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首都电影院观影记
首都电影院建于1937 年，与我同龄。当年是马连良先生筹资兴建的，开始命名为新新大戏院，主要是演出京剧，兼映电影。新新大戏院坐落在西长安街路南，门脸在西长安街，它的后檐墙却在西安福胡同，童年的我每逢路过此处，常常把耳朵贴在它的后檐墙上，听两声电影音乐或对白。
当年这座建筑十分宏伟，楼上楼下共一千多个座席。整体外观也非同一般，既不是传统的青砖，也不同于现在的红色机制砖，某些砖块还有烧焦的痕迹，平整的墙面，偶尔有一两块砖会鼓出几厘米来。前脸是很多层的高台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宽阔的前厅正对着大门的是小小售票室，售票室两侧是进入一楼观众厅的大门，东西两侧的楼梯可上二楼观众厅，西侧楼梯拐弯处是当年的经理室。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新新大戏院更名为国民电影院，平常以放映电影为主。当年我家住在六部口，离国民电影院很近，当年该电影院在北平属头轮电影院，那几年是我看电影最多的时候，像《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母与子》、《压岁钱》、《甦凤记》、《假凤虚凰》等等，都是那些年在这家电影院看的。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影片中的精彩镜头至今记忆犹新：张伐在《母与子》中扮演一个私生子，整个表情可以用“干哏倔”三个字概括；《一江春水向东流》是那个年代放映周期最长的一部电影，陶金扮演的张忠良，是个既不忠又不良的蜕化变质分子。白杨扮演的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双喜字的现洋（即银元）贯穿《压岁钱》全剧；石挥主演的《假凤虚凰》充满包袱，笑声不断，石挥扮演的3号理发师，竟然冒充英国留学，首次会晤女友双手不知道怎么放，居然练起了洗头动作，抽剩下的半截烟掐灭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而然地夹在耳朵上。
《甦凤记》是项堃主演的一部电影，一天和家人去看晚场，平常这部电影放映一个多小时，但是这次只放了半个多小时“完”字就出来了，观众厅当时就骚动起来，有人带头找到经理室，经理只会说“对不起”，对于观众的质问则无以对答。至于这场闹剧的真正起因，几十年以后我才闹明白。
1949年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国民电影院仍沿用旧名，此间国民电影院连续演出了很长时间的歌剧，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只在剧场看过京剧和话剧，但是从来没看过歌剧，所看过的话剧也都是室内剧，舞台布景一律是八字墙。新歌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看的第一部歌剧是《赤叶河》。
大幕一拉开就令老北京的观众惊讶，还没开戏呢首先来个碰头好，观众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有的人甚至站起来鼓掌，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们更感到新奇——原来看电影时台上什么都没有，怎么大幕一拉开这台上又是山坡，又是小路，还有蓝天，真是百思不解。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根本也不懂得看戏，一个人出溜到台口去看布景，当年也不懂得什么叫化妆，只是觉得这些人是在台上唱歌。后来还看了《刘胡兰》和《白毛女》，我仍然不是老老实实坐那儿看戏的主儿，还是爱往台口出溜，当《刘胡兰》中的大胡子一上场，我就赶紧回座位上去，我这人自幼就胆小，所以《白毛女》庙里那场戏，我也不大敢看。我这个人一辈子就看过三场歌剧，而且是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剧场看的。时光过得真快，我看歌剧这件事已经过去一个甲子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定都北京，国民电影院也随之更名为首都电影院，在首都电影院我先后看了两部根据老舍原著改编的电影，即《我这一辈子》和《方珍珠》。成年以后我到郊区工作，只能节假日进城看电影，当年只能在首都电影院观看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这样的电影令人感到新颖，听声和观影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调到郊区电影发行站工作，站长姓孙，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放映员，也是一位老北京，闲谈中得知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在国民电影院工作，并且担任机器房（即放映室）的头儿。当我向他问起《甦凤记》一事时，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那天末场电影正是他当班，放映途中经理匆匆进来，神色紧张地找到他，说门口来了国民党当兵的，说这个《甦凤记》有辱他们形象，必须立即停演，否则后果自负。当时这位机器房的头儿听了也很紧张，愣了一会儿就跟经理说：“您甭着急，我马上把末本片子装那个机器上，说话咱就把末本打出去。”末本一放出去观众厅就有点乱，不到十分钟“完”字就出来了，观众一片哗然，许多观众直奔楼上经理室，后来直接把经理拽了出来，指着鼻子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根本无言答对，只会赔着笑脸说对不起，最后这位经理答应凭这场电影的残票，以后不拘什么时间，都可以补看一场电影。对于残票遗失的，经理准备了很多便条，盖上经理手戳，这便条和残票享受同等待遇。这件事耗得很晚才算平息，据说当日放映该片的影院均遭此厄运。后来该片重新剪辑修改，才得以发行。近闻94岁高龄的项堃先生辞逝的消息，深感悲痛，六十几年前，正是他在中电三厂主演的《甦凤记》，在该片中他扮演了一位年轻英俊的小生。
据说首都电影院已易地扩建，不过一直还没有机会去新的首都电影院看看，也是一种遗憾吧。（孟庆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