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距首都国际机场不足10公里，每隔一两分钟头顶就会飞过一架飞机，在飞机的轰鸣声中，北京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坐落于此。
不同于位于朝阳公园附近的院本部，刑庭所在的温榆河法庭地处偏僻、办公环境也很朴素，这里的两位一年轻一年长两代女法官，同这个法庭一起见证了刑事审判变革中的很多故事。
实习期间被院领导看中
从小书记员做到大法官
1987年，从北京市司法学校毕业的万钧来到朝阳法院民事审判庭实习。当时的法院人大多是转业干部或插队回来的优秀人才，像万钧这样科班出身的并不多，所以她初一上手就开始协助法官调查涉外的案件。
在一起著名歌剧演员起诉离婚的案件中，万钧跑了不知多少趟歌舞剧院，把他们离婚的原因、政治背景调查得透透彻彻。
实习期结束后，从院长到庭长都想让“小万”留下来，反复去她家里做工作，可万钧自己的心里却有个坎过不去：朝阳法院离家远，民庭外出调查也多，但自己却不会骑自行车。这在法官外出调查基本靠自行车的年代里实在是个大问题。最终，万钧选择留下来，被安排在外出较少的刑事审判庭。
1993年，万钧被提为助理审判员，真正开始办案。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意味着控辩制取代了纠问制，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全面登场。角色的转变、工作模式的变化让万钧对刑事审判有了更多的思考。
酒驾超过盗窃占比升至首位
罪名变化反映生活水平变化
从进法院到年逾五旬，万钧一直坚守在刑事审判的一线。没有当领导、没有退二线，万钧只是觉得“我还可以做”，把自己负责的案子办好也是一种初心。
目前，万钧审理的大多为刑期较短、案情较为清晰的简易程序案件。
在一起酒驾案件中，被告人是某国际著名音乐学院的在读博士生，他酒后在工人体育场附近驾车撞伤一位骑单车者，还对伤者出言不逊，甚至面对民警的询问仍然坚称自己没有开车。公诉机关出具的证据显示，被告人的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80余毫克，构成醉酒驾驶，建议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直以来刑事案件里盗窃居多，酒驾入刑之后也是排在盗窃、故意伤害之后的，直到前两年开始，酒驾突然变成第一位了。”万钧说，刑事案件罪名的变化其实也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80后”法官为当事人多着想
将冰冷的案件做成有温度的事
2011年，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一新罪名出现了。这是“80后”法官魏颖进入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的第二年，新修正案是她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一课。
2016年3月，陈某从金鼎公司处分包了其在北京市朝阳区平房路的一处建设项目，并组织了50多名工人工作。但从2017年起，陈某就以各种理由推脱，再也未足额发放过工人薪资，等到工人们2017年过完年回来再想找陈某时，他早已不知去向。工人代表找到金鼎公司时，对方却称早已把工人薪资付给了陈某。
无奈之下，工人们只得向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但陈某一直未予理睬，直至被警方查获归案。在案证据显示，除去金鼎公司直接付给工人们的工资外，陈某还欠下50名工人的薪资共计48万余元。
在接到这个案件后，魏颖看着一趟趟往法院跑的农民工们心里也很焦急。按正常直接判？是简单快捷了，可农民工的血汗钱还是拿不回来，已经拖了一年再拖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等到判决落地，家属就更没有主观能动性去还钱了。思前想后，魏颖拿起电话，联系了陈某的家属来旁听案件庭审。
陈某的儿子来了，在魏颖的大量工作之下，他答应尽力筹款替父亲支付给工人们，这样也能为陈某争取到一定程度的从轻量刑。最终，陈某家属在案件判决前缴纳了46万余元的退赔款，陈某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获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我是觉得办案子不能就案办案，有时候得多为当事人想一想。如果把一个人的生活比作一部连续剧的话，来到我们温榆河的都不是喜剧。”魏颖说，“他们是带着不开心或者悲伤的情绪来的，那在这儿就别让他们再感受到你的冰冷，还是要做有温度的事情。”
文/本报记者 赵加琪
这里距首都国际机场不足10公里，每隔一两分钟头顶就会飞过一架飞机，在飞机的轰鸣声中，北京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坐落于此。
不同于位于朝阳公园附近的院本部，刑庭所在的温榆河法庭地处偏僻、办公环境也很朴素，这里的两位一年轻一年长两代女法官，同这个法庭一起见证了刑事审判变革中的很多故事。
实习期间被院领导看中
从小书记员做到大法官
1987年，从北京市司法学校毕业的万钧来到朝阳法院民事审判庭实习。当时的法院人大多是转业干部或插队回来的优秀人才，像万钧这样科班出身的并不多，所以她初一上手就开始协助法官调查涉外的案件。
在一起著名歌剧演员起诉离婚的案件中，万钧跑了不知多少趟歌舞剧院，把他们离婚的原因、政治背景调查得透透彻彻。
实习期结束后，从院长到庭长都想让“小万”留下来，反复去她家里做工作，可万钧自己的心里却有个坎过不去：朝阳法院离家远，民庭外出调查也多，但自己却不会骑自行车。这在法官外出调查基本靠自行车的年代里实在是个大问题。最终，万钧选择留下来，被安排在外出较少的刑事审判庭。
1993年，万钧被提为助理审判员，真正开始办案。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意味着控辩制取代了纠问制，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全面登场。角色的转变、工作模式的变化让万钧对刑事审判有了更多的思考。
酒驾超过盗窃占比升至首位
罪名变化反映生活水平变化
从进法院到年逾五旬，万钧一直坚守在刑事审判的一线。没有当领导、没有退二线，万钧只是觉得“我还可以做”，把自己负责的案子办好也是一种初心。
目前，万钧审理的大多为刑期较短、案情较为清晰的简易程序案件。
在一起酒驾案件中，被告人是某国际著名音乐学院的在读博士生，他酒后在工人体育场附近驾车撞伤一位骑单车者，还对伤者出言不逊，甚至面对民警的询问仍然坚称自己没有开车。公诉机关出具的证据显示，被告人的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80余毫克，构成醉酒驾驶，建议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直以来刑事案件里盗窃居多，酒驾入刑之后也是排在盗窃、故意伤害之后的，直到前两年开始，酒驾突然变成第一位了。”万钧说，刑事案件罪名的变化其实也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80后”法官为当事人多着想
将冰冷的案件做成有温度的事
2011年，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一新罪名出现了。这是“80后”法官魏颖进入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的第二年，新修正案是她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一课。
2016年3月，陈某从金鼎公司处分包了其在北京市朝阳区平房路的一处建设项目，并组织了50多名工人工作。但从2017年起，陈某就以各种理由推脱，再也未足额发放过工人薪资，等到工人们2017年过完年回来再想找陈某时，他早已不知去向。工人代表找到金鼎公司时，对方却称早已把工人薪资付给了陈某。
无奈之下，工人们只得向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但陈某一直未予理睬，直至被警方查获归案。在案证据显示，除去金鼎公司直接付给工人们的工资外，陈某还欠下50名工人的薪资共计48万余元。
在接到这个案件后，魏颖看着一趟趟往法院跑的农民工们心里也很焦急。按正常直接判？是简单快捷了，可农民工的血汗钱还是拿不回来，已经拖了一年再拖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等到判决落地，家属就更没有主观能动性去还钱了。思前想后，魏颖拿起电话，联系了陈某的家属来旁听案件庭审。
陈某的儿子来了，在魏颖的大量工作之下，他答应尽力筹款替父亲支付给工人们，这样也能为陈某争取到一定程度的从轻量刑。最终，陈某家属在案件判决前缴纳了46万余元的退赔款，陈某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获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我是觉得办案子不能就案办案，有时候得多为当事人想一想。如果把一个人的生活比作一部连续剧的话，来到我们温榆河的都不是喜剧。”魏颖说，“他们是带着不开心或者悲伤的情绪来的，那在这儿就别让他们再感受到你的冰冷，还是要做有温度的事情。”
文/本报记者 赵加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