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群年轻人活出了价值、尊严、自信，让人感到一种既有疼痛也有坚韧，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
距离天安门大约33公里的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聚集着很多打工人。
这些从事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的劳动者，在将青春和热血献给北京的同时，也努力让自己活得自尊、自信、有价值。
“我不觉得保姆阿姨是低贱的。季羡林说过，深到骨子里的高贵，是没有身份感。”北京育儿嫂、网红作家范雨素说。
“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音乐人、皮村“工友之家”创始人之一孙恒在《打工、打工、最光荣！》的歌词中写道。
“诗歌商店”里的小海
衣服10元，理发8元，盒饭6元……在重载长车扬起的灰尘里，《伤心太平洋》的歌声、小贩叫卖声、狗吠声，烘托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初来皮村的人，如果不是每两三分钟就能看到一架大型客机从头顶掠过，甚至可能会忘记，这里也是北京。
34岁的小海是北京同心互惠商店店员。商店从北京各个小区把城里人不要的衣物收来，再以十块八块的价格卖出去，维持运转，也支持公益事业。
小海在店门口贴上“诗歌商店”的纸条，孤独的时候，他抄起吉他边弹边吟，也将温暖的诗句抄成卡片送给客人。
小海的名字取自诗人海子。他喜欢写诗，最满意的作品是《中国工人》：我是一名中国工人/在钢筋水泥的欲望大楼里圈养着我们的廉价青春/春夏秋冬的变迁不属于我们/粮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们关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Made in China的神秘字符疯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条河流与街道的中心/再用那一张张单薄苍白的工资单/来换取一张张年关将近时想要归家的票根……
因为家境贫寒，15岁半的小海初中没毕业就去了深圳打工。从深圳到东莞、从宁波到郑州、从嘉兴到北京，他说自己的名字是“7639 11515 6100350”——这串“密码”是他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东莞一家运动服装厂、郑州富士康的工号。
小海喜欢看书，但小时候没书可看——学校有图书室，不过很少开放，没关系的人看不到。
2008年春天，小海在宁波一座小岛的服装厂上班，坐在车间能看到起伏的海面。一个月一次的休息日，小海有次去了趟镇里的大超市，他没买吃的穿的，却淘到两本很厚的书——《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四书五经》。
两本书39.8元，为小海打开了车间外的另一个世界。阅读古人的智慧和情怀，让小海感受到精神的富足。“上班的时候做衣服，踩着缝纫机也在那里读‘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小海没存到钱、没买下房、没考上驾照，最让他难过的，是没有女朋友。
他在《礼物》中写道：我想爱你/可没什么能够给你/我不能给你打工十几年的车间疲惫/不能给你城市十月散落着的片片荒芜/不能给你干涸的河流或孤独的星空/可是我想爱你/我该给你些什么/该用什么打动你/我只能给你一个孩子的纯洁和天真/给你一个男人面对落日的颤抖与赤诚/给你一个工人面对世界的觉醒及呐喊/给你一个用劳作的双手在土地上丰收的新希望……
小海的诗“火”了，但他说，写作的时候面对自己，从未想过哪首诗会和陌生人产生共鸣。不过只要人的思想是纯粹的，是闪烁着光芒的，就没人能够阻挡它传播开来。
“北京是我最想留下来的地方，从来没想过要离开。离开后，我怕之前那种颠沛流离的迷茫感会再次袭来。这种感觉再次袭来，当我不再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抵抗。”小海说。
“让大家内心丰盛一点”的工友之家
小海有一群朋友——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俗称皮村文学小组）的工友们。
周六或者周日晚上七点左右，皮村喧闹的街道渐渐安静下来，但“工友之家”的院子里，热闹才刚开始。
打工人从北京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听来自北京高校、科研机构的老师、作家或艺术家，分享五花八门的学问。有时候是古典小说，有时候是现代诗歌，有时候是党史时事。
工友们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来回车程要四个多小时；有人下工晚，迟到，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进会议室，蹑手蹑脚搬了板凳坐在后排；有人因为劳累困得不行，一边听一边打盹。小海会一笔一画记笔记，认真得像个小学生。
北京大学的张慧瑜老师是皮村文学小组发起人之一。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小组已经开办了七年。他说，上课的主要内容是文学经典鉴赏和讨论，然后就是鼓励大家多写作。“并没有讲太多文学写作技巧，因为总觉得文学不是教会的。”
慢慢地，文字从这些打工人的心里流淌出来：
孩子，别离我太近/咱们都像一棵棵/孤独的树/生活在别人的森林/我的枝叶会阻挡/你吸收阳光、甘霖——郭福来
当最辛苦的人选择开口说话，连脚下炽热的土地都将会感到喑哑。——小海
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一夜走红，更让皮村文学小组曝光在聚光灯下。
“范雨素不光皮村有，其实哪个城中村都可以有，只是打工人缺乏好的受教育机会。‘工友之家’举办各种小组，就是想让大家内心丰盛一点，面对苦难有个地方逃脱。”皮村“工友之家”负责人王德志说。
2002年，原本想做相声演员的王德志与孙恒、许多创办“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随后成立皮村“工友之家”，想帮助打工人更好融入城市、更好发展自己。
他们来到皮村也是机缘巧合。初来北京时，孙恒、许多、姜国良看到建筑工地的工人下了班要么坐在马路边无所事事，要么就是喝酒，就想为工人唱歌。工友们下了班，端着饭缸子边吃饭边聊天，孙恒他们就找一块空地当舞台，没有麦克风架子，工友就把钢筋棍拔下来插在地上，没有灯光，就把探照灯打开。
“开心的时候工友拼命给你鼓掌，想家的时候大家一起哭一起流泪，每一场演出都给我们巨大的心灵震撼。”孙恒说。
后来他们成立“新工人乐团”，专为打工人写歌、唱歌。他们写了《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我的名字叫金凤》《我们理想终将实现》等几十首歌曲。
孙恒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口琴，好听的歌从台上飘到台下，成为很多工人的精神食粮。一位叫许钟民的唱片公司老板被他们感动，为他们出版了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孙恒他们拿到了第一笔版税7.5万元。
“我们开了一个星期会讨论怎么花这笔钱。”孙恒说，那时大家都特别穷，他在一个打工学校做志愿者，一个月只有400块钱补贴。
但他们最后决定不分钱，用这笔钱为上不了学的儿童办一所学校。正好皮村一所学校招租，大家就用版税作启动资金，把学校租了20年。
此后，皮村“工友之家”慢慢发展起来。孙恒、许多、王德志又创办同心实验学校、打工博物馆、同心互惠商店，在皮村一扎就是19年。
他们创办打工文化艺术节，请来崔永元主持“打工春晚”。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荣获由中宣部等授予的“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民间文艺团体”称号。孙恒自己获得了“2004年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还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长期坚持为皮村文学小组授课的中央党校教授刘忱这样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讲完课再坐地铁辗转回家，常常已经快深夜12点。我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我已经回家了，放心吧。’群里好几位工友都回复说：‘好的，我们放心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大家不肯睡觉，就为了听我报一句平安呐。在困难和阻碍面前，我也曾想过放弃，这样的鼓励让我坚持到现在。”
“有一回讲完课天太晚了，我没有来得及回家，就住在工友宿舍的大杂院里。工友们摆上油炸花生米、拍黄瓜和几个简单的菜小酌两杯。正说笑时，有一位工友突然对我说：‘刘老师，我敬你一杯，你是真共产党员！’这话让我愣住了，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其实是一名各方面都表现平平的党校老师，但是在工友的评价面前，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也知道应该怎样承担这份责任。”刘忱写道。
“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张慧瑜在《皮村的日子》里写道。
打工人渴望被城市接纳。2018年，国家博物馆举办“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收有一张“打工春晚”的照片。很多皮村工友听说，自发请假、拖家带口去看，觉得很自豪。
“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工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王德志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工人的思想也会逐渐成熟。反之，没有进一步成熟的工人，很难出现进一步成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桃花源，新希望
2015年前后，为了能够培训、服务更多工友，孙恒等人在北京市平谷区张辛庄大街，租下另一个小学校舍。在这里，他们开创了“同心公社”。
4月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平谷数十万亩桃园吸引着城里人踏青、赏花。
平谷区金海湖边的靠山集是一处百年大集，按照农历，逢二逢七开集。猪肉、酸梨、黑枣、柴鸡蛋、野山菌……这些东西沾着泥土、带着露珠，散发着热气腾腾的大地气息。
微风习习，阳光透过同心公社的树影洒在公社大食堂门前。新工人乐团的主唱之一——路亮，张罗了一张小桌子，大家坐下来聊天喝茶，畅想未来。
路亮曾是煤矿工人，在漆黑的井下打拼了十年，亲眼看到与自己一同从学校分配到矿上的同学在井下遇难。
2016年，路亮从山东来到北京投奔新工人乐团。路亮说，老家的工友们都很羡慕自己敢走到北京。“临行握手，他们伸出黑色的手。因为常年打风钻，油和煤都渗到掌纹里，洗不出来了。”
初到北京，皮村让路亮感到困惑，平谷却充满阳光。“国家进一步重视乡村振兴了，我们有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路亮说。
从皮村到平谷，孙恒认为这两个阶段不可割裂。“人年轻的时候喜欢去城市，因为有梦想、有诱惑，但年纪大了，还是想回归田园、回归生活。我们不再执着地想让打工人融入城市，希望创造条件，让大家进得去城，也回得了乡。”孙恒说。
乡村振兴是篇跨领域的大文章。多年来，曾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一直住在平谷。“从这里辐射全国，和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
“能够把一个破烂的村子搞成一个美丽的乡村，把一个贫困村搞成一个致富村，让农民过上比城里人更幸福的日子，让城里人羡慕乡下人，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也可以孕育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李昌平说。
李昌平的团队已经在全国几百个村子，把这种“羡慕”变成现实。以豫南郝堂村为例，这里集体经济年收入近百万元，每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农户一年收入少的十几万，多的上百万。并且郝堂村房前有荷花、房里有文化。这里改水、改厕、建学校、图书馆，原本也不是“让外面人来看的”，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被旅游”只是意外收获。《人民日报》刊文称赞“三十年前看小岗，三十年后看郝堂”。
在李昌平的影响下，新工人乐团也在积极加入乡村振兴。
过去几年间，他们已为十几个村子创作了村歌。让村民参与创作，用当地的方言、特有的文化，讲述村子的故事。
“村民主创的歌曲更有生命力。”孙恒说，这是村民集体学习、集体建构和集体反思的过程。很多人在这种创作中找到描述村庄文化、历史的概念和词汇，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村子。
他们还打算搞一个“艺术家驻村计划”，吸引更多艺术家来到同心公社，为艺术家们提供免费食宿，让艺术家以平谷为主题创作艺术作品，展现风土人情。
李昌平说，和孙恒他们在一起感觉很放松。“这群年轻人活出了价值、尊严、自信，让人感到一种既有疼痛也有坚韧，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
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群年轻人活出了价值、尊严、自信，让人感到一种既有疼痛也有坚韧，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
距离天安门大约33公里的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聚集着很多打工人。
这些从事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的劳动者，在将青春和热血献给北京的同时，也努力让自己活得自尊、自信、有价值。
“我不觉得保姆阿姨是低贱的。季羡林说过，深到骨子里的高贵，是没有身份感。”北京育儿嫂、网红作家范雨素说。
“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音乐人、皮村“工友之家”创始人之一孙恒在《打工、打工、最光荣！》的歌词中写道。
“诗歌商店”里的小海
衣服10元，理发8元，盒饭6元……在重载长车扬起的灰尘里，《伤心太平洋》的歌声、小贩叫卖声、狗吠声，烘托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初来皮村的人，如果不是每两三分钟就能看到一架大型客机从头顶掠过，甚至可能会忘记，这里也是北京。
34岁的小海是北京同心互惠商店店员。商店从北京各个小区把城里人不要的衣物收来，再以十块八块的价格卖出去，维持运转，也支持公益事业。
小海在店门口贴上“诗歌商店”的纸条，孤独的时候，他抄起吉他边弹边吟，也将温暖的诗句抄成卡片送给客人。
小海的名字取自诗人海子。他喜欢写诗，最满意的作品是《中国工人》：我是一名中国工人/在钢筋水泥的欲望大楼里圈养着我们的廉价青春/春夏秋冬的变迁不属于我们/粮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们关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Made in China的神秘字符疯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条河流与街道的中心/再用那一张张单薄苍白的工资单/来换取一张张年关将近时想要归家的票根……
因为家境贫寒，15岁半的小海初中没毕业就去了深圳打工。从深圳到东莞、从宁波到郑州、从嘉兴到北京，他说自己的名字是“7639 11515 6100350”——这串“密码”是他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东莞一家运动服装厂、郑州富士康的工号。
小海喜欢看书，但小时候没书可看——学校有图书室，不过很少开放，没关系的人看不到。
2008年春天，小海在宁波一座小岛的服装厂上班，坐在车间能看到起伏的海面。一个月一次的休息日，小海有次去了趟镇里的大超市，他没买吃的穿的，却淘到两本很厚的书——《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四书五经》。
两本书39.8元，为小海打开了车间外的另一个世界。阅读古人的智慧和情怀，让小海感受到精神的富足。“上班的时候做衣服，踩着缝纫机也在那里读‘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小海没存到钱、没买下房、没考上驾照，最让他难过的，是没有女朋友。
他在《礼物》中写道：我想爱你/可没什么能够给你/我不能给你打工十几年的车间疲惫/不能给你城市十月散落着的片片荒芜/不能给你干涸的河流或孤独的星空/可是我想爱你/我该给你些什么/该用什么打动你/我只能给你一个孩子的纯洁和天真/给你一个男人面对落日的颤抖与赤诚/给你一个工人面对世界的觉醒及呐喊/给你一个用劳作的双手在土地上丰收的新希望……
小海的诗“火”了，但他说，写作的时候面对自己，从未想过哪首诗会和陌生人产生共鸣。不过只要人的思想是纯粹的，是闪烁着光芒的，就没人能够阻挡它传播开来。
“北京是我最想留下来的地方，从来没想过要离开。离开后，我怕之前那种颠沛流离的迷茫感会再次袭来。这种感觉再次袭来，当我不再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抵抗。”小海说。
“让大家内心丰盛一点”的工友之家
小海有一群朋友——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俗称皮村文学小组）的工友们。
周六或者周日晚上七点左右，皮村喧闹的街道渐渐安静下来，但“工友之家”的院子里，热闹才刚开始。
打工人从北京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听来自北京高校、科研机构的老师、作家或艺术家，分享五花八门的学问。有时候是古典小说，有时候是现代诗歌，有时候是党史时事。
工友们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来回车程要四个多小时；有人下工晚，迟到，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进会议室，蹑手蹑脚搬了板凳坐在后排；有人因为劳累困得不行，一边听一边打盹。小海会一笔一画记笔记，认真得像个小学生。
北京大学的张慧瑜老师是皮村文学小组发起人之一。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小组已经开办了七年。他说，上课的主要内容是文学经典鉴赏和讨论，然后就是鼓励大家多写作。“并没有讲太多文学写作技巧，因为总觉得文学不是教会的。”
慢慢地，文字从这些打工人的心里流淌出来：
孩子，别离我太近/咱们都像一棵棵/孤独的树/生活在别人的森林/我的枝叶会阻挡/你吸收阳光、甘霖——郭福来
当最辛苦的人选择开口说话，连脚下炽热的土地都将会感到喑哑。——小海
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一夜走红，更让皮村文学小组曝光在聚光灯下。
“范雨素不光皮村有，其实哪个城中村都可以有，只是打工人缺乏好的受教育机会。‘工友之家’举办各种小组，就是想让大家内心丰盛一点，面对苦难有个地方逃脱。”皮村“工友之家”负责人王德志说。
2002年，原本想做相声演员的王德志与孙恒、许多创办“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随后成立皮村“工友之家”，想帮助打工人更好融入城市、更好发展自己。
他们来到皮村也是机缘巧合。初来北京时，孙恒、许多、姜国良看到建筑工地的工人下了班要么坐在马路边无所事事，要么就是喝酒，就想为工人唱歌。工友们下了班，端着饭缸子边吃饭边聊天，孙恒他们就找一块空地当舞台，没有麦克风架子，工友就把钢筋棍拔下来插在地上，没有灯光，就把探照灯打开。
“开心的时候工友拼命给你鼓掌，想家的时候大家一起哭一起流泪，每一场演出都给我们巨大的心灵震撼。”孙恒说。
后来他们成立“新工人乐团”，专为打工人写歌、唱歌。他们写了《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我的名字叫金凤》《我们理想终将实现》等几十首歌曲。
孙恒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口琴，好听的歌从台上飘到台下，成为很多工人的精神食粮。一位叫许钟民的唱片公司老板被他们感动，为他们出版了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孙恒他们拿到了第一笔版税7.5万元。
“我们开了一个星期会讨论怎么花这笔钱。”孙恒说，那时大家都特别穷，他在一个打工学校做志愿者，一个月只有400块钱补贴。
但他们最后决定不分钱，用这笔钱为上不了学的儿童办一所学校。正好皮村一所学校招租，大家就用版税作启动资金，把学校租了20年。
此后，皮村“工友之家”慢慢发展起来。孙恒、许多、王德志又创办同心实验学校、打工博物馆、同心互惠商店，在皮村一扎就是19年。
他们创办打工文化艺术节，请来崔永元主持“打工春晚”。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荣获由中宣部等授予的“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民间文艺团体”称号。孙恒自己获得了“2004年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还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长期坚持为皮村文学小组授课的中央党校教授刘忱这样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讲完课再坐地铁辗转回家，常常已经快深夜12点。我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我已经回家了，放心吧。’群里好几位工友都回复说：‘好的，我们放心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大家不肯睡觉，就为了听我报一句平安呐。在困难和阻碍面前，我也曾想过放弃，这样的鼓励让我坚持到现在。”
“有一回讲完课天太晚了，我没有来得及回家，就住在工友宿舍的大杂院里。工友们摆上油炸花生米、拍黄瓜和几个简单的菜小酌两杯。正说笑时，有一位工友突然对我说：‘刘老师，我敬你一杯，你是真共产党员！’这话让我愣住了，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其实是一名各方面都表现平平的党校老师，但是在工友的评价面前，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也知道应该怎样承担这份责任。”刘忱写道。
“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张慧瑜在《皮村的日子》里写道。
打工人渴望被城市接纳。2018年，国家博物馆举办“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收有一张“打工春晚”的照片。很多皮村工友听说，自发请假、拖家带口去看，觉得很自豪。
“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工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王德志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工人的思想也会逐渐成熟。反之，没有进一步成熟的工人，很难出现进一步成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桃花源，新希望
2015年前后，为了能够培训、服务更多工友，孙恒等人在北京市平谷区张辛庄大街，租下另一个小学校舍。在这里，他们开创了“同心公社”。
4月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平谷数十万亩桃园吸引着城里人踏青、赏花。
平谷区金海湖边的靠山集是一处百年大集，按照农历，逢二逢七开集。猪肉、酸梨、黑枣、柴鸡蛋、野山菌……这些东西沾着泥土、带着露珠，散发着热气腾腾的大地气息。
微风习习，阳光透过同心公社的树影洒在公社大食堂门前。新工人乐团的主唱之一——路亮，张罗了一张小桌子，大家坐下来聊天喝茶，畅想未来。
路亮曾是煤矿工人，在漆黑的井下打拼了十年，亲眼看到与自己一同从学校分配到矿上的同学在井下遇难。
2016年，路亮从山东来到北京投奔新工人乐团。路亮说，老家的工友们都很羡慕自己敢走到北京。“临行握手，他们伸出黑色的手。因为常年打风钻，油和煤都渗到掌纹里，洗不出来了。”
初到北京，皮村让路亮感到困惑，平谷却充满阳光。“国家进一步重视乡村振兴了，我们有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路亮说。
从皮村到平谷，孙恒认为这两个阶段不可割裂。“人年轻的时候喜欢去城市，因为有梦想、有诱惑，但年纪大了，还是想回归田园、回归生活。我们不再执着地想让打工人融入城市，希望创造条件，让大家进得去城，也回得了乡。”孙恒说。
乡村振兴是篇跨领域的大文章。多年来，曾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一直住在平谷。“从这里辐射全国，和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
“能够把一个破烂的村子搞成一个美丽的乡村，把一个贫困村搞成一个致富村，让农民过上比城里人更幸福的日子，让城里人羡慕乡下人，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也可以孕育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李昌平说。
李昌平的团队已经在全国几百个村子，把这种“羡慕”变成现实。以豫南郝堂村为例，这里集体经济年收入近百万元，每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农户一年收入少的十几万，多的上百万。并且郝堂村房前有荷花、房里有文化。这里改水、改厕、建学校、图书馆，原本也不是“让外面人来看的”，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被旅游”只是意外收获。《人民日报》刊文称赞“三十年前看小岗，三十年后看郝堂”。
在李昌平的影响下，新工人乐团也在积极加入乡村振兴。
过去几年间，他们已为十几个村子创作了村歌。让村民参与创作，用当地的方言、特有的文化，讲述村子的故事。
“村民主创的歌曲更有生命力。”孙恒说，这是村民集体学习、集体建构和集体反思的过程。很多人在这种创作中找到描述村庄文化、历史的概念和词汇，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村子。
他们还打算搞一个“艺术家驻村计划”，吸引更多艺术家来到同心公社，为艺术家们提供免费食宿，让艺术家以平谷为主题创作艺术作品，展现风土人情。
李昌平说，和孙恒他们在一起感觉很放松。“这群年轻人活出了价值、尊严、自信，让人感到一种既有疼痛也有坚韧，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