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彼得堡组织的事务由选举产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来处理。由于不可能使所有党员(约有6000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彼得堡组织的最高机关是该组织的代表举行的代表会议。该组织的全体党员都有权派遣代表出席这个代表会议：按一定的党员人数选派1名代表，例如，最近这次代表会议的比例是，每50个党员选出1名代表。这些代表应当由全体党员选出，代表们作出的决定，就整个地方组织说来，是对问题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决定。
但是，还不仅如此。要真正民主地决定问题，只召集该组织选出的代表开会还是不够的。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党和联合会，不能在原则上拒绝这种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至少在极重要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涉及群众独立发动政治行动的时候，例如罢工、选举、抵制某个大的地方机构等等。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只选派代表是不够的呢?为什么需要征询全体党员的意见，或者需要所谓“全体投票”呢?因为要使群众行动获得成功，就必须让每一个工人都自觉自愿地参加进去。如果不是每一个工人都完全自觉自愿地自己决定要不要罢工、要不要投立宪民主党的票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罢工就不可能步调一致，选举就不可能自觉地进行。一切政治问题都用征询全体党员意见的方式来决定是不可能的；这将是永无休止的、劳神费力的、毫无成效的表决。但是，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仅必须用选派代表的方式，而且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9、250页
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组织。
列宁：《论统一》(1914年5月30日〈6月12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185页
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如果必须互相(而不是单方面)让步，如果有时要求党内各部分之间协商并缔结协定，那只有在代表大会上才是可能的和允许的。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革命者，都不会愿意留在一个完全靠人为地拖延召开代表大会来维持共处局面的党内的。
列宁：《我们争取什么?》(1904年7月底)，《列宁全集》第9卷第5页
凡是懂得任何党的一般组织原则的人都会明白，服从下级组织这条纪律是以服从上级组织这条纪律为条件的；服从总委员会这条纪律是以总委员会服从它的委托人，就是说服从各地委员会及其整体即党代表大会为条件的。谁不赞成这个基本原则，谁就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似乎不是受托人对委托人负责并向委托人报告工作，而是相反。
列宁：《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14日〈27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8页
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149页
要在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恢复交通运输，最需要的是协调的巩固的组织，而且需要确实是几百万人像钟表一样准确地进行工作。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决不停止训练群众参加对社会一切事务的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决不妨碍群众十分详尽地讨论新的任务(相反，应当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进行这种讨论，使他们能够独立地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我们应当开始严格区分民主的两种职能：一种是辩论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项执行的职能建立最严格的责任制和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纪律地、自愿地执行各项必要的指令和命令，以便使经济机构真正像钟表一样工作。……
民主的组织原则，其最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下面的问题上可以容许有丝毫的混乱或无秩序现象：在每一具体场合由谁来负责一定的执行的职能，负责执行一定的命令，在一段时间内负责领导整个劳动的一定过程。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群众应当有权推举任何工人群众承担执行的职能，但是这丝毫不是说，集体的劳动过程可以不要一定的领导，不要明确规定领导者的责任，不要由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建立起来的严格秩序。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像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第142-144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站在知识分子激进派的似乎是革命的抽象的通常观点上：“不要任何权威”。
不。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但是，不言而喻，这只是意味着青年工人需要那些进行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老战士的经验，需要那些进行过多次罢工、参加过一系列革命活动、有革命传统和远大政治眼光的精明能干的战士的经验，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为了阐明我们党的纲领和策略，我们需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当然同资产阶级科学和警察政治的御用权威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权威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军中进行更多方面的斗争的权威。正因为这种权威对扩大战士的眼界非常重要，所以在工人政党中决不容许妄图从旁边，在远处解决当前政治中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每个国家进行直接斗争的先进的觉悟工人的集体经验，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最高权威。
列宁：《〔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4、225页
决议的起草人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列宁：《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1906年5月20日〈6月2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9页
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切实遵守这些组织原则，诚恳地和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些组织原则，就能保证党不发生分裂，保证党内思想斗争能够而且应当同严格的组织上的统一，同大家服从共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
列宁：《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1906年4月25-26日〈5月8-9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2页
应当去争取统一，并且只有工人自己，觉悟的工人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争取到统一。
写上斗大的“统一”二字，空口许诺统一，“宣布”自己是统一的拥护者，那是最容易的事。但是，只有依靠先进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努力和他们的组织才能真正促进统一。
列宁：《论统一》(1914年5月30日〈6月12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185页
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旗帜下进行斗争，要保持运动的继承性和经常维护它的组织性。
列宁：《<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1900年3月底-4月初)，《列宁全集》第4卷第284页
建立和巩固党，也就是建立和巩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而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统一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首先，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恕我们直言，这种情况目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中还普遍存在；必须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
列宁：《〈火星报〉编辑部声明》(1900年8月下旬)，《列宁全集》第4卷第315、316页
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当实行统一的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抱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确切些说，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思想上、自己的倾向上)愿意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统一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的时候，当统一是企图用虚假的纽带把那些坚决要把党拖向反党方向去的人联结在一起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带来危害。
列宁：《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以前)，《列宁全集》第19卷第402、403页
我们需要的，是在严格的有原则的团结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所有或大部分委员会、组织、团体、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在各种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进行活动，有时是通过各种完全不同的途径树立起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信念的)都必须自觉地和坚决地去实现的。
列宁：《〈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记》(1903年1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7卷第76、77页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3、24页
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像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9、180页
恩格斯绝对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69页
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和专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民主的集中制。
列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5卷第73页
民主集中制决不排斥自治和联邦制，同样，它也丝毫不排斥各个地区以至全国各个村社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有采取各种形式的完全自由，反而要以这种自由为前提。把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和公式化混为一谈，是再错误不过的了。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运输部门等等经济企业在发挥其职能时绝对的协调和统一；同时，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达到总目标的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第139、140页
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第55页
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决不想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想扼杀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农民自己也根据经验体会到了实行集中制的必要。
列宁：《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7月30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页
如果你们在私下交谈时想想这些，看看我们中央政权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没有执行，那你们就会同意：最好是说实话，对我们的地方机关，就得坚决无情地实行强迫。(鼓掌)正是在这里，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最高机关和代表人数最多的(这一点现在是最重要的)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一起举行的会议上，你们这些比较有威信的同志应当坚决表示，并且让地方上也懂得：我们要强迫地方机关把中央的政策贯彻到底，它们应该习惯这一点。这是很困难的。千百万人习惯于把中央政权看作强盗、地主和剥削者，对中央根本不信任，这是很自然的；但这种不信任必须克服，不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这只有无产阶级即在这方面受过工厂和实际生活熏陶的阶级才能实现，只有它才能做到这一点。同地方主义、同小私有者的习惯作斗争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将坚持不懈地要求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反复宣传这个道理，并且加以实行，否则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17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3、414页
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官僚主义和投机活动。经济破坏状态还没有减轻，而要完全消除破坏状态，只有实行集中制，放弃纯地方主义的利益。一搞地方主义，显然就要反对集中制，而实行集中制是我们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提出决议案的这部分同志离开了集中制，陷入了地方主义的泥坑。
看来，地方上不满意中央苏维埃政权通过某些决议时没有同地方上商量；如果是这样，地方上完全可以召开会议讨论他们十分关心的一切问题。官僚主义腐蚀着我们，要克服它非常困难。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多派一些工人到机关里去。然而反对官僚主义如果不对准目标，情况就很危险，对待专家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情况不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严格的集中制。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18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9、420页
地方各部门工作的不协调，是阻碍经济建设的一大祸害。对这个问题必须特别注意。经济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种不协调现象，扩大地方机关的独立程度。
……
对只顾地方利益而违反中央命令、损害中央利益的工作人员是怎样处分的?开出受处分者的名单。这种违反纪律现象有没有减少?处分办法是否加重了?具体情况怎样?
列宁：《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1921年5月19日-21日)，《列宁全集》第41卷第270、271页
凡是珍视党、珍视恢复党的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一切纯粹从派别组织、小集团的角度和利益出发而竭力破坏党的人。
列宁：《论党内状况》(不晚于1910年12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48页
我们一直在同阴谋诡计作斗争。我们曾陷于不能工作的境地。……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妨碍工作的分子，使他们不能给党造成损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这就是党的中央机关之间要完全一致的原因。
列宁：《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03年10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48页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820页
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已通过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建立和扩大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问题作了以下的规定：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于这种会议要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开会要有充分的准备。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要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并须报告中央。此外，还规定要健全党委制，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重要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但是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原版注释)关于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并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注意。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9页
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毛泽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5页
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
在为着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集的干部会议中，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正确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须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的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今年的各级干部会议，必须由各地高级领导机关，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0页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8、89页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必须注意改进。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5、526页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93页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像不独裁就不像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9、210页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822页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9-731页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地实现。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6页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6、437页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0、831页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7页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8、789页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5、816页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8页
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
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当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
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战争年代形成过山头，当时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觉悟，靠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没有形成什么派。就是那样，山头主义也有影响，所以专门反了一次山头主义。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搞久了也可以调动一下。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
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07页
根据以上所说的多方面经验，党章草案关于民主集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增加了下列的规定：
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增加了下列的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
第二，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问题，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
第三，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16、217页
在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从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上级机关所作的硬性的规定太多，而不少的规定，并不是对于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经验作了充分研究的结果，以至往往使下级组织在执行的时候发生困难。许多上级组织还不善于深入下层，倾听下级组织和群众的意见，同下级组织经过互相商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或者到下面去包办代替。此外，有些上级的领导人员还喜欢摆架子，耍威风，只是教训人，批评人，而不能向下级请教，不能听下级的批评，不能对下级作自我批评。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也不是个别的。如果不注意并且改变这种情况，那末，在这些地方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15、216页
但是，在这个时期，党内也曾经存在过另一种偏向，就是分散主义的偏向。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一种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他们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党中央对于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主要是针对着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倾向而发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从那时以来，分散主义的偏向，就只在个别的范围内还有它的残余了。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15页
今后，一定要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一定要按照传统，按照党章的规定，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章规定，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在党的会议上或在党的报刊上，党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只是不准两条：第一，不准不执行党的决议。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见；如果认为决议中有不正确的地方，也可以要求修改。但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执行党的决议，虽然在执行中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执行，那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第二，不准搞派别活动。(毛泽东：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这是党章上许可的。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作出决定以后，就必须坚决执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还可以提意见。至于理论上、学术上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讨论的。这几年来，有许多事情是违反党内民主的原则的，应该纠正。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89、290页
草案规定，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有权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大家知道，党是思想一致的组织，党员的思想一致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党员对于党组织的一切决议的认识都不能有任何出入。不，这是不可能的。党所要求的一致，是在党的一切基本原则问题上的思想一致和一切实际问题上的行动一致。在各种日常工作问题上，党员们的意见有某些不一致，不但是许可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党必须按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的各个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去行动。在这里，党要求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在实际行动中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党员也仍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仍然有权向所属的党组织和高级的党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党组织不应该用纪律迫使他们放弃这些意见。这对于党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37页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25页
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夺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反之，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1-163页
今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已经达到六千多个。这些单位的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怎样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开始找到了门路。试点的面明年不再扩大，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巩固提高方面。
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当然要防止盲目性，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在这方面，要规定比较详细的法令，以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1、322页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5、136页
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是相当厉害的。同志们可以细细想一想，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究竟怎样呢?究竟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更集中，胜利以后前几年更集中，还是这几年更集中呢?应该指出，这几年，形式上比过去集中得多，但在五个统一方面，却不如过去了！这就是说，分散主义发展了。
同分散主义同时并存的是，命令主义也发展了，党内民主削弱了。没有了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认识的统一，行动的统一。我们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87、288页
第一个问题，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里已经讲得很明白。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很高的原则高度来讲，讲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事实确是这样，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从领导方法来说，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
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当然，造成严重缺陷的原因有多种。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另外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这次会议提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很必要很适时的。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86、287页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7、288页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2页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七大以后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呢?主要是在七大以前，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因为这样，就使我们全党的所有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以百倍的信心和饱满的士气，奔赴前线。这是取得全国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无疑地，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定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它将使党更加团结和一致，使我们能够克服许多错误的东西，使我们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邓少平：《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1954年2月6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195、196页
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1、232页
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我们这些人不会没有缺点，有缺点要允许人家批评。我们这些老干部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好样子来。当然这是说批评，不是说造谣诬蔑，攻击谩骂，那是不许可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共同揭批“四人帮”。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团结犯错误的好同志。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主义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现在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搞小圈子，很值得注意。有些人调走了，还干预原来单位的工作，还去插手。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有什么必要呢?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讲团结，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的人口头上讲团结，而把党委内部一些不同的意见捅出去，加以歪曲，散布流言蜚语，拉一部分人支持自己。还有一些人喜欢搞挑拨离间。这些都是破坏团结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为了贯彻党的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们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是大局，我们要有这个大局观念。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0、81页
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8页
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2页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
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9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