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考察期间来到枫桥经验陈列馆，重温“枫桥经验”诞生演进历程，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情况。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曾在相关纪念活动中对“枫桥经验”给予充分肯定。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再次注目，标志着这一有着60年历史的东方智慧将继续焕发历久弥新的生机。
“枫桥经验”的生命力与法律同现实的深度结合密不可分。在经典理论中，“法”具有多重含义，它既是价值原则、规则体系、秩序结构，又是予理念以肉身的实践行动。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行的，“活的法律”又怎样对条文法进行调试与续造，在法学研究中早已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样的思路不脱旧有窠臼，仍不过是将实践视为法逻辑的参照物与附属品。只有对鲜活的人的需求给予充分观照，法治才能发现其目的。“人不患贫而患不安”，从基层泥土中长出来的“枫桥经验”瞄准群众的平安需求，是最生动的法律实践。
“枫桥经验”自中国兴，有其必然性。中国在政权组织上向来有一元性、统合性特点，但又因地域辽阔长期面临集中与分权、“抓”与“放”的治理挑战，这与受历史因素影响呈现法律多元结构的欧美诸国不同，又与国土面积远小于中国的东亚各国有异。在这样的条件下，案件固然拥有向上层级流动、在上审级化解的制度保障，但高度“语境化”的本地纠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外乡的规则价值和示范意义不大；而地理距离又增加了上级司法官员把握风土习俗等“地方性知识”的难度，提高了化解成本。此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就是由无数个案打磨的实践智慧。随着社会发展推动认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枫桥经验”的理解也从高效解纷、政通人和的中国经验，转向抓前端、治未病的现代化治理理念。习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客观来看，当前部分群众的法律意识同法治素养还有不匹配之处，“知法”不一定“懂法”，“学法”不一定“用法”。积极开动脑筋，推动工作重点从事后向事前转移，法律视角从裁判法向行为法、预防法转变，是法律人面临的使命与挑战。
“枫桥经验”开辟了道路，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积淀。与西方法律的演进脉络不同，其勃兴过程中体现的的问题意识、经验导向、灵活方法一直是社会治理能力升级的鲜明特点。随着中国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总有前所未见的新问题不断出现，没有制度可以移植，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枫桥经验”体现着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为突破“本本主义”、走出契合时代要求的法治道路提供了鼓舞，也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维度中写下绚烂篇章。
作者：苏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