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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网北京频道综合报道
“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北京究竟怎么做到“瘦身健体”？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本市将集中推动协同发展、环境提升、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和“高精尖”产业5大领域的发展，城六区常住人口较2015年下降3%。
固定执勤车将选用新能源车
记者注意到，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力度也在加大，在2016年部门预算中，仅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资金一项，就安排了17亿元。
在支持新能源小客车方面，根据相关办法，北京市按照与中央财政1比1比例对购置新能源小客车的消费者给予财政补助；在支持新能源客车（含公交客车）方面，对纳入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且符合北京市产品技术、安全及售后服务等要求的纯电动客车，在取得北京市车辆登记牌照后，按照与中央1比1的标准予以市级补助。
市财政局同时表示，今年将加大政府采购对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支持，将新能源汽车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相对固定线路执法执勤、通勤等车辆配备更新时应当选用新能源汽车。
今年城六区常住人口由增转降
按照北京人口调控目标要求，2016年城六区常住人口较2015年下降3%，实现人口由增转降的拐点。其中，东城、西城两区继续保持负增长，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四区要首次实现负增长。平原五区和山区在做好自身人口调控工作的同时，有序承接中心城人口疏解。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功能疏解保障机制方面，今年财政部门将完善转移支付政策，要把一般转移支付提高至861.4亿元，把专项转移支付压缩至295.7亿元。在政策引导上，对人口调控、疏解区域搬迁成本和税收损失给予适度补偿。同时，市财政全额负担迁入区公共资源建设补偿和后期社会管理费用补偿。
以公共服务疏解为例，记者就了解到，今年本市财政将安排17亿元，支持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向大兴区、房山区迁建，北京天坛医院向丰台区东院区扩建等工程。
同时，市财政还将安排37.3亿元，履行行政副中心建设发展基金出资责任，支持市政和公共服务设施、新建城镇化建设。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多年来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据他调研，在北京的拾荒“野战军”足足有15万人，分成多个“帮派”，分布在京城80多个地方。他们大多以“同乡”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区域。
很多人拖家带口，进驻到各个城市的垃圾场，复制着暴富的发财之路
据王维平介绍，最先进入北京“捡破烂儿”的是四川人。1987年的一天，一个四川巴中（原达州地区巴中市）人拿着政府部门开的“条子”来到他的办公室，说“想进垃圾场捡垃圾”。
当时王维平在市环卫局负责北京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收集、运输、处理整个流程下来，一吨垃圾需要157元，既费钱又费事”。碰到有人自愿上门捡垃圾，他当即答应。“他们捡得越多越好，我们就省事儿了。”
获得同意后，这个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巴中人带着家乡弟兄涌进了北京一处垃圾场。几乎在一夜之间，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全部搭起了一米半高的窝棚，500多人开始在那里生活。
在北京一座座垃圾山上，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捡出”1500元，成了当时的高收入阶层。而当时王维平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200多元。
杜茂洲理所当然地成了这500人的“把头”，他们每人每月要向他上交500元的份子钱——这是来北京前，在老家当小学教师的杜茂洲不敢想象的。那时，他一年的工资只有400多元。
暴富的消息一传开，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香饽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拾荒队伍中。当时只有47万户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万人散布在全国各个城市以捡垃圾为生。到上世纪90年代，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人，也开始拖家带口地驻进垃圾场，梦想复制巴中人的发财之路。
河南固始人老秦就是在老家做生意失败后，被邻居拉到北京“捡破烂儿”的。
“那时在家做生意欠了27万元，到北京捡4年破烂就还清了。”老秦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说。他的身后，是上下两层堆满塑料瓶的废品仓库。经过20多年的打拼，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淘到了金子。
每个帮派都设立了自己的“飞虎队”
自从巴中人进入北京的垃圾市场后，与北京垃圾业相关的一切，看起来都蒸蒸日上。不过，始料不及的是，与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从前，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王维平摊开手比画出一个圆形，“就这么大的地盘，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点，互相挤压。”
老秦还记得，当时为了抢首钢附近的一片垃圾场，“来了几卡车人，武器都用上了”。
在这种局面下，每个帮派都设立了“飞虎队”。他们是最能打的一批年轻人。王维平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北京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也有拾荒者一直回避这个“江湖”，他们大多呈“原子型”分布，与外界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张明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没有找湖南帮派，也没有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她也因此无法进入垃圾场捡“宝贝”，只能年复一年地，依靠翻垃圾桶维持生计。
1997年，北京的拾荒队伍已经扩大到了8.2万人。这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信息：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污水井盖儿、绿地护栏、变压器、甚至地铁的电缆都给你铰了。”王维平说。
为了缓解这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王维平凭借自己的“三把刀”，最终促成北京10多个拾荒帮派坐到一起，商议解决方案。
“第一把刀是恩情，当时他们发家都靠我；第二把是我的官方身份，我主管垃圾场；第三把是，我这儿有执法队、城管。”王维平站起身，手臂在空中飞舞，描述着当时的场面。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分工：“四川帮”有5.7万人，负责捡垃圾；“河南帮”1.7万人负责收废品；“河北帮”1万人，负责在四环外接应——城里收来的废品运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再卖给产业下游的废品加工商；“江苏帮”人数最少，只有1700人，他们负责回收地沟油。
这场“会议”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便今天，一些“帮派”仍沿着当初划分的老路继续前行。
就在这场“会议”后，河南人老秦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在天坛附近的胡同里定点收购废品。这时，每个月除了给胡同里的“老炮儿”上交3000元外，他还能净赚上万元。
如今，老秦已经搬到了北京最大的废品收购中心。那里聚集了200多家废品收购商，其中140多家的老板是他的同乡，河南固始县人。
开张第一天，已经有消费者前来询价购买
2月3日，猴年春节烟花爆竹在五环内开卖，记者在朝阳区、海淀区20多个网点看到，环保型挂鞭受到了京城百姓的热烈欢迎，多个网点的1000响、2000响挂鞭热销。此外，填补花炮市场空白的新版“市民价”大型组合烟花，也受到了京城百姓的欢迎。
挂鞭“长个儿”不涨价
上午10时许，千龙网记者在位于三里屯世茂中心附近的一家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看到，已有心急的市民前来采购了。摊主李先生告诉记者，开卖头一天通常货走得并不多，但没想到一开张挂鞭就卖得特别好。
李先生说，爆竹声声辞旧岁，年三十儿、大年初一、大年初五一定要放几挂鞭，这是京城老百姓的过年习俗，所以1000响、2000响挂鞭是千家万户的年货必备品。
记者了解到，挂鞭虽是各花炮摊最受欢迎的品种，可是价格却没变。据熊猫烟花公司销售负责人介绍，十年前，熊猫烟花500响、1000响挂鞭价格分别为10-15元、32-37元；十年后，500响、1000响挂鞭还是这个价。
不过，挂鞭却“长个儿”了。据悉，由于工艺变化，现在的挂鞭体积增加，使燃放时间比过去延长了15-20%。而且，猴年春节鞭炮采用的都是机械化生产工艺，流水线代替了原来的人工作业，鞭炮的节奏感更强，连贯性更好，绝对不会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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