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与义和冰窖

　　解放前，北京东直门外义和冰窖是很有名气的，经营义和冰窖的是东直门外陈家，所以又称为陈家冰窖。

　　陈家祖籍山东省福山县栖里村，今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大约在清道光末年（1850年），陈积敏肩挑担子，一头是铺盖，一头是两个年幼的儿子——陈善义、陈善和，从原籍逃荒到北京，落脚在东直门外。因此，山东福山栖里村陈氏家族在东直门外的一支奉陈积敏为始迁祖，从陈积敏开始往下按辈排字，分为“积善余庆，学可生芳，世子茂盛，德乃永昌”。

　　陈善义、陈善和兄弟二人自幼拜东直门外一刘姓跤师为师学习摔跤，及至成年，便到口外蒙古族居住区从事贸易活动。起初是从北京往那里贩运皮耳罩（俗称耳朵帽），回来时，再往北京贩羊，属小本经营；有了一些积蓄后，便从北京往口外贩首饰，回来时贩马，家业渐兴。

　　陈氏兄弟师从的刘姓跤师是相扑营摔官跤的，刘师傅很喜欢善义、善和兄弟二人，经常带着他们到王府去摔跤。因此，陈氏兄弟相识了一位亲王。亲王见兄弟二人很出息，便将府上的东直门外冰窖赏赐给陈氏兄弟经营，兄弟二人各取自己名字最后一字便成了冰窖的字号——“义和冰窖”。陈善义有三个儿子，余仁、余义、余礼，陈善和也有三个儿子，余智、余信、余荣。陈余荣，号耀华，后来接管了义和冰窖。

　　冰窖在中国古来有之。《诗经》便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描绘了冬季取冰、贮冰的过程。凌阴就是冰窖。可是在清朝，因“冰”与“兵”同音，冰窖只能由王府经营，百姓是不能开冰窖的，因为百姓不能屯兵（冰）。冰窖是本小利大的生意。冬季取冰只需付一些人工费，夏季卖冰的价格则是人工费的几十倍。而且，经营冰窖不用纳税，取多了冰还会得到赏银，也是由于“冰”与“兵”同音的缘故。清朝政府喜欢听哪个门屯冰（兵）多少，觉得吉利。所以，旧时有“北京城内屯冰（兵）百万”之说。

　　义和冰窖地处东直门外北护城河的东岸迤东，冰源取自安定门桥以东至朝阳门桥以北的护城河，一年约储存30万块冰，每块冰160斤至200斤不等。取冰时每块成本约一角钱，卖冰时每块的售价为一到两元钱。据说，当年东直门的冰是很有名的，尤其是产自北护城河向东护城河拐弯处的冰更是上乘。此处因水流急而杂质少，冰的密度大，不宜融化。又因这里位于北京城的东北角楼（俗称“转角楼”），所以，这里产的冰就叫做“转角楼的冰”。北京城里有统称“八大楼”的八个著名餐馆，这“八大楼”都是山东人经营的鲁菜馆，一因地缘关系，二因产品质量，讲究用“玉泉山的水，东直门的冰”。当年，义和冰窖在建国门内大街西观音寺，东华门大街路南和猪市大街路北都设有冰局子，专门为用户送冰。

　　陈家长年经营冰窖，买卖红火，家境殷实，在东直门外成为显赫人家。

陈耀华其人其事

　　陈耀华，名余荣，号耀华，1891年生于北京，娶刘氏为妻，生有四子一女，长子庆靈、次子庆霞（后更名陈达）、三子庆雨（后更名魏宗华）、四子庆鍱（后更名赵奇）、女木兰（后更名石磊）。后又娶协和医院助理医师苑默庵为侧室夫人。

　　陈耀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年轻时上过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一门心思要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因家里反对，终未能成行。成家立业后他仍对未去法国留学深感遗憾，所以，当次子庆霞小学毕业后，陈耀华坚持让他上中法大学的附属中学，以便将来圆他去法国的梦。陈耀华早年营救过被捕的共产党员，就是当年他在留法预备班的同学。在东直门外，陈耀华是位头面人物。他既是义和冰窖的经理，又是全市冰窖行业公会的会长，还是东直门地区联保公所的联保长。陈家在东直门外有七所房产，其中下关一处住宅为四进四合院，北二里庄55号为一处约占地10亩的园子，在西坝河有60亩坟地，顾专人看护。

　　据说，日伪时期，有一个东郊警察分局新任局长到任三天未去拜访陈耀华，第四天那位局长就被调离了东郊分局。为此，笔者专门访问陈达同志，陈达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这回事。解放前我问过我父亲和张友恒，他们都持否定态度。所以，这种说法是当地居民夸张的传说。”这个传说从侧面反映出陈耀华在东直门外的势力和影响。

　　陈耀华与中共情报组织发生关系，缘于与陈叔亮的相识。陈叔亮，北京人，1911年生。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研究生。1939年自延安秘密回到北平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军调部济南小组中共代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曾任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天津市公安局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第二亚洲司司长，驻柬埔寨王国大使，国际问题研究所领导成员，驻罗马尼亚大使等职。

　　1930年陈耀华与苑默庵结婚，苑默庵的弟弟苑振鹏在崇实中学读书，与陈叔亮是同学。苑振鹏在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1937年由陈叔亮介绍去了延安马列学院。苑默庵在弟弟苑振鹏的影响下，在1942年也加入了党组织。陈叔亮通过苑振鹏与陈耀华相识，感到这位义和冰窖的经理是个有着强烈爱国意识、痛恨日寇、赞成抗日的有识之士，于是成为忘年交的朋友。陈叔亮把义和冰窖作为党的平津情报站的一个据点，而陈耀华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分，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做出特殊的贡献。

　　1989年，时事出版社出版《陈叔亮诗稿》一书。作为一个颇具文采的职业革命家，陈叔亮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写下不少抒情壮志的诗句。1942年春，他写了《在敌后》一诗：

　　敌后三载慨难行，

　　建业身经百事艰。

　　缔立频仍排岔扰，

　　拍胸仗义敬豪贤。

　　不忧来日风波大，

　　信有坚心渡险关。

　　红叶珍藏夹隙页，

　　巍然企首望西山。

　　《陈叔亮诗稿》出版时，作者专门对“拍胸仗义敬豪贤”一句注：“1941年日伪‘强化治安运动’，我们的某些主要地下工作同志立足发生困难，我的朋友爱国人士陈耀华挺身而出，为我们解决了重大困难。”陈叔亮这首诗就是送给义和冰窖经理陈耀华的，诗中所说的“豪贤”即指陈耀华。由此可见，在日寇侵占北平时期，陈耀华与中共地下党的情报组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而另一位当年在北平从事情报工作，后来担任了广东省安全厅厅长的张友恒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陈耀华作了如下描写：“陈耀华当年52岁，相貌堂堂，银须飘洒。他有很强的民族意识，痛恨日寇，赞成抗日。他为人仗义豪爽，敢做敢为。”

　　北京解放不久，陈耀华于1950年病逝，陈家出大殡。从北新桥的九道湾胡同起灵，到西坝河陈家坟地下葬，一路上吹吹打打，沿途的商家摆上茶桌进行路祭。天津市公安局专程送来花圈、挽联和50万元的慰问金（当时的本位币为万元）；张友恒等同志从外地赶来送葬。这既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旧情，也使得陈耀华身后倍极哀荣。

平津情报站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平津情报站，先后由陈叔亮、张友恒（化名李才）领导。陈叔亮1939年从延安秘密潜回北平，开展对日伪的情报工作。1940年，地下党员郑大?初到北平，正逢日本人强化治安，到处搜捕抓人，一时东躲西藏竟无处安身。陈叔亮便把郑大?安排在义和冰窖内，公开职业是冰窖的记帐先生，化名陈余庸，对外称是陈耀华在原籍的本族兄弟。

　　郑大?是由中共中央党校选拔出来的情报骨干，他出生在天津，熟悉北方大城市情况，但体质较差，患有遗传性脊椎结核，1939年至1940年间在反“扫荡”中又罹风湿性关节炎，久治不愈，形成驼背。在义和冰窖他得到很好的掩护。郑大?先是陈叔亮组的成员,1943年被派到陈卓毅组以加强该组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有记载：“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为陈卓毅、郑大?情报小组单独配备了秘密交通员，由郑大?掌握，直接与根据地联系。这个组工作很活跃，一直活动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当年的东直门火车站是军火车站，所以是重点防卫区，归内三分局管。一有紧急情况就关东直门，进出城只能走安定门和朝阳门，而义和冰窖的汽车却可以随时叫开东直门。开车的司机是陈耀华的侄子陈庆，他曾开车拉着郑大?去铁狮子胡同的日本宪兵队了解情况，为地下党作了一些工作。1949年初，郑大?将陈庆介绍到天津市公安局工作。1944年，郑大?介绍陈耀华的侄孙陈学恂入党，次年又介绍陈耀华的四子陈庆鍱（化名赵奇）与陈学恂（化名陈洗）去了解放区张家口( 当时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在张家口)，由陈叔亮、张友恒接待，将陈庆鍱安排在西北联大学习，将陈学恂安排在光大公司。在此期间，经陈耀华夫人介绍，郑大?与东直门外一贫寒女子结为秦晋之好。解放后，郑大?先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1956年调到北京供排水设计院任党委书记，后又调回天津市任安全局局长，1987年病逝。

　　1941年3月，张友恒（化名李金生）受组织派遣来到北平，陈叔亮先把他安排在东直门外陈耀华家中，后由陈耀华出面用500元钱顶兑下西直门内大街114号元通祥绒线铺，让张友恒以记帐先生的公开身分作掩护。

　　张友恒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共产党，曾经在前苏联莫斯科学习过无线电通信技术，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从1941年3月至1948年8月期间，他曾三次进入北平从事情报工作。第一次是1941年3月，以元通祥绒线店记帐先生为职业掩护，主要任务是开辟敌战区的情报工作和组建秘密电台。1942年5月陈叔亮被捕后，他从北平撤退。第二次来北平是1942年6月到7月，历时一个月，任务是检查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以满城县四里营伪村长家为第一个点，以保定火车站一家客栈为第二个点，以北平东城北锣鼓巷为第三个点。第三次是1946年9月至1948年8月，主要任务是筹建新的秘密电台，视察新的情报组织及完成中央社会部交办的任务。在此期间，陈耀华介绍次子陈庆霞（陈达）与张友恒接触，并专门开设了一家怡和化工厂作掩护。张友恒以“怡和化工厂营业部主任”的名义在北平活动，直到“六一五事件”发生。

　　张友恒在回忆当年陈耀华为他安排的掩护地点时写到：“而我自己则长期使用这两处掩护点，存放电台、文件、情报资料、显微镜等等……长达8年之久， 作出很多贡献，是非常重要的掩护据点。”一片真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据此，就可以理解陈耀华这个具有特殊身分的人，却被陈叔亮称为“豪贤”，被张友恒赞为“仗义豪爽，敢作敢为”了。

　　在陈叔亮、张友恒领导下的平津情报站，陈耀华做了许多工作。

　　一是在日伪时期，他利用伪联保长的便利条件，为来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办理“良民证”，以取得合法身分。二是为这些地下党员提供秘密掩护点和公开的职业掩护。通过了解，与陈耀华有直接关系的秘密掩护点有七处之多，包括东直门外北二里庄55号、义和冰窖、西直门内大街114号元通祥绒线店、猪市大街路北的隆福寺冰局子、东直门外怡和化工厂、东直门内南小街甲1号、东安市场大风书社等处。曾掩护过郑大?、张友恒、史光、周时、陈振兴、袁纪维、田振山、李振远等人。三是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1942年2月，张友恒的爱人周时在化装潜入北平时被敌人发现，扣押在西郊温泉日本宪兵队，陈耀华出面与特务打交道，保护张友恒，成功营救周时同志脱离了险境。

怡和化工厂

　　1948年3月，由陈耀华出资，在义和冰窖（东直门外北护城河的北段东岸）处开了一家“怡和化工厂”。陈庆霞任厂长（经理），孙倬任工程师，张友恒任业务部主任。关于怡和化工厂，首先要介绍一下陈庆霞（陈达）。陈庆霞是陈耀华的次子，1919年出生，1937年考入中法大学理学院攻读化学专业，1941年春昆明各大学学生举行倒孔（孔祥熙）游行，他被国民党当局列为被通缉的学生之一。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8年初返回北平，开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受张友恒的领导。

　　抗战胜利后，陈庆霞随中法大学复员回到北平。他有个同学叫孙倬，孙倬去了沈阳冶炼厂并写信约陈庆霞也去沈阳。此前，陈庆霞曾在东直门外北二里庄55号和张友恒接头，由他安排去解放区，正在联系的过程中，张家口被傅作义占领了。1947年年底陈庆霞去了沈阳冶炼厂。因为当时沈阳电力不足，无法保证工厂的正常生产，所以1948年初陈庆霞和孙倬又回到了北平。

　　回北平后，陈庆霞经与张友恒联系开办了怡和化工厂。开设化工厂的主要目的是掩护张友恒。一是张友恒有了公开身分，二是营业部主任的职务便于外出联络，三是便于搜集情报。东直门火车站是军火车站，北门仓存放军火，北门仓的守军经常到冰窖要冰，陈庆霞把听到的情况向张友恒汇报。当时陈庆霞一门心思要去解放区，觉得只干这一件事太清闲，张友恒却认为很重要。这期间搜集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对于了解敌人的军事动向有不小的作用。陈庆霞回忆说：“化工厂的主要业务就是用大铁锅煮碱，供给胰子（肥皂）厂做胰子。开厂子就是为了掩护张友恒搜集情报，这种买卖只能是有赔没赚。前后历时三个月，钱也赔得差不多了。”

　　“六一五事件”及有关情况

　　1948年6月25日北平的《世界日报》、《北方日报》分别以“潜伏共党分子警部又捕二名”和“警备部破坏地下电台一处”为题报道了相同的内容——“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与有关工作方面，于日前侦悉本市怡和化工厂之营业部主任李仲函即系前案之在逃人犯，并有同党多人匿伏于该厂经理陈庆霞家中，该犯等并私自架设特工收发报机及电台……旋即查悉，李仲函即系在逃李才之化名……”。

　　以上报道即指“六一五事件”。40年后，张友恒同志在回忆录中对“六一五事件”有较详细的叙述：

　　1948年6月14日，张友恒（化名李才）乘晚班火车由天津来北平，住在东直门南小街。次日晨他出城到苑默庵处，看望了陈振兴同志。12点又进城到东安市场五芳斋与李铮同志接头，下午两点到东四与交通员刘致祥接头，接头点是路西福生牛奶场门前的阅报牌子。按习惯张友恒先到路东仔细观察路西阅报牌子及其周围，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两点整，刘致祥推着自行车出现在阅报牌下，二人接头后离开报牌子开始并排向南走去，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就在这时，猛听背后有人喊“站住”，只见一个壮年人自北急步赶来。张友恒、刘致祥都不认识此人，心知有异，一定是特务。此时特务已到身边，喝令“你们俩跟我走”，张友恒为了拖延时间，就说：“先生，我不认识你。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是怡和化工厂的，我有名片……”。特务不看也不理，只是吼叫：“走，一块走，上汽车。” 张友恒发现路东停有一辆黑色汽车，心里全明白了。当特务又用手来拉他时，他用皮包翻手猛击敌人头部，意欲趁机夺路脱逃。哪知敌人也有准备，伸手抓住张友恒的西服后领。张友恒急中生智，撒手甩掉了皮包，两臂向后一顺，顺势脱掉上衣，向南急跑。这时，特务连开两枪，击中了张友恒右腹部。特务看到张友恒已经被打伤倒在地上，便收起枪，转身去喊汽车。这时张友恒强忍疼痛站起来，用手捂住流血的伤口，转身向南跑去。特务发觉后一边紧追一边叫骂，追到报房胡同口不见了张友恒的踪迹。就在特务追捕张友恒时，刘致祥也乘机骑自行车脱离现场，并连夜出城回解放区，向领导机关报了警。事后了解，刘致祥曾经借住在一个叫谢文凯的人家，而谢文凯被捕后已被敌人控制，是谢出卖了刘致祥。

　　张友恒负伤后在北平城里秘密治疗了一个多月，伤愈后于8月下旬回到河北平山的东冶村，向中央局社会部许建国部长报到，结束了在北平近8年的秘密情报工作。

　　“六一五事件”时，张友恒公开身分是怡和化工厂营业部主任，陈庆霞是厂长（经理）。当天下午两点多，陈庆霞接到了张友恒的报警电话。张友恒在电话中说：“我得了传染病，通知你父母、舅舅赶快走。”陈庆霞立即去了苑振鹏家报警，苑振鹏及时转移去了解放区，同时让陈庆霞去苑默庵家报警。苑默庵让陈庆霞带上电台报务员陈振兴一起走。

　　陈庆霞、陈振兴俩人随后去了孙倬家（北新桥九道湾胡同3号），正赶上孙倬的一个同学准备去台湾与他话别。陈庆霞不知其人的底细，只能坐等。就在这时特务来了，以查户口为名把陈庆霞和陈振兴逮捕了。苑默庵因受牵连也被捕了。

　　陈庆霞回忆说：“原来张友恒脱险时上衣被特务扯下来，他的名片和我的名片都落到特务手里了，特务拿着名片上我们家没抓着人，就又到了孙倬家。特务以为孙倬家是交通站，蹲了一个多月的坑，准备来一个抓一个。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个多月后，特务撤了，孙倬走热河去了哈尔滨。”

　　陈庆霞被捕后先关押在东直门内炮局监狱，当时的炮局监狱对外叫做“爱国青年训导大队”，以后又被转移到草岚子监狱。在草岚子监狱时，他被提审过两次。法庭设在中南海里，叫做“戡乱时期特别刑事法庭”。法庭依据《戡乱时期惩治共匪条例》第一条第五款“为匪之间谍者判无期徒刑至死刑”的规定，准备给陈庆霞判重刑。

　　审理陈庆霞案的一个书记员叫吴增绪，是陈庆霞的小学同学，吴增绪到陈家报了信。陈耀华怕国民党撤退时杀人，就花了100袋洋面的钱托吴增绪去运动，把陈庆霞和苑默庵做了因病保释处理。陈庆霞被保释那天是12月15日，此时距北平解放已为时不远了。

　　陈庆霞出狱后就天天给陈振兴送饭，后来监狱不让送了，说要释放政治犯。有一天，被关押的人手里拿着烙饼排着队从监狱里走出来，走出朝阳门后就解散了。北平和平解放后，陈振兴又回到北平参加接管，一直在市公安局工作。1949年初，陈庆霞到天津找张友恒，张友恒介绍他去沈阳社会部。陈庆霞去了后被分配到沈阳冶炼厂工作。

陈耀华的家人

　　陈耀华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密切联系，抗战胜利后，应社会部许建国部长的邀请，他曾经秘密前去张家口解放区参观，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解放战争时期，他一如既往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倾全力支持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只是在北京解放不久，他就因肺病不治而逝世，未能亲自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实为憾事。但他的家人大都在他的支持下，早早投身于革命事业，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苑默庵，1942年入党，1948年被捕，后被营救出狱。解放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奶牛场场长，场址就在东直门外北二里庄55号。“文化大革命”中因被捕问题受到冲击，后因病逝世，在落实政策时平反。

　　陈耀华四子陈庆鍱，后改名赵奇，1943年在北平秘密加入党组织，1945年奔赴晋察冀解放区，先入西北联合大学，后调到华北军区司令部给聂荣臻司令员当参谋，1948年任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解放后，曾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当过参谋，后在空军司令部对空作战部任处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污为“二月兵变”的通讯处长，1968年被迫害致死，后被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陈耀华的侄孙陈学恂，后改名陈洗，毕业于中国大学，1944年入党，1945年奔赴晋察冀解放区，先任光大公司仓库股长、军工部检查科科员等职，后经军工部部长姚依林同意调入群众剧社当演员（正连职），曾在《夫妻识字》、《王宝山参军》中演过男主角，1947年5月到井阱矿区参加土改。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陈学恂在石家庄市任市完全小学教导主任、市女子中学教导主任、市公安局警察大队教育干事等职。绥远省解放后，陈学恂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侦察科内勤股长兼警察大队教育股长，后调到省公安厅任研究室研究员兼厅长秘书。绥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合并后，陈学恂被调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在那里，他工作了很长时间。

　　陈耀华次子陈庆霞，后改名陈达，1948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调入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后任副院长、副总工程师等职，成为国内著名的冶金专家。《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冶金卷》载：“陈达，冶金专家。是我国湿法炼锌工业和炼铅工业生产机械化的开拓者，为铅锌工业的现代化和发展我国稀有金属冶炼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耀华的侄子陈庆，解放前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初被组织安排到天津市公安局工作。

　　陈耀华的女儿陈木兰，后改名石磊，1949年高中毕业后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随大军南下一直到广东，后分配到46军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转业地方从事教育工作，现已离休。

　　陈耀华的侄女陈若清、陈亚兰也都在北平和平解放时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均已离休。

　　林杰、林凯，是陈耀华与苑默庵所生的两个女儿，解放前，二人分别在张家口和石家庄参加了革命。

　　笔者在采访中，深刻体验到这样一种感受，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教育了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民众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涌现出许多像陈耀华这样甘冒风险、资助革命、成为共产党诤友的人物。这是我们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并最终建立起新中国的一大法宝。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