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老父亲离世留下一套四合院 诉调对接工作站大显身手
八姐弟顺利继承四合院的故事
最近，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赵家八姐弟了结了一桩大事。去年，姐弟们的老父亲离世，留下一处私宅四合院。关系和睦的八姐弟并没有为了房产分割而产生分歧，但如何办理继承手续一度让他们犯了难。幸运的是，赵家姐弟们赶上了景山司法所诉调对接工作站的成立。他们一趟法院没跑,一分钱没花，两个多小时就将继承四合院的调解程序、司法确认程序全部走完。
老父亲离世
给八姐弟留下四合院
赵家八姐弟年纪最大的76岁，年纪最小的也已经62岁。上周，在赵家的小四合院里，记者见到了76岁的赵家大姐赵顺芳。院子外面的胡同里，偶或有游客经过，但关上大门，小院就和外面的喧嚣隔绝了。
赵顺芳告诉记者，1952年，为了解决家里孩子多、住房拥挤的问题，父亲赵世英用做生意赚来的2600元，买下了这处离景山不足500米的小院。那年赵顺芳九岁，刚上三年级，她在这间小院儿里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光阴流逝，赵家八姐弟有的读大学、有的插队、有的参军……但这处静谧的小院儿，始终是他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从上大学开始，赵顺芳就搬离了胡同小院儿里的家，毕业后一直从事外语教育教学工作。2012年母亲去世后，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赵世英，赵顺芳又搬回了这处院子。
去年，九十九岁的四合院主人赵世英离世。多年以前，老人曾经手写了一份遗嘱，希望子孙们不要变卖四合院，还叮嘱子女家务事要以大姐赵顺芳的意见为主。除此之外，老人没有具体分配财产。
老父亲离世后，姐弟们自然想要处理四合院的继承问题。赵家姐弟关系和睦，大家早已商量好：八人共同继承，每人拥有八分之一的产权。但真正想要着手办理遗产继承，才发现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继承公证不好办
诉讼昂贵流程长
如果去公证处办理房产继承公证，赵家姐弟面临的难题是——有一些公证必需的证明开不出来。
冯晓光法官告诉记者，办理公证甚至需要出具赵顺芳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死亡证明，来证明同样作为其父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祖父母已经死亡。而赵顺芳的祖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去世了，公证这条路相当于被堵死。
除此之外，如果想要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判决如何继承房产，不仅耗时长，还需要支付高昂的诉讼费——法院按照标的额来收费的话，他们可能要掏20多万元的诉讼费。
老人们年纪大了，又散居各地，参与诉讼对他们的体力、精力也是较大的考验。琢磨着办理继承不是件容易的事，赵家姐弟甚至都有些打退堂鼓。赵顺芳告诉记者：“当时想着，要是实在办不下来，就算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赵顺芳的妹妹打听到，可以通过调解的途径来办理遗产继承的相关事宜。大伙儿一商量，决定试试看。
恰好今年三月，北京市东城法院与区司法局联合举行“诉调对接工作站”授牌仪式。目前，已在东四街道、北新桥街道、景山街道、建国门街道、大雅宝社区和竹竿社区等7处街道社区建立了诉调对接工作站。法官以工作站为依托开展巡回审判，通过现场指导调解和司法确认，帮助群众便捷、经济地解决纠纷。赵家姐弟们恰巧赶上了景山司法所诉调对接工作站的成立。
面对前来问询的赵氏姐弟，景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他们家的问题在诉调对接工作站里就可以解决了，甚至都不需要跑到法院去。欣喜之下，赵氏姐弟在法官、调解员的指导下，开始准备材料。
一趟法院没跑
一分钱没花调解完
赵顺芳一度担心，将材料备齐会很困难。以大姐赵顺芳为例，因为上大学、成家立业，她的户口很早就从家里迁出，要证明赵顺芳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需要另外从人事档案中核实。此外，因为早年户籍登记有很多不准确之处，也给证明身份关系带来了麻烦。
让赵家姐弟没想到的是，看起来很艰巨的任务，竟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很快就完成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两周时间左右，八姐弟就把各种证明材料准备妥当。
上月底的一天上午，赵家八姐弟带着所有材料，齐聚在景山司法所里。两个多小时之后，调解程序、司法确认程序全部走完。下午，姐弟们就拿到了调解文书。
走完所有流程，难得聚在一块儿的姐弟八人，和法官、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司法所门前合影留念。
虽然调解的过程看上去省时省力，但法官们其实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立案、司法确认，一样都不能落下。冯晓光向记者介绍：“调解时要审查的东西和正常开庭要审查的证据材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这之前就会做大量对接工作，和街道的调解员去对接。在微信上提前审照片，告诉他们缺什么，哪个东西不合格，哪些东西要原件……”
调解完毕，赵家姐弟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除了这类继承问题，邻里纠纷、治安纠纷、劳动争议都可以在诉调对接工作站内就近解决。
记者追访
街巷工作站成了
法官的新办公室
东城法院立案速裁庭法官们的工作地点，从法庭扩展到了位于街巷里的各个“诉调对接工作站”。对法官冯晓光来说，背着厚厚的案卷和电脑，和书记员一起骑着电动车在胡同里穿梭，早已是家常便饭。
谈及现在的诉调对接工作与以往相比的不同之处，景山司法所所长冉翠微向记者介绍：“以往都是分两步走。我们先进行调解，调完了以后再跟法官进行沟通，然后把文书沟通完了以后，我们和当事人集体到法院去，然后再做司法确认。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准备好材料后，两个小时就能调解结束。”
除此之外，东城法院也向基层调解工作提供了大量指导。冯晓光法官说：“基层调解人员对于案件的把握能力相对薄弱一些，法院从前期就介入到他的整个调解过程，帮他出主意。法院帮他们将基本的法律事实捋清楚后，他们就可以开展调解工作了。”
此前，东城法院立案庭负责人韩毅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的诉前调解一般在法院进行，老百姓还得到法院跑一趟，不是特别方便；另外法院的环境比较紧张，而在诉调工作站，双方可以坐下来一起聊；人民调解员做工作的时候也更为灵活。”景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印证了这一点，很多老百姓听到上法院，就觉得是“进衙门”了，他们更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如果这些矛盾纠纷不化解，最终还是会到法院去。现在等于说是将这个工作提前，社区里能解决的问题，就不会再去法院了。”冯晓光法官这样总结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诉调对接工作站的常态运行，不仅方便了群众，对法院来说也极大地节约了诉讼资源。
本报记者 徐慧瑶
原标题：老父亲离世留下一套四合院 诉调对接工作站大显身手
八姐弟顺利继承四合院的故事
最近，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赵家八姐弟了结了一桩大事。去年，姐弟们的老父亲离世，留下一处私宅四合院。关系和睦的八姐弟并没有为了房产分割而产生分歧，但如何办理继承手续一度让他们犯了难。幸运的是，赵家姐弟们赶上了景山司法所诉调对接工作站的成立。他们一趟法院没跑,一分钱没花，两个多小时就将继承四合院的调解程序、司法确认程序全部走完。
老父亲离世
给八姐弟留下四合院
赵家八姐弟年纪最大的76岁，年纪最小的也已经62岁。上周，在赵家的小四合院里，记者见到了76岁的赵家大姐赵顺芳。院子外面的胡同里，偶或有游客经过，但关上大门，小院就和外面的喧嚣隔绝了。
赵顺芳告诉记者，1952年，为了解决家里孩子多、住房拥挤的问题，父亲赵世英用做生意赚来的2600元，买下了这处离景山不足500米的小院。那年赵顺芳九岁，刚上三年级，她在这间小院儿里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光阴流逝，赵家八姐弟有的读大学、有的插队、有的参军……但这处静谧的小院儿，始终是他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从上大学开始，赵顺芳就搬离了胡同小院儿里的家，毕业后一直从事外语教育教学工作。2012年母亲去世后，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赵世英，赵顺芳又搬回了这处院子。
去年，九十九岁的四合院主人赵世英离世。多年以前，老人曾经手写了一份遗嘱，希望子孙们不要变卖四合院，还叮嘱子女家务事要以大姐赵顺芳的意见为主。除此之外，老人没有具体分配财产。
老父亲离世后，姐弟们自然想要处理四合院的继承问题。赵家姐弟关系和睦，大家早已商量好：八人共同继承，每人拥有八分之一的产权。但真正想要着手办理遗产继承，才发现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继承公证不好办
诉讼昂贵流程长
如果去公证处办理房产继承公证，赵家姐弟面临的难题是——有一些公证必需的证明开不出来。
冯晓光法官告诉记者，办理公证甚至需要出具赵顺芳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死亡证明，来证明同样作为其父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祖父母已经死亡。而赵顺芳的祖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去世了，公证这条路相当于被堵死。
除此之外，如果想要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判决如何继承房产，不仅耗时长，还需要支付高昂的诉讼费——法院按照标的额来收费的话，他们可能要掏20多万元的诉讼费。
老人们年纪大了，又散居各地，参与诉讼对他们的体力、精力也是较大的考验。琢磨着办理继承不是件容易的事，赵家姐弟甚至都有些打退堂鼓。赵顺芳告诉记者：“当时想着，要是实在办不下来，就算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赵顺芳的妹妹打听到，可以通过调解的途径来办理遗产继承的相关事宜。大伙儿一商量，决定试试看。
恰好今年三月，北京市东城法院与区司法局联合举行“诉调对接工作站”授牌仪式。目前，已在东四街道、北新桥街道、景山街道、建国门街道、大雅宝社区和竹竿社区等7处街道社区建立了诉调对接工作站。法官以工作站为依托开展巡回审判，通过现场指导调解和司法确认，帮助群众便捷、经济地解决纠纷。赵家姐弟们恰巧赶上了景山司法所诉调对接工作站的成立。
面对前来问询的赵氏姐弟，景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他们家的问题在诉调对接工作站里就可以解决了，甚至都不需要跑到法院去。欣喜之下，赵氏姐弟在法官、调解员的指导下，开始准备材料。
一趟法院没跑
一分钱没花调解完
赵顺芳一度担心，将材料备齐会很困难。以大姐赵顺芳为例，因为上大学、成家立业，她的户口很早就从家里迁出，要证明赵顺芳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需要另外从人事档案中核实。此外，因为早年户籍登记有很多不准确之处，也给证明身份关系带来了麻烦。
让赵家姐弟没想到的是，看起来很艰巨的任务，竟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很快就完成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两周时间左右，八姐弟就把各种证明材料准备妥当。
上月底的一天上午，赵家八姐弟带着所有材料，齐聚在景山司法所里。两个多小时之后，调解程序、司法确认程序全部走完。下午，姐弟们就拿到了调解文书。
走完所有流程，难得聚在一块儿的姐弟八人，和法官、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司法所门前合影留念。
虽然调解的过程看上去省时省力，但法官们其实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立案、司法确认，一样都不能落下。冯晓光向记者介绍：“调解时要审查的东西和正常开庭要审查的证据材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这之前就会做大量对接工作，和街道的调解员去对接。在微信上提前审照片，告诉他们缺什么，哪个东西不合格，哪些东西要原件……”
调解完毕，赵家姐弟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除了这类继承问题，邻里纠纷、治安纠纷、劳动争议都可以在诉调对接工作站内就近解决。
记者追访
街巷工作站成了
法官的新办公室
东城法院立案速裁庭法官们的工作地点，从法庭扩展到了位于街巷里的各个“诉调对接工作站”。对法官冯晓光来说，背着厚厚的案卷和电脑，和书记员一起骑着电动车在胡同里穿梭，早已是家常便饭。
谈及现在的诉调对接工作与以往相比的不同之处，景山司法所所长冉翠微向记者介绍：“以往都是分两步走。我们先进行调解，调完了以后再跟法官进行沟通，然后把文书沟通完了以后，我们和当事人集体到法院去，然后再做司法确认。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准备好材料后，两个小时就能调解结束。”
除此之外，东城法院也向基层调解工作提供了大量指导。冯晓光法官说：“基层调解人员对于案件的把握能力相对薄弱一些，法院从前期就介入到他的整个调解过程，帮他出主意。法院帮他们将基本的法律事实捋清楚后，他们就可以开展调解工作了。”
此前，东城法院立案庭负责人韩毅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的诉前调解一般在法院进行，老百姓还得到法院跑一趟，不是特别方便；另外法院的环境比较紧张，而在诉调工作站，双方可以坐下来一起聊；人民调解员做工作的时候也更为灵活。”景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印证了这一点，很多老百姓听到上法院，就觉得是“进衙门”了，他们更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如果这些矛盾纠纷不化解，最终还是会到法院去。现在等于说是将这个工作提前，社区里能解决的问题，就不会再去法院了。”冯晓光法官这样总结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诉调对接工作站的常态运行，不仅方便了群众，对法院来说也极大地节约了诉讼资源。
本报记者 徐慧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