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连续七年提案关注“电子车牌”实施
“道路计量表”实现精细化限行
今年，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的朱良委员又带来关于实施“电子车牌”的提案。用他自己的话讲，这个提案已跨了三届政协会，提了七年。连提七年，虽然每次提案的内容都有调整，但重心没有变——用“电子车牌”这一科技手段为交通管理保驾，缓解拥堵，最大限度方便市民出行。在政协委员驻地，朱良讲述了他为一个提案连追七年的往事。
观摩摇号冒出想法
2011年1月，北京开始实施摇号限购车辆。当时，市交通委邀请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去观摩首次摇号。在现场的朱良想，北京的机动车太多了，交通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如果不摇号，放开让市民购车，肯定是不行了，但是摇号也会给市民购车带来不便，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朱良是科技领域的政协委员，冒出的最初想法就是采用科技手段。他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ETC”、“GPS”等电子信息手段已实现车辆的识别和定位。要是每一辆机动车上贴一个电子标签，就像一个“电子车牌”，全市有一张识别网，那不但能掌控每一辆车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确定车辆的行车路线，随时画出车辆的行驶轨迹，这样管理起来就很精确了。弄个“电子标签”贴在车上，解决摇号带来的不便，同时又能达到实施限购政策的本意——抑制拥堵。
提案前分析可行性
2012年的政协会上，朱良提交了第一个提案《关于机动车电子标签研究的提案》。朱良说，当时，社会上还没有认知“电子标签”这个概念，“我刚一提出来，就招来很多人质疑：私车定位后的隐私问题如何解决。”朱良说，政协委员的提案，不能光说出建议就完了。在提案之前，还要考虑新建议的合理性、可行性，不能让一个新建议的实施为政府工作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在提“电子标签”这个提案时，对隐私安全问题做了大量分析解释。
对于朱良的提案，市交通委很重视。论证“电子标签”是否采用RFID技术路线，但因技术复杂，“电子车牌”没有实现。
2013年、2014年，朱良又连续两年提出关于“电子车牌”的提案，深入分析了实施“电子车牌”的利弊。2014年初，在两会前的政务咨询时，朱良向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在当面问起“电子车牌”的推进情况。得到明确的表态：“电子车牌”一定要搞，而且北京将作为试点，这个消息次日就发布了，这让朱良看到了希望。
2015年北京两会的第一天，媒体刊发了朱良的《关于电子车牌实施精细化限行的提案》，朱良拿着报纸再找公安局领导咨询，得到了正在继续推进中的答复。在2016年，朱良又提出了这个提案。
七提里程额度精细限行
6年中，从提出概念，分析利弊，到政策如何配套、技术上应注意哪些问题。在朱良不断地提案和政府部门不断地推动下，“电子车牌”也在渐进实现中。
朱良说，今年7月1日《机动车电子标识六项国家推荐性标准》就实施了，下一步就是地方政府怎样使用这个政策的问题。所以，今年朱良再提怎样使用的建议——《关于机动车电子标识实施后调整限行政策的提案》，“这是第七次提了。”朱良说。
“电子车牌”就像给道路资源装上了计量表，每一辆车一个月给道路造成多少拥堵、排放多少污染物都可以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来，相关部门可制定一个里程额度，超过额度实行阶梯付费，从而把现在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型，实施精细化限行措施。
为何一个提案要坚持七年
朱良说，过去对车辆的管理是不连续、抽查式点状分布的。有了“电子车牌”，北京的交通就可进入智能化，进入随时调整的动态管理。对所有的车进行米秒定位，实现像绣花一样的精细化管理，这将是北京交通管理方式的一次突破。从市民的角度上说，这一政策更加人性化。
此外，实施“电子车牌”不是解决一个地区、一个路口、一个路灯的局部问题，是一个涉及首都北京社会发展的大问题。随着政府的推动，这七年“电子车牌”不断进展，提案和媒体报道，只是营造一个解决问题的氛围，为政府工作助把力。
本报记者 龙露 实习记者 张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