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批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世贸组织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作为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成员、起草了“复关”申请书的王毅来说，深感努力没有白费，付出终有收获，现在回忆起30多年前的经历，仍觉得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很有价值”。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两件大事促“复关”
1985年，王毅从中山大学毕业，他是改革开放后毕业的第一届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分配到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局，从事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即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缔约国地位的工作。他说，自己的毕业论文是研究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规则，因此很快熟悉了工作。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1948年中国就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当局擅自于1950年退出关贸总协定，由于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我国没有及时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贸易额已占对外贸易总额的85%以上，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也提上日程。
早在1982年12月，外经贸部、外交部、国家经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就曾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请示报告，很快中央批准了这一重大行动计划，并确认了我国“复关”的重要原则。
王毅回忆，促使我国决定加快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的是当时国际上的两件大事。一件事是，根据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第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但应由中国和英国双方共同保荐。在当时，英国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而中国仅有观察员地位。因此，当香港成为单独缔约方时，曾出现英国作为缔约方而中国作为观察员，来保荐香港成为缔约方的局面。这对于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此外，关贸总协定第八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将于1986年举行部长级大会，参加方多达100多个，谈判议题也是空前的广泛，根据规则，如果我国及时提出“复关”申请，作为有意愿成为缔约方的国家，按照惯例就有资格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参加方，可以一边进行“复关”谈判，一边参加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把中方的利益体现在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中。如果中方未能在新一轮谈判之前提出“复关”申请，则失去了参加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机会，只能在事后被动地接受别的国家制定的贸易规则和谈判结果。中国的“复关”谈判，开始走上快车道。
“复关”谈判，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王毅跟着相关领导先后参加了多次部际协调工作，王毅清楚地记得，1986年4月4日，国际局唐玉峰副局长让王毅随同他一起先后到外交部、海关总署会商启动恢复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当时外交部方面参加会商的是国际司副司长李道豫等人。唐玉峰向他们说明了我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李道豫，这位后来担任驻美大使的外交家，当时风趣地说：“这可是件大事，搞不好可要准备挨板子哟。”唐玉峰也笑着回答，“要挨板子，咱们两家一块儿挨吧。” 这几个部门很快达成共识，工作进展也顺利。
1986年6月
“复关”申请书开始起草
提出“复关”申请，需要提交申请书，申请书是工作中的口头说法，正式名称是中国政府致相关国际组织的外交照会，是中国启动“复关”进程的第一份法律文件。王毅到现在都能清楚地记起，1986年6月中旬，他所在的国际局领导让他来起草“复关”的申请书，要求限期完成。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年轻人，要基本上独自完成这样的任务，压力可想而知，同时也很受鼓舞，“觉得能为国家起草这样的文件，很有意义”。
接到任务后，王毅全力以赴，那几天，天天在部里加班，翻出了很多外交照会，参考其格式，同时还要查阅权威部门日常工作对外的表态，认真研究其中体现的立场和方针，还要研究中央批准的关于“复关”谈判的几项原则，提炼精神。领导要求，申请书要体现出我方的原则立场，不能长篇大论，不能锋芒毕露，要柔中带刚，还不能授人以柄，“当时觉得要求挺高，字斟句酌，不容易”。
王毅用了好几天写出来后，提交给相关领导，数易其稿，“大的修改就有三四次，有时候整段整段划掉了”。6月19日，王毅拿出了成果，一个简版，一个详版，都包含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最后选择了简版。行文的字斟句酌，王毅举例说明，“第一句就说，忆及中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忆及这个词，就表达出中国以前就是创始缔约国，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总协定的活动中止了30多年，改革开放后需要恢复这一缔约国地位，因而对中国不存在重新加入的问题”。王毅回忆，除此之外，照会还表达了两层意思，“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期望得到关贸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潜台词是我们中国并没有非分要求，我们只是期望得到与其他经济水平相同的发展中缔约国同等的待遇，这是关贸总协定非歧视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准备以关税减让为条件进行‘复关’的实质性谈判”。
提交给领导后，相关领导都很认可。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钱嘉东大使签署并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中国政府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照会。这份大约340个英文单词的照会被编为关贸总协定L/6017号文件，向全体缔约方发送，成为各国使节外交官先睹为快的文件，也成为世界各大媒体争先报道的新闻。7月15日，在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上，钱嘉东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对提交的照会做了说明。他表示，中国政府准备与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在任何适当时候进入实质性谈判。
32年后的现在，王毅还保留着该申请书的复印件，聊天时，他把这份装在文件夹中的发黄的外交文书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像呵护着一个传世的宝贝，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神情。
2001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当时的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虽然已经“开眼看世界”了，但对于国外一些机构的运行规则等都不太了解，需要从头学习，王毅和同事们参加了大量的业务培训，国内这方面几乎是空白的，部里请了很多外国专家来讲课，从宏观概念到实战技能，王毅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这些全新的知识。当时，想请外国专家来讲课并不容易，需要提前一个多月给相关部门打报告，国内经济条件也较差，王毅负责接待过几次外国专家，当时北京没有几家高级宾馆，有一次接待一名专家，订不到房间，最后辗转找了其他单位的一个宾馆，才让专家有地方住。
除了“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国家还组织相关人员出国进行培训，每年都要出去两三次，长则一个月，短则一两周，在当时，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出国还算新鲜事，但对于王毅，则成了工作中的家常便饭。
“复关”谈判，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内就遇到阻力和挑战。“复关”，虽然听起来是中国和关贸总协定之间的事，实际上要求国内一些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要和国际接轨。比如中国对进口机电产品有配额要求，如果为了符合国际规则而取消这些配额，国内一些产业部门有抵触情绪，认为可能会冲击国内企业。外国商品的进入对国内产业是好事还是坏事？王毅回忆，在一些层级较高的场合，这样的讨论有时候很激烈，但是不管纷纷扰扰，改革步伐一直向前。
得到国外的认同更难。王毅参加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的出台，涉及国内多个部门政策、国家经济制度介绍、国内商品价格、进出口贸易管理制度、关税调节等，工作量大，耗时一年多完成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提出了几千个问题，“没有夸张，就是几千个问题，可想而知，外面对我们有多么不了解”。中方的观点让对方接受起来很困难，因为中国国内运行的体制机制和外国不同，“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法律法规，很多都靠内部文件来执行，谈判中外国人都学会了这个词，跟我们讲，这个问题你们的内部文件是怎么规定的？”
谈判很不容易，王毅举了个例子，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当时正在瑞士日内瓦参与谈判，消息传来，团里的人都很高兴，在会议发言时宣布了消息，但当时就有其他国家的代表表示，这是你们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对方就是不认同”。
此外，贸易代表不代表个人，代表国家，很多事情因此变得很复杂，经常出现谈判涉及的一项条款，贸易代表没有得到国内授权，谈判就中断了，“大家就坐那里喝咖啡，等着对方国内的回复，或者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有时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才会有新进展，这个过程很煎熬”。
在这样的谈判中，王毅也认识到了工作的艰巨性，“这样的国际组织，是协调贸易中利益纷争的，很多时候存在利益博弈，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的有道理，但对方很难被说服，谈判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源于此”。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从当年7月起，我国“复关”谈判转为加入WTO谈判。经过不断地努力谈判，中国于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对话
“复关”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对话人：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成员、“复关”申请书起草者 王毅
北青报：走出校门不久，就起草了“复关”申请书，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带动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再回首当时的付出，有何感受？
王毅：如果把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看成一场波澜起伏的历史剧，那么申请书就是为这场大戏拉开了帷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感到很有价值。当然不光我自己，我所接触的国际局（司）许多老一辈领导都很敬业，具有国际视野，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北青报：2001年，经过十多年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您是在什么场景下得知这个消息的，得知后什么反应？
王毅：我当时已经不在这个岗位了，但依然很关注这件事，经过这么多年谈判，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很高兴。而作为参与其中的我们，为这件事情做出了一点贡献，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总算实现了目标，
北青报：您对“复关”谈判的意义有何认识？
王毅：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当初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关税降低后外国产品进来会冲击国内产业，对经济发展有影响，比如家电行业就很典型，刚开始外国产品进来确实对国内产业形成了冲击，但带来的竞争压力让国内品牌从技术和质量上提升了自己，通过竞争，也在市场上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入世”还推动了产品的出口，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事实上助推了经济多年的高速发展，意义重大。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批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世贸组织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作为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成员、起草了“复关”申请书的王毅来说，深感努力没有白费，付出终有收获，现在回忆起30多年前的经历，仍觉得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很有价值”。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两件大事促“复关”
1985年，王毅从中山大学毕业，他是改革开放后毕业的第一届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分配到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局，从事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即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缔约国地位的工作。他说，自己的毕业论文是研究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规则，因此很快熟悉了工作。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1948年中国就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当局擅自于1950年退出关贸总协定，由于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我国没有及时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贸易额已占对外贸易总额的85%以上，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也提上日程。
早在1982年12月，外经贸部、外交部、国家经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就曾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请示报告，很快中央批准了这一重大行动计划，并确认了我国“复关”的重要原则。
王毅回忆，促使我国决定加快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的是当时国际上的两件大事。一件事是，根据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第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但应由中国和英国双方共同保荐。在当时，英国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而中国仅有观察员地位。因此，当香港成为单独缔约方时，曾出现英国作为缔约方而中国作为观察员，来保荐香港成为缔约方的局面。这对于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此外，关贸总协定第八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将于1986年举行部长级大会，参加方多达100多个，谈判议题也是空前的广泛，根据规则，如果我国及时提出“复关”申请，作为有意愿成为缔约方的国家，按照惯例就有资格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参加方，可以一边进行“复关”谈判，一边参加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把中方的利益体现在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中。如果中方未能在新一轮谈判之前提出“复关”申请，则失去了参加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机会，只能在事后被动地接受别的国家制定的贸易规则和谈判结果。中国的“复关”谈判，开始走上快车道。
“复关”谈判，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王毅跟着相关领导先后参加了多次部际协调工作，王毅清楚地记得，1986年4月4日，国际局唐玉峰副局长让王毅随同他一起先后到外交部、海关总署会商启动恢复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当时外交部方面参加会商的是国际司副司长李道豫等人。唐玉峰向他们说明了我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李道豫，这位后来担任驻美大使的外交家，当时风趣地说：“这可是件大事，搞不好可要准备挨板子哟。”唐玉峰也笑着回答，“要挨板子，咱们两家一块儿挨吧。” 这几个部门很快达成共识，工作进展也顺利。
1986年6月
“复关”申请书开始起草
提出“复关”申请，需要提交申请书，申请书是工作中的口头说法，正式名称是中国政府致相关国际组织的外交照会，是中国启动“复关”进程的第一份法律文件。王毅到现在都能清楚地记起，1986年6月中旬，他所在的国际局领导让他来起草“复关”的申请书，要求限期完成。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年轻人，要基本上独自完成这样的任务，压力可想而知，同时也很受鼓舞，“觉得能为国家起草这样的文件，很有意义”。
接到任务后，王毅全力以赴，那几天，天天在部里加班，翻出了很多外交照会，参考其格式，同时还要查阅权威部门日常工作对外的表态，认真研究其中体现的立场和方针，还要研究中央批准的关于“复关”谈判的几项原则，提炼精神。领导要求，申请书要体现出我方的原则立场，不能长篇大论，不能锋芒毕露，要柔中带刚，还不能授人以柄，“当时觉得要求挺高，字斟句酌，不容易”。
王毅用了好几天写出来后，提交给相关领导，数易其稿，“大的修改就有三四次，有时候整段整段划掉了”。6月19日，王毅拿出了成果，一个简版，一个详版，都包含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最后选择了简版。行文的字斟句酌，王毅举例说明，“第一句就说，忆及中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忆及这个词，就表达出中国以前就是创始缔约国，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总协定的活动中止了30多年，改革开放后需要恢复这一缔约国地位，因而对中国不存在重新加入的问题”。王毅回忆，除此之外，照会还表达了两层意思，“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期望得到关贸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潜台词是我们中国并没有非分要求，我们只是期望得到与其他经济水平相同的发展中缔约国同等的待遇，这是关贸总协定非歧视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准备以关税减让为条件进行‘复关’的实质性谈判”。
提交给领导后，相关领导都很认可。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钱嘉东大使签署并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中国政府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照会。这份大约340个英文单词的照会被编为关贸总协定L/6017号文件，向全体缔约方发送，成为各国使节外交官先睹为快的文件，也成为世界各大媒体争先报道的新闻。7月15日，在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上，钱嘉东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对提交的照会做了说明。他表示，中国政府准备与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在任何适当时候进入实质性谈判。
32年后的现在，王毅还保留着该申请书的复印件，聊天时，他把这份装在文件夹中的发黄的外交文书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像呵护着一个传世的宝贝，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神情。
2001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当时的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虽然已经“开眼看世界”了，但对于国外一些机构的运行规则等都不太了解，需要从头学习，王毅和同事们参加了大量的业务培训，国内这方面几乎是空白的，部里请了很多外国专家来讲课，从宏观概念到实战技能，王毅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这些全新的知识。当时，想请外国专家来讲课并不容易，需要提前一个多月给相关部门打报告，国内经济条件也较差，王毅负责接待过几次外国专家，当时北京没有几家高级宾馆，有一次接待一名专家，订不到房间，最后辗转找了其他单位的一个宾馆，才让专家有地方住。
除了“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国家还组织相关人员出国进行培训，每年都要出去两三次，长则一个月，短则一两周，在当时，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出国还算新鲜事，但对于王毅，则成了工作中的家常便饭。
“复关”谈判，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内就遇到阻力和挑战。“复关”，虽然听起来是中国和关贸总协定之间的事，实际上要求国内一些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要和国际接轨。比如中国对进口机电产品有配额要求，如果为了符合国际规则而取消这些配额，国内一些产业部门有抵触情绪，认为可能会冲击国内企业。外国商品的进入对国内产业是好事还是坏事？王毅回忆，在一些层级较高的场合，这样的讨论有时候很激烈，但是不管纷纷扰扰，改革步伐一直向前。
得到国外的认同更难。王毅参加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的出台，涉及国内多个部门政策、国家经济制度介绍、国内商品价格、进出口贸易管理制度、关税调节等，工作量大，耗时一年多完成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提出了几千个问题，“没有夸张，就是几千个问题，可想而知，外面对我们有多么不了解”。中方的观点让对方接受起来很困难，因为中国国内运行的体制机制和外国不同，“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法律法规，很多都靠内部文件来执行，谈判中外国人都学会了这个词，跟我们讲，这个问题你们的内部文件是怎么规定的？”
谈判很不容易，王毅举了个例子，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当时正在瑞士日内瓦参与谈判，消息传来，团里的人都很高兴，在会议发言时宣布了消息，但当时就有其他国家的代表表示，这是你们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对方就是不认同”。
此外，贸易代表不代表个人，代表国家，很多事情因此变得很复杂，经常出现谈判涉及的一项条款，贸易代表没有得到国内授权，谈判就中断了，“大家就坐那里喝咖啡，等着对方国内的回复，或者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有时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才会有新进展，这个过程很煎熬”。
在这样的谈判中，王毅也认识到了工作的艰巨性，“这样的国际组织，是协调贸易中利益纷争的，很多时候存在利益博弈，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的有道理，但对方很难被说服，谈判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源于此”。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从当年7月起，我国“复关”谈判转为加入WTO谈判。经过不断地努力谈判，中国于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对话
“复关”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对话人：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成员、“复关”申请书起草者 王毅
北青报：走出校门不久，就起草了“复关”申请书，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带动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再回首当时的付出，有何感受？
王毅：如果把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看成一场波澜起伏的历史剧，那么申请书就是为这场大戏拉开了帷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感到很有价值。当然不光我自己，我所接触的国际局（司）许多老一辈领导都很敬业，具有国际视野，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北青报：2001年，经过十多年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您是在什么场景下得知这个消息的，得知后什么反应？
王毅：我当时已经不在这个岗位了，但依然很关注这件事，经过这么多年谈判，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很高兴。而作为参与其中的我们，为这件事情做出了一点贡献，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总算实现了目标，
北青报：您对“复关”谈判的意义有何认识？
王毅：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当初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关税降低后外国产品进来会冲击国内产业，对经济发展有影响，比如家电行业就很典型，刚开始外国产品进来确实对国内产业形成了冲击，但带来的竞争压力让国内品牌从技术和质量上提升了自己，通过竞争，也在市场上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入世”还推动了产品的出口，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事实上助推了经济多年的高速发展，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