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改革开放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深刻理解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三个解放”。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人民思想解放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思想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程？

　　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国家面临三条道路：一条是“老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道路；一条是“邪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新路”，走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快速发展中国的道路。相比较而言，走“老路”最容易，因为这是一条走习惯了的路，但那样只会使中国更加贫穷；走“邪路”也容易，但那样只会使中国陷入动乱的深渊；走“新路”最艰难，因为它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在前人没有涉足的地方踏出一条新的道路，但那样最有前途。虽然旧体制使人民吃尽了苦头，但是要抛弃已有的观念，从多年形成的固定思维中解脱出来而代之以一种与此相反的思路，在实践上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离开已经走习惯了的路，这将面对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需要非凡的政治胆略和理论的勇气。20多年来，我们在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与时俱进，不断依据实践的深化和情况的变化，更新观念，纠正失误，不畏艰险，奋力进取，从而开辟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人民的权威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中，只要一个人的大脑在转动，其他人就无须思维。人们习惯于在经典著作的词句上画地为牢，在最高指示的藩篱里反省思过，“上级这么说的”，往往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邓小平以超人的胆略和勇气，在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同时，指出并大力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重新摆正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开启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新的历史航程。

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树立实践的权威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主张“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邓小平支持并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摆正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新恢复了实践的权威，一切理论，一切政策，一切决策，一切事件，一切人物，都要用实践这把尺子来衡量，对的就坚持，就维护；错的，就推翻，就纠正，从而强有力地调整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使社会重新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走出富则“修”的误区，树立生产力的权威

　　倾心抓“革命”，即马克思主义；热心搞生产，即修正主义；穷革命，富则修……作为一种定型化的思维方式，曾长期占据人们的头脑。人们谈“物”色变，谈“富”色变。当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涌动的时候，它就成为改革开放的严重思想障碍。即便在经济特区取得巨大成果时，不少人还在为所谓“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忧心重重。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理解，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而把倒置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翻转过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牢固树立起来。

搞清姓“社”姓“资”的范围，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权威

　　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受到既有传统观念或流行观点的干扰。毫无疑问，在基本制度上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许多人总是心存姓“社”还是姓“资”的煎熬。邓小平、江泽民以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和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勇气，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困惑，坚定不移地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是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创造了人间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人民币骤增到2000年的89404亿元人民币。

澄清姓“公”姓“私”的争论，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的权威

　　姓“社”姓“资”的议论渐息，随之在所有制形式上姓“公”姓“私”的纠缠渐起。作为姓“社”姓“资”争议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江泽民作为邓小平理论和事业的继承人，同样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另一方面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单一公有制，公有制只有国有与集体两种形式，以及股份化是私有化等传统观念的束缚；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可以多样化，公有制可以多样化，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廓清“有产”和“无产”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尊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头脑灵活、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逐渐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倒退？是培养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还是培养出了异己力量？我们是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合法经营，创造从而占有更多的财富，还是要限制、歧视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这又成为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前进的思想障碍。江泽民同样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气概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一切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富即是国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产者，富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在世界上就会“财大气粗”，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会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徐伟新  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