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亲生母亲，郑萌珠还叫刘平妈妈。
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出生，这是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产房中，后来被誉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教授，抱着小萌珠，开心地笑着。她的身后，一位年轻的医生侧着头，好奇地看着小萌珠，这名医生叫刘平，当时，正师从张丽珠攻读研究生学位。
小萌珠的妈妈郑桂珍当时已经39岁了，由于双侧输卵管不通，婚后多年不孕，是张丽珠“试管婴儿”的研究，圆了她当妈妈的梦，为了感谢张丽珠，她给孩子取名“萌珠”。“萌”取萌芽之意，“珠”则是取张丽珠的名字，感谢她赋予孩子生命。
小萌珠一天天长大，郑桂珍让她叫张丽珠奶奶，叫刘平妈妈。
的确，这个小生命，刘平曾全力呵护。
时间倒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北医校园里，一位女学生，抱着个保温桶，一路小跑，穿过校园和操场，赶到组织胚胎教研室。这个女学生就是刘平，她怀里的保温桶，装着从患者体内取出的卵泡液。后来，医院采购了恒温水浴箱，还是刘平护送着卵泡液往返于手术室和实验室。
当年，小萌珠生命的最初形态，就是刘平亲手送去实验室的。
1981年，刘平即将读完本科，她准备考研。北医校园里张贴出研招海报。刘平看到北医三院妇产科张丽珠教授的名字。当时，61岁的张丽珠，已是全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刘平决定考张丽珠的研究生，她觉得迎接新生命，就是迎接希望和幸福。
初入师门，最先迎来的就是挑战。
1984年，63岁的张丽珠和北医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的刘斌合作，提出新设想：探索“试管婴儿”技术。刘平的眼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当时，研究条件非常艰苦——
“由于没有现代阴道镜超声技术和微创技术，当时取卵只能征求符合妇科开腹手术指征的患者同意，在开腹手术进行的同时取卵。”
“当时取卵针都是送到钟表店去磨。”
“卵子存在卵泡液中，我们要从卵泡液中找出卵细胞，才能尝试体外受精技术，这是试管婴儿技术的第一步。卵泡液从人体取出后需要维持合适的温度和pH值，否则很快会失去活力，没有合适的设备，就只好用保温桶。”
……
当时，刘平从手术室拿到卵泡液，一路小跑，抵达实验室，立即开始寻找……张丽珠教授一做完手术就会立刻找到她，询问是否找到卵母细胞？找到几个？受精及形成胚胎情况如何……
但是，当时能取出的成熟卵泡个数非常有限，“每一次失败，我都能在张教授脸上看到那种无以言表的失望。”刘平回忆着。
最初的几次胚胎移植，竟都是在北医教学楼的实验室完成的，后来，医院才在住院楼二层的职业病科腾出一间资料室改为实验室。“取卵手术室终于离实验室近了，再不用抱着保温桶跑了。”刘平说。
历经十余次失败后，终于成功了。
张丽珠团队成功地在郑桂珍的卵泡液中找到卵子，顺利完成体外受精。受精卵开始分裂，张丽珠用一根特制的塑料管将受精卵植入郑桂珍子宫内。7周后，胎儿原始心脏有力地搏动，临床妊娠成功。
“在医院住了10个多月，刘平医生她们把我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郑桂珍回忆着。
“那时不能做羊水穿刺产前诊断，到孕中期也不敢说一定没问题，B超的成像并不清晰，孩子揣在肚子里，只能猜测、惦记着。”刘平说。
1988年3月10日，郑桂珍成功分娩一个健康女婴，取名郑萌珠，我国辅助生殖医疗技术的新篇章就此拉开。
小萌珠在甘肃长大，但和刘平一直有联系，到北京参加活动，也是刘平接待她们。
“既然命运让你成为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你就有责任成为试管技术的一个宣传员。”刘平的话，小萌珠一直记在心里。她大学毕业后，回到北医三院，成为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事病案管理工作。刘平是中心主任，她像母亲一样关心着萌珠的生活和工作。
刘平既是临床医生，同时还要兼顾管理中心的实验室平台，为取卵、胚胎培养、体外受精等多个环节把关。她帮很多不孕不育的患者实现了当妈妈的梦想，她也见证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据统计显示，目前，中国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妊娠率约为40%，活婴分娩率达到30%至35%。每100个新生儿中，就有约一至两个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不仅如此，现在我国已有数百种遗传病可以通过植入前遗传学诊断进行明确的筛选，避免将父母带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就在4月15日，郑萌珠也当妈妈了，她成功分娩一个男婴，“试管婴儿二代宝宝”的降生，也证明了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性。
萌珠生产的时候，刘平也守在手术室里。她抱着萌珠的孩子，就好像当年导师抱着萌珠一样。“作为医生，能够见证医学技术给患者家庭带来希望，真的很幸福。”刘平开心地笑着。
今年60岁的刘平， 已不再担任生殖医学中心的行政职务，但她仍在出门诊、搞科研。步履匆匆的背影，一如当年那个抱着保温桶的年轻学生。刘平愿意一直奔跑下去，推动着辅助生殖技术更快地发展，为更多的家庭送去幸福的希望。
除了亲生母亲，郑萌珠还叫刘平妈妈。
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出生，这是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产房中，后来被誉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教授，抱着小萌珠，开心地笑着。她的身后，一位年轻的医生侧着头，好奇地看着小萌珠，这名医生叫刘平，当时，正师从张丽珠攻读研究生学位。
小萌珠的妈妈郑桂珍当时已经39岁了，由于双侧输卵管不通，婚后多年不孕，是张丽珠“试管婴儿”的研究，圆了她当妈妈的梦，为了感谢张丽珠，她给孩子取名“萌珠”。“萌”取萌芽之意，“珠”则是取张丽珠的名字，感谢她赋予孩子生命。
小萌珠一天天长大，郑桂珍让她叫张丽珠奶奶，叫刘平妈妈。
的确，这个小生命，刘平曾全力呵护。
时间倒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北医校园里，一位女学生，抱着个保温桶，一路小跑，穿过校园和操场，赶到组织胚胎教研室。这个女学生就是刘平，她怀里的保温桶，装着从患者体内取出的卵泡液。后来，医院采购了恒温水浴箱，还是刘平护送着卵泡液往返于手术室和实验室。
当年，小萌珠生命的最初形态，就是刘平亲手送去实验室的。
1981年，刘平即将读完本科，她准备考研。北医校园里张贴出研招海报。刘平看到北医三院妇产科张丽珠教授的名字。当时，61岁的张丽珠，已是全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刘平决定考张丽珠的研究生，她觉得迎接新生命，就是迎接希望和幸福。
初入师门，最先迎来的就是挑战。
1984年，63岁的张丽珠和北医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的刘斌合作，提出新设想：探索“试管婴儿”技术。刘平的眼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当时，研究条件非常艰苦——
“由于没有现代阴道镜超声技术和微创技术，当时取卵只能征求符合妇科开腹手术指征的患者同意，在开腹手术进行的同时取卵。”
“当时取卵针都是送到钟表店去磨。”
“卵子存在卵泡液中，我们要从卵泡液中找出卵细胞，才能尝试体外受精技术，这是试管婴儿技术的第一步。卵泡液从人体取出后需要维持合适的温度和pH值，否则很快会失去活力，没有合适的设备，就只好用保温桶。”
……
当时，刘平从手术室拿到卵泡液，一路小跑，抵达实验室，立即开始寻找……张丽珠教授一做完手术就会立刻找到她，询问是否找到卵母细胞？找到几个？受精及形成胚胎情况如何……
但是，当时能取出的成熟卵泡个数非常有限，“每一次失败，我都能在张教授脸上看到那种无以言表的失望。”刘平回忆着。
最初的几次胚胎移植，竟都是在北医教学楼的实验室完成的，后来，医院才在住院楼二层的职业病科腾出一间资料室改为实验室。“取卵手术室终于离实验室近了，再不用抱着保温桶跑了。”刘平说。
历经十余次失败后，终于成功了。
张丽珠团队成功地在郑桂珍的卵泡液中找到卵子，顺利完成体外受精。受精卵开始分裂，张丽珠用一根特制的塑料管将受精卵植入郑桂珍子宫内。7周后，胎儿原始心脏有力地搏动，临床妊娠成功。
“在医院住了10个多月，刘平医生她们把我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郑桂珍回忆着。
“那时不能做羊水穿刺产前诊断，到孕中期也不敢说一定没问题，B超的成像并不清晰，孩子揣在肚子里，只能猜测、惦记着。”刘平说。
1988年3月10日，郑桂珍成功分娩一个健康女婴，取名郑萌珠，我国辅助生殖医疗技术的新篇章就此拉开。
小萌珠在甘肃长大，但和刘平一直有联系，到北京参加活动，也是刘平接待她们。
“既然命运让你成为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你就有责任成为试管技术的一个宣传员。”刘平的话，小萌珠一直记在心里。她大学毕业后，回到北医三院，成为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事病案管理工作。刘平是中心主任，她像母亲一样关心着萌珠的生活和工作。
刘平既是临床医生，同时还要兼顾管理中心的实验室平台，为取卵、胚胎培养、体外受精等多个环节把关。她帮很多不孕不育的患者实现了当妈妈的梦想，她也见证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据统计显示，目前，中国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妊娠率约为40%，活婴分娩率达到30%至35%。每100个新生儿中，就有约一至两个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不仅如此，现在我国已有数百种遗传病可以通过植入前遗传学诊断进行明确的筛选，避免将父母带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就在4月15日，郑萌珠也当妈妈了，她成功分娩一个男婴，“试管婴儿二代宝宝”的降生，也证明了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性。
萌珠生产的时候，刘平也守在手术室里。她抱着萌珠的孩子，就好像当年导师抱着萌珠一样。“作为医生，能够见证医学技术给患者家庭带来希望，真的很幸福。”刘平开心地笑着。
今年60岁的刘平， 已不再担任生殖医学中心的行政职务，但她仍在出门诊、搞科研。步履匆匆的背影，一如当年那个抱着保温桶的年轻学生。刘平愿意一直奔跑下去，推动着辅助生殖技术更快地发展，为更多的家庭送去幸福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