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控烟4年考 20万烟民“消失”了

2019-06-18 07:18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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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北京控烟4年考 20万烟民“消失”了

一名违法吸烟的年轻明星,刚刚遭遇了一场公关危机。

回龙观一小区住户因在楼道吸烟,被市民在“无烟北京”微信平台投诉4次。

61家医院开起了“戒烟门诊”,7000多位烟民接受了首诊。

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建议,认为“电子烟”也应当纳入控烟范围。

截至2019年6月,北京“最严控烟令”实施满4年。官方数据显示,4年间,北京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现象比率由34.4%下降到4.9%;成人吸烟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20万北京烟民“消失”了。

烟民们的难题

6月的一个上午,张涛走出天桥演艺中心,轻车熟路地在门边一个垃圾桶旁站定,点上一支烟。

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0℃,张涛弹掉最后一截烟灰,已经满头是汗。

吸烟变得更“难”了:张涛在高楼层办公,抽根烟要下20层;回到家里,房间内不能吸,楼道同样禁烟,懒得频繁上下楼,小孩不在家,张涛就打开抽油烟机,站在厨房里抽。

“采访我可以,帮我带句话给控烟协会,吸烟区能不能多设点儿。”张涛笑着抱怨。以前,他一天要抽上三十多根,现在数量“缩水”了一半。“谁能想到呢?抽烟变成了麻烦事儿。”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简称“北京控烟条例”)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作“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法规,将北京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划入禁烟范畴。这意味着,400万北京烟民都不得在任何“带顶儿”的场所吸烟。

4年来,张涛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去哪儿,先找到建筑物周边的吸烟区,抓紧“嘬”上两口。

和他同样“境遇”的,还有老北京人郁军。

50岁的郁军,烟龄有35年。控烟令刚启动时,郁军压根没往心里去,觉得不过是“做做样子”。

在北京,当时流传一个词儿叫“烟狗炮”,指的是三大“最难管”的领域,香烟居首。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成人吸烟率为23.4%,烟民419万。

一开始,郁军没感觉到太大压力。餐馆里,经营者觉得劝烟扫了顾客的兴,会影响生意。郁军和朋友出去吃饭,习惯性地点上一根,碰到服务员劝阻还要吵上两嘴。即便掐了烟,也要怼人家一句“多事儿”。

但是,北京的无烟场所越来越多了。日益“压缩”的吸烟空间下,郁军不在车内吸烟、不在餐馆吸烟、不再“反抗”劝烟……去年,他彻底断了吸烟的念想儿,去了戒烟门诊。

“控烟条例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让更多人戒烟。”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说,到2020年,北京成人吸烟率要降到20%以下。

这4年,北京的成人吸烟率由23.4%下降为22.3%。这意味着,20万北京烟民戒了烟。

对抗尼古丁的新职业

郁军走进的“戒烟门诊”,北京已经开了61家。

2018年10月中旬,潘家园一间会议室内释放出一则消息——300个免费戒烟名额向社会投放。不到半天,名额被抢夺一空,这让主办方北京市疾控中心措手不及。

“去年给了100个名额,几个月才报完名,没想到才一年,公众的戒烟热情涨了这么多。”一位工作人员回忆。

承担戒烟服务的是一种新型门诊——戒烟门诊。在这里,医生通过药物、心理干预等方式,帮助烟民对抗尼古丁。

“控烟条例的出台,让戒烟门诊迎来了春天。”梁立荣说。她是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作为北京最早的戒烟门诊之一,一度并未被烟民“看重”。大多数人是因疾病被动戒烟,医学干预戒烟的手段,很多烟民闻所未闻。诊室也曾和其他科室“共用”,控烟令实施后,他们有了独立空间。

控烟令实施首月,一位在首都机场做地勤工作的男性烟民慕名而来。根据新规,首都机场成为禁烟区,为了抽烟,他要专门去坐摆渡车。最终,他决定彻底摆脱尼古丁。

“控烟也要有堵有疏,我们预测到控烟条例实施后,会有更多人出现戒烟需求。”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曾晓芃介绍,传统的戒烟是烟民靠意志力“干戒”,成功率低,若由医疗机构来提供一系列的引导和帮助,成功率将大幅提高。

来自首都机场的这位烟民,一个月就戒了烟。

患者数量多了,医疗机构的戒烟服务也有了“大数据”。朝阳医院戒烟门诊改进了治疗方案,加强了随访力度,还组建微信群,发挥“社团作用”。一年后,烟民的口口相传为门诊带来了更多患者。

郁军曾经尝试过“干戒”,没成功。去年,他经人推荐来到朝阳医院,除常规的药物治疗外,还不时接到医生电话,沟通戒烟的进度和状况,接受心理疏解。今年,这个曾被爱人埋怨满嘴烟味的烟民,成了拒吸二手烟的“劝烟员”。

曾晓芃介绍,到今年,北京有61家医院开设戒烟门诊,14家达到规范化戒烟门诊标准,首诊量7742人。“目前面临的困难,一是烟民认知度不高,想戒烟不知道方法;二是部分烟民在治疗过程中失访,影响戒烟成功率。下一步,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加强。”

志愿者等来了道歉

医学戒烟的新概念还在普及。不过,在志愿者杜国勇看来,公众对于控烟的接受度,几年里进步飞速。

他仍然记得那个“难搞”的吸烟者。

2015年冬天某个上午,天色沉沉。北京西站北广场半封闭的下沉区,一个穿着灰色羽绒服的中年男子掏出一根烟,点上。

彼时,北京的控烟令刚实施不到半年,未被广泛认知。冬季天冷,更少有人愿意出门吸烟。杜国勇上前劝阻,对方态度抵触,坚称吸烟是“个人嗜好”,拒绝掐烟。

一个坚持吸,一个坚持劝。男子拉着拉杆箱、背着背包,等着乘车,无法掉头离站,只能被杜国勇“死死纠缠”,两人在西站你追我赶,从广场一直拉锯到电梯口,男子终于将烟头扔进杜国勇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里。

三年半过去,杜国勇还是控烟志愿者,却再未碰见那么执拗的烟民。室内抽烟的人少了,偶尔见到,只要上前劝阻,大多自觉理亏、乖乖掐烟,还有人主动向他赔礼道歉。

从杜国勇的个人经历,或可一窥北京控烟的“大变化”。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给出的数据是,与北京控烟条例实施初期相比,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现象比率由34.4%下降到4.9%,降幅超过8成。

明星的危机事件

控烟引发的也是一场文明意识革命,正如志愿者们“等来”的道歉。

2019年5月21日,艺人王源被曝在餐馆内违法吸烟,迅速引爆关注。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简称“北京市控烟协会”)喊话后,王源在微博道歉,这则消息随后被转发45.9万次、评论33.6万条。虽然有部分粉丝认为,王源年纪尚小,不应过于苛责,但绝大多数网友站在“反方”,直言王源触犯法规。数日之后,媒体仍在致电卫生监督部门,追踪事件细节。

“从普及控烟的角度,我们是感谢王源的。”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说,引来如此大量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明星艺人自带“流量”,另一方面,也说明控烟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重视。

正如张建枢所言,放在以前,抽烟不会被认为是个大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控烟工作启动之初,还曾有劝烟员因撕毁香烟广告“扰乱社会秩序”,被扭送去派出所。数年过去,北京地铁女子抽烟、王府井设大型吸烟区、演员文章违规抽烟等,都引发了舆论声讨。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首都之窗”的推荐页,链接着“控烟一张图”(北京控烟投诉实时地图)。北京地图的背景之上,大量地点闪烁着蓝色、橙色或黄色的灯,每一盏都代表来自普通市民的控烟投诉,像是无声的谴责。

市民通过手机,能进入“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的投诉窗口,提交地点、时间、事件描述、照片后,这些信息随即在控烟图中曝光,志愿者们也会根据这些线索,前往现场进行劝阻。

“每个人都能成为监督员,共同营造健康的公共环境,控烟一张图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下诞生的。”张建枢说。

投诉数量的汇总和分析,还产生了控烟“黑榜”——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航天十二院等单位都曾榜上有名。

这4年,“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平台接到市民投诉举报49277件。投诉量逐年增加,2017年是13123件,2018年是15560件,今年刚过去6个月,投诉量已经达到了17210件。

“管水”的科室也干起了控烟

根据控烟令,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有劝阻吸烟者的责任,若违规,将被处以2000元到1万元不等的罚款。

5月31日中午,西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西长安街大栅栏监督站站长王久强,前往西单地区一所宾馆检查。值班经理凌成找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2015年6月至今宾馆工作人员劝阻来客吸烟的上百条记录。

为了劝烟,凌成和客人发生过冲突。控烟令发布后,酒店收走了客房中所有烟灰缸,一次,两个外地的客人来到前台找寻,凌成告诉他们北京室内已经禁烟,客人不接受,坚持要在房间抽烟,最后以凌成叫来执法人员告终。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新闻发言人王本进透露,2015年6月1日到2018年底,有20991家单位因违反控烟条例被责令整改,2103家单位遭到行政处罚,共罚款近600万元。

为了查处违法吸烟行为,石景山卫监所6个一线执法科室全部参与,就连“管水”的饮用水科都加入了控烟执法行列。

张越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卫监所生活饮用水监督科副科长,工作是和水打交道。控烟令颁布后,这个管水的科室还干起了控烟的活儿。

北京市和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是控制吸烟工作的主管部门。有了投诉,张越和同事们就要前往现场核实情况并处理。

处理量庞大。三年半中,北京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的户次数是37万。张越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外出控烟执法,投诉点如果隔得远要花上一整天,其他工作都得延后。

在北京,卫生监督所执行30多部法规,控烟令只是其中之一,案件处理数量却占到了总数的1/3。王本进说,北京烟民的基数太大,一线执法工作量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共识是,北京的控烟不能只靠卫生监督部门挨个执法。

“行业管理非常重要。医院、学校、宾馆几年来进步明显,有部门管就见效快,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王本进说,相比之下,处于暧昧地带的餐饮店、网吧、写字楼,仍是违法吸烟重灾区,这些场所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缺乏有力的约束。

控烟令也明确了属地责任。张建枢介绍,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本辖区内的控烟工作。控烟协会每个月都会发布控烟“黑榜”,公布被投诉最多的场所和单位,上榜后,场所负责方往往会立即整改。现在,他们正在和相关部门协商,希望共享北京市街道行政区划电子地图,结合投诉数与罚款数为街道的控烟“打分”,倒逼属地履行控烟责任。

电子烟的新争论

北京的控烟成绩得到了多方认可。

“世卫组织非常赞赏北京的控烟行动。北京是中国重要的城市,有着庞大的人口,能够实现完全室内无烟,立法起到很大作用。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人民都能像北京市民这样,生活在一个无烟的城市。”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施南博士说。

在施南看来,北京的控烟行动为中国其他城市起到了带头作用,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也先后实现室内全面禁烟。他相信更多城市将紧随其后。

时间推移,北京的控烟令也面临修正的声音。

一方面是法令的严厉程度。执法人员认为,目前的控烟令仍有收紧的空间,如吸烟区的划定缺乏罚则;对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罚款只能发生在拒不改正之后。

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事物的电子烟是否该禁,也成了讨论的“新课题”。

今年,有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北京升级控烟令,将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北京市控烟协会对电子烟也抱以否定态度,希望控烟令能够修正。

世卫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肖丹曾表示,根据相关研究数据,电子烟有细胞毒性,且多数电子烟含有高度刺激性气体,如丙二醇/丙三醇,重金属如镍、镉和铜等。“电子烟有害健康,只是相比卷烟到底哪一方危害更大,还需要更长时间研究。”

不过,将电子烟纳入明令限制尚未提上日程。“电子烟的界定没有明确范围,有一些含有尼古丁,有一些含有其他成分,标准不一;此外,国际上对电子烟的看法也不一致,不是所有控烟立法城市都将其纳入了禁止范围。”

北京卫生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北京控烟条例刚刚实行4周年,执法重点仍是传统烟草流行和公共场所控烟问题。对于电子烟,卫生部门正在积极关注,并与市场监管、司法、人大等部门沟通研讨。“适当时,会考虑在一定范围内禁止电子烟。而且我们强调在青少年阶段,不管是电子烟还是传统烟草,都要进行宣传禁止。”

责任编辑:董佳兴(QN0008)  作者: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