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龙华新区的出租房，到龙岗区的教室，路程超过30公里。每个周末，杨海娜都要跨越半个深圳，为十几个孩子补习八小时的课程。
6年前从大学毕业后，北京女孩杨海娜独自赴深圳闯荡。现在回头看，那仍是个“侠气”的决定。毕竟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有些优势是别的城市不具备的。
在深圳，杨海娜思念着家乡北京，但她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年轻人就该出去闯闯，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宝贵的财富。“还没想过离开深圳回北京，就让梦想先飞一会儿吧。”杨海娜说。
爱吃驴打滚的“广东人”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大巴车上一首《春天的故事》，把乘客的思绪拉回到改革开放初期。看看窗外的深圳，高楼鳞次栉比，高架快速路四通八达，曾经的小渔村，已发展成国际大都市。30多年过去了，深圳给人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开放、自信。
下了大巴，我们径直去找杨海娜。交谈中我们发现，杨海娜的北京话“说得并不好”，对此她笑了。在长沙上了四年大学，她会说湖南话。在深圳打拼四年，她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即便在潮汕味道最浓的潮州，她也被当成了广东本地人。
但她的“真实身份”，很快被一道来自家乡的小吃“识破”了。这是我们事前准备的“撒手锏”——护国寺小吃店的“驴打滚”。现在，它突然被“空运”至杨海娜面前。
“驴打滚，回家就得放冰箱。南方热，可别馊了！”直率的杨海娜笑开了花，她有日子没吃到这一口了。“我最喜欢吃驴打滚外面的豆面。在深圳，豆沙馅都很难买到。”杨海娜喃喃道。
“找一个平台，独立去闯。”这是年轻人的抱负。但即便再忙碌，每隔几个月，杨海娜都会回到北京，探望父母。
在语文最差的地方教语文
2010年本科毕业后，杨海娜结识了一位香港老人，并随老人到深圳发展。他们看到内地和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但很多港人的普通话却说不好，于是着手编纂了一套“商务中文”教材，拿到香港推广。
推广项目结束后，老人把全部资料捐给了深圳市图书馆，足足装了两辆汽车。这时，文学系出身的杨海娜也积累了讲课经验，她应聘深圳的教师岗位并很快被录用。
为了融入深圳的教学环境，杨海娜做足了功课，翻遍了所有教材、教辅。她发现，深圳孩子的升学压力比北京大。深圳的教育资源少，每年中考生有七八万人，但一类高中只有四所，二类校只有八所。每年都有人上不了高中，家长都很着急。
有句看似调侃的话，却说出了深圳人的尴尬：“在中国，语文最差的是广东；在广东，语文最差的是深圳。”这跟深圳是移民城市有关系，父母们忙着打拼，很少有时间来教育孩子。
杨海娜发现，很多孩子不理解语文课本中的生活故事，因为他们生活富足衣食无忧，无法想象语文书里“家境贫穷，一家人分食一个馒头”的场景描写。提高语文成绩，需要背诵，也需要在阅读量上日积月累的沉淀。杨海娜开始和孩子们分享书单和生活经历，弥补他们的短板。“每次讲到北京胡同时，他们都特别着迷。胡同对这帮深圳的孩子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孤单时去麦当劳坐会儿
然而，做一名在异乡打拼的老师并不容易。每年升学季，都是杨海娜最忙的时候。周末晚上的课6点半开始，她没有时间吃晚饭，只能在中午多吃点儿。感到孤单了，她就去楼下的麦当劳坐一会儿，因为那里人很多。
身材娇小的杨海娜，必须努力适应教师的工作。为了树立威严的形象，她逼自己坚持穿高跟鞋。时间一长，两条腿都患上了静脉曲张的毛病。
杨海娜说，从登上讲台的那天起，不管面对多少学生，她都坚持不用“麦克风”讲课，因为这样能提醒自己，要始终把最好的状态带给孩子们。
学习成绩提高了，学生开始从学习和情感上认可她。杨海娜是在民营学校授课的，所以很多学生在升入高中后，很少有人会回来看望像她这样的补习班老师。“他们不来，但我时常还惦记着他们。”杨海娜说。
去年，杨海娜给毕业班上完最后一堂课，当所有人准备收拾东西离开时，有个女孩却留了下来，提出要抱一抱她。“老师，可能以后就见不到您了，谢谢您的帮助。”女孩流泪了，杨海娜心里顿时暖暖的。
渐渐的，有学生被杨海娜的生活阅历所感染，开始跟她交心，写长信。孩子说，他们不再那么封闭了，更乐意去接受新鲜事物。而杨海娜独自打拼的艰辛经历，也感染了很多学生。越来越多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意识到，是这位北京姑娘，给他们带去了不一样的世界。孩子和家长们的鼓励，也丰富了杨海娜的人生阅历。
现在，杨海娜最大的梦想，就是让她的学生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顺利升学。尽管每次回京时，父母都会劝她回家，就像孩子们在长信里写的，“老师需要一个男朋友了”。但杨海娜还是觉得，这些面临升学的孩子离不开她，因为临时换老师，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所以，杨海娜选择了继续留在深圳，选择了让自己的梦想再飞一会儿。
每次回到北京，杨海娜都要和亲朋好友分享在深圳打拼的经历。大家既替她担心，又为她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