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同时也为赚钱 年入四十万只够日常开销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吴景明
法学家
打假呈现组织化、家族化 应给予引导遵守商业道德
千龙-法晚联合报道 从去年起到2015年11月25日，朝阳法院民庭审理的消费者维权案达1400余件。朝阳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李增辉告诉《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从他审理的这类案件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原告都是职业打假人。
“职业打假人”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惩罚性赔偿条款的背景下诞生。2015年以来，随着新修订的消法和《食品安全法》强化了惩罚性赔偿条款，职业打假人的规模呈迅速扩大和分化的趋势。
在近日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消费者保护法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吴景明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积极性和消极性并济、利弊相权，是目前职业打假人的特征。”他认为有必要根据社会的认知，对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做一下区分。
吴景明表示，职业打假人是这个群体中更高层次的一部分人，行为应该具有典型的公益性。以打击假冒伪劣、惩罚商业欺诈为主要目的，根本不具有索赔目的，或者索赔仅作为辅助手段，这是一支消费维权的积极力量。
另一拨人有所不同，他们主要目的或者唯一目的是索赔，以获得赔偿为目的寻找假冒伪劣商品，所以最近经营者将这些人称为职业索赔人。“以打假之名行索赔之实，不仅不能真正制止假冒伪劣行为，而且严重干扰了经营者的正常经营秩序。”
吴景明表示，这类职业索赔人现在呈现组织化、集群化、家族化的特点。表现为依法注册成公司，有比较大或者巨大的前期投入和预期的收益目标，往往以家庭成员组成职业打假家族。对于这类打假人，吴景明认为应给与引导，不仅该依法打假，还要遵守起码的商业道德。同时对现有的立法也要进行规范。
马军认为，无论是职业打假人还是职业索赔人，不管怎么归类，他们都是消费者，都适用消法维权，对不法商家会有制约。他们主张的是合法权利，法律效果上是一样的，商家也应该因自己的不诚信或瑕疵受到惩罚。
法官
打假人被时代赋予使命 推动消法不断完善
据李增辉介绍，在他审理的案件当中，曾经有一个职业打假人，在不到40分钟时间里，跑进一家超市买了20袋米线，而且是每两包结算一次，共结算了10次，取得了10张小票。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最低赔偿是1000元。职业打假人依据10张小票起诉10起案件，主张共计1万元的赔偿。
他介绍，这些食品药品的案子中，真正食品过期或者材质出现问题的案子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职业打假人起诉的都是食品标签问题。李增辉表示，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除外。”“法院审理的难点与绝大多数打假人起诉的焦点，都是来找这个外包装食品上的标签瑕疵。”李增辉说。
尽管打假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问题，马军认为，现阶段仍有人在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职业打假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时代赋予使命的，代表了更多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这些职业打假者在推动消法不断完善，也促进商品体系和社会诚信的建立。”
公益诉讼是维权新手段
应该让商家不敢再卖假
马军对法晚记者说如今市场上还有假货，是因为制假的商家被打的还不够疼，真正的打假目的是让商家不敢卖假。职业打假人虽然比普通消费者具备维权知识，但专业性还应提高。
为老百姓解决食品安全的根本性问题，还应该靠完善的法律机制。马军说打假维权不仅靠个人，公益诉讼是新的维权手段。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假冒伪劣和食品安全等问题，还是应由消费者维权组织来进行公益诉讼，通过一个诉讼解决一类商品的质量安全或欺诈等问题。
如商品中出现禁止的添加剂，公益组织通过诉讼主张在市场上停止销售，并向所有消费者进行赔偿。胜诉后，消费者就可以依照这份判决，向不法商家主张赔偿，这才能从根本上通过诉讼解决假冒伪劣的问题。
这也是新民诉法和消法赋予消费者更有效的维权手段。马军指出，目前最高法院在制定消费者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这将促进打假行为的规范和消费者权益的维护。
未来，很多打假人也有自己的打算。李亮说，“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干了，现在法律严了，这一行越来越难干。这两年攒了一些钱，可以用攒的钱做点小买卖。”林伟则表示，只要市场上还有不合格的商品存在，他就会把打假这件事一直做下去。
（文中胡凯、李亮、杨勇、林伟、薛洁都是化名）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
实习记者 丁雪 记者 侯懿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