不一样，古建、四合院栖身的胡同、街巷开始有规划地系统治理，恢复曾经的风貌。作为北京城的脊梁，中轴线“躬体力行”，从北往南看：
钟鼓楼修缮竣工，晨钟暮鼓重响耳畔；
后门桥露出真容；
火神庙在违建中躲了近半个世纪，亮相街面。地安门商场为了周边景观环境，削层；
故宫百年大修启动，历时19年的工程将重焕紫禁城的“康乾盛世”；京师九门之首的正阳门城楼、箭楼加固工程启动，“不伦不类”了半个多世纪的水泥地面将被传统城砖取代；
九坛八庙之一的先农坛、天坛神乐署修缮完工，向世人开放；
老北京“五镇”之一的燕墩从垃圾堆中“现身”，中轴线的南大门永定门城楼再次高高耸立，成了南城的标志性建筑……
杨占岭和冀红更喜欢出门遛弯儿了。“原来就知道有东不压桥胡同，谁都不爱走。因为附近有煤铺，稍不留神就沾一身煤灰。”杨占岭说，“听老辈儿聊天知道那儿有条河，没想到我还真有幸见到了真容。”
风行水上，穿越了元明清三代的古老河道重现，昔日“水穿街巷”之景复兴。
鼓楼东大街改造工程中试点“微循环”模式—— “大拆大建”“剃平头”的做法被彻底摒弃。这条街成为京城第一条没有拓宽、没有大面积拆改，基本恢复清末民初历史原貌的商业街区。
古建专家王世仁坦言：“改造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远比兴建一条新街难度大得多。”北京人却迎难而上。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应是宜居之城。
为实现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北京不断探索。《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一部部规划相继出炉，构建起文保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分明的保护格局。
内外兼修 文脉永续
2012年起，北京市政府每年拨款10亿元，提升古都文气儿，中轴文物集体“净脸”。时任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说：“修缮的面更广，不起眼的油饰掉漆也要及时修补。”
近年来，文物保护经费迎来4连涨。明城墙遗址公园、历代帝王庙、火神庙、陈独秀旧居等一批文物修缮后对社会开放。
同年9月，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保护历史风貌，不再是文物局一家着急。以南锣鼓巷为例，街道、大学、规划、城管等部门联手，为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支招儿：立于民国时期、标志北京内城最高点的“水准点”石碑，在市政改造结束后重现原位；万庆当铺的老墙从违建中探出脸儿……胡同记忆纷纷亮出来了。随着煤改电试点，各家各户的煤棚拆了，中间高两头低的路面也收拾平整了。
不过，冀红的新烦恼是南锣每天游人如织，烟熏火燎。“转一圈胡同，一身羊肉串儿味。”杨占岭烦的是“大家日子好过了，私家车一辆接一辆，再加上游客开来的，我每次开出租下班回家，非得绕好几圈，才能勉强找个空儿停下。”
2015年，东城区以南锣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的福祥、蓑衣、雨儿、帽儿四条胡同为试点，从功能疏解、风貌保护、民生改善、环境提升等方面入手，在保持原有居住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启动了修缮整治项目，涉及662户居民、85个院落。
一个新词儿——“自愿申请式腾退”诞生了，是定向安置、货币补偿、平移置换还是留住修缮，居民自个儿做主，而不再是以往征收拆迁的旧思路。
杨占岭选择留下。“舍不得走，有感情。”他是院儿里第一户自发拆了自建房的。他指着前院房前一块空地说，“以前都是住人的，现在有人搬走了，大家都自觉，院子才能豁亮。”
2016年12月，本市首个风貌保护管控导则——《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试行）》出台，“管控要素”共有19条。居民房屋翻改扩建，须先办理规划审批和施工手续，并严格按照导则实施。
这场涅槃内外兼修。“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2016年春，南锣自请摘了3A级景区资质的金字招牌，暂停接待旅游团队。将生意拒之门外，图的是留住北京味道。
经过治理，21家“烧烤烹炸”类低端小吃转型提升；无证无照商户都关停了；92家一照多店商户减少至39家。
绣花般精细化管理理念在古老的胡同里推开，东棉花胡同，有戏剧社演出；蓑衣胡同，有传统手工盘扣课……胡同里的商铺都在文化上做文章。
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发布，多年的“旧城”提法被“老城”取代。一字之变，意蕴悠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从字面上讲，‘老’比‘旧’更有历史感。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字代表的是认识程度的提高。说‘老城’，是对城市历史积淀的尊重，是一种价值的认可和体现。”
曾有人感叹，“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而这座城里最耀眼的玉带，当属中轴线。钟楼、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社稷坛、太庙、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及箭楼、天坛、先农坛、永定门，还有连接这些要素的历史街道，尽情展示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制文化、皇家文化和民俗文化珠辉玉映。
去年年底，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了中轴线申遗保护专项工作组，由市文物局和市规划国土委牵头，全面启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说：“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文物搬迁腾退、修缮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不求所有，但求民用。就是不能一个单位搬出去了，另外一个单位搬进来，文物依旧大门紧闭。我们希望腾退文物修缮后尽最大可能向公众开放。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保留老北京、老街坊。”
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负责编制的《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规划实施计划》《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设计导则》初稿也已完成。
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这样点评：之前强调点面的保护，像文物古迹、历史街区等。这次视野更宽，从北京的老城、中心城区扩大到16410平方公里的市域，再放眼到京津冀，这样一个格局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确立了更大范围的、可以落实的重要支点。
虽已过了小雪节气，杨占岭还是常常举着相机在玉河边取景。他的镜头里，有成片的青砖灰瓦，有初冬的远山树影，还有钟鼓楼静立，守望中轴。
钟鼓楼在北京中轴线北端矗立了700余年，是北京城资历最老的一拨“地标”。两座楼，一北一南，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俩屋顶都是绿琉璃剪边，一个是黑琉璃瓦，一个是灰筒瓦。
杨占岭在它们脚下住了三四十年，他的朋友圈里，波光荡漾的玉河是绝对主角儿。他当过北京的哥，说话也押着韵，“抬头瞅得见巍峨的鼓楼，推门儿就是含情脉脉的玉河，北京城越来越有味道，越住越上瘾。”
暮去朝来，杨占岭住的小院儿也在悄然改变。今年的葫芦架丰收，隔三差五就有相熟的街坊来讨要。“瞅着俊的，早早地就有主儿了。今年的份儿，前两天都被领走了。再想要，明年请早儿。”
改革开放40年，从小院儿到胡同，从钟鼓楼一路往南到永定门，再到整座北京城，风貌变迁，古韵渐浓。杨占岭说：“城和人一样，都是活物，哪儿能不变！”
拆保博弈 砖瓦自珍
杨占岭当过知青，返城后搬到雨儿胡同，之后再没离开过。刚搬到鼓楼脚下时，他最怕下雨下雪，“别说白鞋，什么颜色的鞋穿出门都是两脚泥。”
手里有了活钱儿，胡同人家最先想改善的就是居住条件。这家搭起个小厨房，那家盖了间小客厅，街里街坊间谁家盖房还会互相搭把手儿。小院儿慢慢被塞得满满当当。“院子里最窄的地方，俩人要是推着自行车走对脸儿，那就得有人退一步让一下。”甚至树也被圈到了屋子里，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演得一模一样。
一度，北京每年100万元的文物修缮费都是打在城市维护费里的。1992年，这笔钱涨到一年400万元。然而北京的文物古迹多，这点儿钱就是杯水车薪。一位“老文物”直言：“只能是抢险、堵漏，维护都谈不上。”
文物本体修缮都顾不上，更谈不上风貌保护。钟鼓楼一带，人口密度不小，但大型的商场只有地安门百货。这座“摩天大楼”5层高，在胡同区一戳，有种与钟鼓楼比肩的气势。
董绍鹏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当时，他经常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征集古物。一次，他接到宝钞胡同一户居民打来的热线：“收拾院里杂物时有一个门墩儿，您要不要？”如今，门墩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展品。他感慨：“当时的北京人可能还没意识到传承，只是觉得老物件应该得到保存。”
进入90年代末，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文物保护也有了资本与“拆和建”一起被摆到了桌面上。
平安大街修到杨占岭家门口——地安门西大街。这儿，南边有北海公园，北边是清雍正时期兴建的贤良祠，历史与现代，古建筑与大马路，北京人郑重选择：此段道路维持原状，路宽仅有28米。
重要的历史遗存要保，胡同四合院也要保。
1999年，北京在旧城首次划定了历史文化保护区，25片上榜区域中，钟鼓楼脚下就占了南锣鼓巷地区和什刹海地区。杨占岭那会儿已经娶了媳妇儿冀红。她回忆：“听说挂了牌，觉得挺高兴。我们的胡同保住了，不会被拆了。但是院儿里还是挤，一下班回家就觉得憋屈，我经常溜达到后门桥边，绕着什刹海透口气儿。”
从1997年到1999年，北京完成了第三次全市文物普查。与家底儿一起摸清的，还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文保欠账——全市两百余处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许多年久失修，甚至有些自清朝以来就再没大修过。
从点到面 中轴焕靓
迈入新世纪，轰动一时的“3.3亿文物保护工程”启动了——北京市政府承诺，要用3年投入3.3亿元重点抢险修缮百余项市级以上文物古建。这个数字几乎赶上了此前几十年北京文物修缮经费的总和。
此时，北京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已连续多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0年的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达342.4亿元。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让文保事业发展有了足够的底气。
修缮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市铺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被纳入规划通盘考虑。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以筹办奥运会为契机，北京市决定从2003年起连续5年投入6亿元用于古都文物保护。此举创下了京城百年来修缮文物建筑规模最大、投资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纪录。
与以往一座一座地修不一样，古建、四合院栖身的胡同、街巷开始有规划地系统治理，恢复曾经的风貌。作为北京城的脊梁，中轴线“躬体力行”，从北往南看：
钟鼓楼修缮竣工，晨钟暮鼓重响耳畔；
后门桥露出真容；
火神庙在违建中躲了近半个世纪，亮相街面。地安门商场为了周边景观环境，削层；
故宫百年大修启动，历时19年的工程将重焕紫禁城的“康乾盛世”；京师九门之首的正阳门城楼、箭楼加固工程启动，“不伦不类”了半个多世纪的水泥地面将被传统城砖取代；
九坛八庙之一的先农坛、天坛神乐署修缮完工，向世人开放；
老北京“五镇”之一的燕墩从垃圾堆中“现身”，中轴线的南大门永定门城楼再次高高耸立，成了南城的标志性建筑……
杨占岭和冀红更喜欢出门遛弯儿了。“原来就知道有东不压桥胡同，谁都不爱走。因为附近有煤铺，稍不留神就沾一身煤灰。”杨占岭说，“听老辈儿聊天知道那儿有条河，没想到我还真有幸见到了真容。”
风行水上，穿越了元明清三代的古老河道重现，昔日“水穿街巷”之景复兴。
鼓楼东大街改造工程中试点“微循环”模式—— “大拆大建”“剃平头”的做法被彻底摒弃。这条街成为京城第一条没有拓宽、没有大面积拆改，基本恢复清末民初历史原貌的商业街区。
古建专家王世仁坦言：“改造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远比兴建一条新街难度大得多。”北京人却迎难而上。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应是宜居之城。
为实现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北京不断探索。《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一部部规划相继出炉，构建起文保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分明的保护格局。
内外兼修 文脉永续
2012年起，北京市政府每年拨款10亿元，提升古都文气儿，中轴文物集体“净脸”。时任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说：“修缮的面更广，不起眼的油饰掉漆也要及时修补。”
近年来，文物保护经费迎来4连涨。明城墙遗址公园、历代帝王庙、火神庙、陈独秀旧居等一批文物修缮后对社会开放。
同年9月，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保护历史风貌，不再是文物局一家着急。以南锣鼓巷为例，街道、大学、规划、城管等部门联手，为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支招儿：立于民国时期、标志北京内城最高点的“水准点”石碑，在市政改造结束后重现原位；万庆当铺的老墙从违建中探出脸儿……胡同记忆纷纷亮出来了。随着煤改电试点，各家各户的煤棚拆了，中间高两头低的路面也收拾平整了。
不过，冀红的新烦恼是南锣每天游人如织，烟熏火燎。“转一圈胡同，一身羊肉串儿味。”杨占岭烦的是“大家日子好过了，私家车一辆接一辆，再加上游客开来的，我每次开出租下班回家，非得绕好几圈，才能勉强找个空儿停下。”
2015年，东城区以南锣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的福祥、蓑衣、雨儿、帽儿四条胡同为试点，从功能疏解、风貌保护、民生改善、环境提升等方面入手，在保持原有居住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启动了修缮整治项目，涉及662户居民、85个院落。
一个新词儿——“自愿申请式腾退”诞生了，是定向安置、货币补偿、平移置换还是留住修缮，居民自个儿做主，而不再是以往征收拆迁的旧思路。
杨占岭选择留下。“舍不得走，有感情。”他是院儿里第一户自发拆了自建房的。他指着前院房前一块空地说，“以前都是住人的，现在有人搬走了，大家都自觉，院子才能豁亮。”
2016年12月，本市首个风貌保护管控导则——《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试行）》出台，“管控要素”共有19条。居民房屋翻改扩建，须先办理规划审批和施工手续，并严格按照导则实施。
这场涅槃内外兼修。“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2016年春，南锣自请摘了3A级景区资质的金字招牌，暂停接待旅游团队。将生意拒之门外，图的是留住北京味道。
经过治理，21家“烧烤烹炸”类低端小吃转型提升；无证无照商户都关停了；92家一照多店商户减少至39家。
绣花般精细化管理理念在古老的胡同里推开，东棉花胡同，有戏剧社演出；蓑衣胡同，有传统手工盘扣课……胡同里的商铺都在文化上做文章。
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发布，多年的“旧城”提法被“老城”取代。一字之变，意蕴悠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从字面上讲，‘老’比‘旧’更有历史感。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字代表的是认识程度的提高。说‘老城’，是对城市历史积淀的尊重，是一种价值的认可和体现。”
曾有人感叹，“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而这座城里最耀眼的玉带，当属中轴线。钟楼、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社稷坛、太庙、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及箭楼、天坛、先农坛、永定门，还有连接这些要素的历史街道，尽情展示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制文化、皇家文化和民俗文化珠辉玉映。
去年年底，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了中轴线申遗保护专项工作组，由市文物局和市规划国土委牵头，全面启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说：“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文物搬迁腾退、修缮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不求所有，但求民用。就是不能一个单位搬出去了，另外一个单位搬进来，文物依旧大门紧闭。我们希望腾退文物修缮后尽最大可能向公众开放。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保留老北京、老街坊。”
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负责编制的《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规划实施计划》《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设计导则》初稿也已完成。
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这样点评：之前强调点面的保护，像文物古迹、历史街区等。这次视野更宽，从北京的老城、中心城区扩大到16410平方公里的市域，再放眼到京津冀，这样一个格局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确立了更大范围的、可以落实的重要支点。
虽已过了小雪节气，杨占岭还是常常举着相机在玉河边取景。他的镜头里，有成片的青砖灰瓦，有初冬的远山树影，还有钟鼓楼静立，守望中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