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上演，排队买票的市民最长的排了26个小时。
在这部由上海普通工人宗福先业余创作的话剧里，主人公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勇敢地对“文革”说“不”，不啻于窒闷空气中炸响的惊雷。这部话剧演出后不久，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时隔多年，当年的业余作者宗福先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编剧。他却对北京晨报记者表示，《于无声处》的成功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事情很简单，如果我这个剧本不是写于1978年，或者再早一点，这个戏的命运会如何？”
宗福先这个设问发人深省，是啊，时间前置几年，怎么会容许如此大胆地说“不”。
冬日里的热流
1978年11月，北京，天气已经很冷。坐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里的青工小李紧张又兴奋。他将要观看的话剧《于无声处》要为“四五运动”鸣不平！
“四五运动”发生在1976年4月5日。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自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第二天，这一事件被错误地认定为“反革命事件”，一些参与运动的群众被逮捕。
《于无声处》的故事，就从197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讲起。一个被“四人帮”通缉的逃犯、“天安门事件”的英雄欧阳平来到了上海。他和母亲、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干部梅林一起，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何是非在“文革”中曾诬陷梅林为叛徒。当何是非得知欧阳平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而成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后，再一次成为告密者……最终，善良的人们选择支持正义。而“四人帮”的追随者何是非却众叛亲离。
如今，当年的青工小李已经成了退休工人老李。他说，“四五运动”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成为一个陌生的词汇，可对当初的自己来说，那就像是刚刚发生在眼前不久的重大事件。
老李说，看过话剧后，他感到一股热流在身体内涌动，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舞台上的演员喊出了所有人都想说的话，唤醒了人们心底的真情。
老李的紧张和激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说，观看话剧时，身边还坐着一位姑娘。话剧结束后，他勇敢地牵起了姑娘的手。“‘四人帮’都倒台了，谈恋爱还不敢光明正大么？”老李说，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相信，“文革”十年浩劫之中，在街上和恋人牵手都很“危险”，可能会被告发行为不端。“人们被压抑得太久了。”
广场上来的陌生人
1976年，宗福先也是亿万内心被严重压抑的青年之一。他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人，身体不好，还在生产一线从事重体力劳动。他的父亲“文革”中因一顶“派遣特务嫌疑”的帽子被批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他的母亲是一位退休中学教师，每天战战兢兢地过活。
1976年4月6日，宗福先在上海北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见到了一位刚刚从北京天安门广场下来的陌生朋友。当时他们都还不知道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已被制止并定性。这位朋友详详细细地告诉宗福先，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有几十万人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听他讲得如此热血沸腾，宗福先兴奋无比，他想：原来恨“四人帮”的人不是我一个啊！真有一种找到了队伍的感觉！
但是，第二天晚上七点，电台里传来消息，天安门事件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宗福先感觉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
熬过了一个闷热无比的夏天之后，1976年10月，宗福先陪母亲去爬黄山，山中隔绝六天，音讯全无。出山时车子一个拐弯，陡然只见对面山上挂着大字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宗福先一阵心潮澎湃，当天连夜坐车回到上海。第二天，他走到人民广场和外滩看大字报，此时街头人群涌动，每一个上海人脸上都洋溢着由衷的笑容。宗福先的脑海里立即跳出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从那一天起，宗福先就决心要写一个剧本。他已经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班学习了三年戏剧创作。在这个剧本里，他要写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要写一件事：伟大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要写一个人：一个陌生的朋友，一个在1976年夏天来到上海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78年5月，宗福先大病初愈，病休在家，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一口气写完了剧本初稿。“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剧名来自鲁迅先生的诗词，也反映了宗福先写作时的心情。但他还没有想到，自己创作的这部话剧，会真如一声惊雷，响彻中华大地。
热度持续发酵
时隔多年，人们谈起《于无声处》，仍会称赞宗福先的勇气。因为在他撰写剧本的时候，“四五运动”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下来。对此，宗福先总是强调，有勇气的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这个戏一路前行，遇到了许许多多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人人伸出手来推这个戏一把，把它推到了高峰。“说明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害怕？”
“导演苏乐慈，是第一个看到并且支持这个剧本的。读完她就说，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出来，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大家要说的话！”宗福先说，演员张孝中等人看完剧本热血沸腾，坚持要排演这部戏。他们都是厂里的工人，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啃两个馒头就往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赶，每天往返几十公里，来回奔波了两个月。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1978年9月22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演。演出反响之大是宗福先没有想到的。没过几天,一角钱一张的演出票开始紧俏，工人文化宫的售票窗口破天荒地排起长队。再过几天，票已经买不到了。每当“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台词响起，观众纷纷起立，热烈鼓掌，久久不肯散场。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部剧的社会影响持续发酵。1978年10月1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篇通讯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看到，到上海调研时点名要看《于无声处》。
宗福先说，有一天市里领导通知他们到友谊电影院大剧场演出，后来知道是胡乔木同志要来看戏。看完后胡乔木上台慰问演员，提出见见作者。他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一出好戏。”宗福先表示戏还有很多缺点。胡乔木却说：“不，这个戏写得很好。”
200位艺术家接站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宗福先想象不到的。报纸对话剧好评如潮，随后《文汇报》又破天荒地连续刊登《于无声处》的剧本。
1978年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演出实况，剧团随后接到了进京公演的指令。宗福先后来才知道，当时临近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广大干部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愈加高涨。对话剧评价很高的胡乔木感到，此时调《于无声处》剧组到北京公演，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对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78年11月14日，北京火车站，首都文艺界200多位前辈与朋友们夹道欢迎《于无声处》剧组，欢迎队伍中有吴雪、金山、赵寻、阿甲、夏淳、于是之……“他们与我们热情握手拥抱，抢着帮我们拿行李，一路簇拥着我们这些最最普通的青年工人。”
11月16日，冬日的寒意越来越浓，但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剧场里，却充满了温暖和喜悦。《于无声处》在京首演前，演员们正在剧场走台时，一个记者陪着一位瘦高个子的青年走了过来。原来，这位青年就是韩志雄，大名鼎鼎的天安门英雄。宗福先非常激动，一下子跳了起来。韩志雄举起手里的《人民日报》大声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
在《人民日报》为《于无声处》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写道：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深埋在八亿人民心中，使广大群众长期不能平静和认真思索的问题，《于无声处》用艺术再现了客观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1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剧组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专场演出。大型文献纪录片《伟大的历程》后来披露：那天晚上，210多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同志观看了《于无声处》。第二天，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来说，演员们嗓子都哑了，北京干燥，要让他们多吃水果。从那天起，每个演员每天发一斤水果。
在北京演出期间，市民在寒夜里通宵排队购票。连演41场后，12月18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剧组……《于无声处》一时赞誉无数。
2700个剧团搬演
《于无声处》席卷全国的声势犹如潮涌。处女作演出的火爆也让年轻的宗福先有些惶恐。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中央领导看过话剧之后，宗福先心里释然了，继而涌上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中国的命运正在转折的关键时刻，而我们这批人有幸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这一时刻。”宗福先至今印象最深的还是观众。在赴京演出的那几天，宗福先每每在街上走路，都会被人认出来。长安街上，一位中年女同志得知他就是宗福先后，竟默默流着眼泪跟他走了一路；在北海公园，一群老人把去办事的宗福先团团围住，差点使他误了回上海的火车……
《于无声处》不仅在上海演，在北京演，全国的很多剧团也都在排演。在1978年那个冬天，全国大概有2700个剧团搬演了这部戏，遍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各个地方，涉及专业和业余各种团队。宗福先说，这个戏只有6个演员一堂景，任何一个演出队拉起来就能演，这也是它有这么惊人数量演出的原因之一。
“这出戏被炒得这么热，并不是我们的戏编得有多好，演得有多精彩，而是我们的戏演在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宗福先说，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共有两部《于无声处》。“一个是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伙伴们一起创作、排练、演出的一部戏，还挺好看的，受到观众、老师们的欢迎与赞扬；而另一个走向北京、走向全国、走上政治舞台的《于无声处》，它不属于我们，而属于光荣的1978年，属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40年后将重演
在《于无声处》之后，宗福先成为一名职业编剧。他的作品不算很多，可是每次出手都是不同凡响。而且无论是话剧还是电影，总与改革血脉相连。
1980年宗福先创作了话剧剧本《血，总是热的》，1982年改编成电影。该剧本紧跟时代步伐，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工业的改革情况，主人公罗心刚被塑造得有血有肉，真实感人，成为文艺作品中改革者的一个经典形象。
1996年，宗福先又担任了大型历史巨片《鸦片战争》的编剧之一，该片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映了鸦片战争的史实，放映后在国内外获得好评如潮。在某种意义上，《鸦片战争》推动了更大历史背景下的一场改革。
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新排演《于无声处》。一个伴随改革而生的经典被人们重新提起，而宗福先却有些惴惴不安，担心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理解这出戏。演出时，宗福先天天泡在剧场，像30年前那样留意观察观众的反应。观众看戏，他看观众，特别是那些年轻的80后。他甚至做好了接受他们嘲笑的准备。
出乎意料的是，他看到了那么多青年观众控制不住的眼泪。“没想到，你们那个时代那么压抑还那么有激情。”宗福先看到一些孩子红着眼圈对父母说。
后来《于无声处》走进校园，在七个大学里演出了十五场，场场火爆，受到大学生们极其热烈的欢迎。最多一场，演出中间大学生们鼓掌十四次，这是1978年也没有过的。
一位80后观众的评论令宗福先非常感动，“我看到《于无声处》根本不是从历史尘埃里走出来的样子，也根本不是用来表现特定年代情感迸发的样子。我感受到的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和最真挚的情感，一种一直支撑我们穿越一切黑暗的力量和勇气，一种哪怕在最深重的灾难里依然温暖着我们最后的信念和希望的真情。”
这个戏还到北京、重庆、武汉、杭州等地巡演，处处受到欢迎。
宗福先表示，《于无声处》30年后重演，能感动那么多70后、80后，他们认可的不仅是这出戏，而且还认可了这出戏骨子里的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与信念的力量。透过这出戏，年轻人握住了我们这一代的手。相信《于无声处》今后还会有生命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话剧《于无声处》诞生40周年。宗福先透露，下半年，它还将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再次纪念演出。这次面对的观众主要是90后甚至00后了，宗福先期待着他们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新的惊喜。
谈起《于无声处》，著名编剧刘树纲对北京晨报记者表示，当年群众观看这部戏真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在火爆过后，人们静下心来思考，感到这部戏在艺术上其实并不是多么高超，主要是观众对“四人帮”愤恨的翅膀，借助这部话剧飞起来了。飞到北京，飞向了全国。
刘树纲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控诉“四人帮”的怒潮在回落。到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经席卷全国，观众开始对戏剧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0年，刘树纲改编美国电影，推出话剧《灵与肉》，一经上演，便成为了又一部现象级的话剧。但是《灵与肉》也遭到了许多质疑，有人在看了话剧之后，给中央写了告状信，反映《灵与肉》里跳着“摇摆舞”，唱着靡靡之音，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一种精神污染。当时正好有一股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浪潮开始涌动，但文化部、文联等相关部门领导看过演出之后，一致给予肯定，认为这是一部反对金钱万能、陶冶人情操的好戏。中央高层领导根据反馈意见，也认为该剧没有大问题。至此，对于《灵与肉》的攻击才画上句号，也对社会上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潮做出了有力反击。
记者手记
《于无声处》当下仍有意义
从文学艺术角度看，《于无声处》的艺术水准很难说有多高。但是它出现在中国最重要的转折时期，成为全民压抑多年的情感爆发点和宣泄口，其价值更可以认定为一柄政治利器。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基于现实的。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面临一个如何面对现实，如何面向未来的问题。作为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最敏感的文学艺术领域，首先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反思、质疑、揭露、控诉，便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学艺术的核心思想内涵。与《于无声处》同频共振的是，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因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的“伤痕文学”，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彻底否定“文革”。
如果说，当年由《光明日报》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大发动，那么《于无声处》就是自下而上民间要求变革的呐喊。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入口处，这样的声音自然振聋发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于无声处》从1978年首演，历经数十年，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反复重演，其意义就在于，它记录了那个历史瞬间并成为了自己的历史，而对这段历史的警醒是任何时期都必要的，批判那个极“左”的年代，反思我们曾经遭受过的压抑和桎梏，才会更加珍惜今天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幸福，才会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将开放的大门敞开得更大，这也是《于无声处》于当下的意义。
1978年11月，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上演，排队买票的市民最长的排了26个小时。
在这部由上海普通工人宗福先业余创作的话剧里，主人公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勇敢地对“文革”说“不”，不啻于窒闷空气中炸响的惊雷。这部话剧演出后不久，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时隔多年，当年的业余作者宗福先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编剧。他却对北京晨报记者表示，《于无声处》的成功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事情很简单，如果我这个剧本不是写于1978年，或者再早一点，这个戏的命运会如何？”
宗福先这个设问发人深省，是啊，时间前置几年，怎么会容许如此大胆地说“不”。
冬日里的热流
1978年11月，北京，天气已经很冷。坐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里的青工小李紧张又兴奋。他将要观看的话剧《于无声处》要为“四五运动”鸣不平！
“四五运动”发生在1976年4月5日。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自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第二天，这一事件被错误地认定为“反革命事件”，一些参与运动的群众被逮捕。
《于无声处》的故事，就从197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讲起。一个被“四人帮”通缉的逃犯、“天安门事件”的英雄欧阳平来到了上海。他和母亲、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干部梅林一起，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何是非在“文革”中曾诬陷梅林为叛徒。当何是非得知欧阳平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而成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后，再一次成为告密者……最终，善良的人们选择支持正义。而“四人帮”的追随者何是非却众叛亲离。
如今，当年的青工小李已经成了退休工人老李。他说，“四五运动”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成为一个陌生的词汇，可对当初的自己来说，那就像是刚刚发生在眼前不久的重大事件。
老李说，看过话剧后，他感到一股热流在身体内涌动，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舞台上的演员喊出了所有人都想说的话，唤醒了人们心底的真情。
老李的紧张和激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说，观看话剧时，身边还坐着一位姑娘。话剧结束后，他勇敢地牵起了姑娘的手。“‘四人帮’都倒台了，谈恋爱还不敢光明正大么？”老李说，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相信，“文革”十年浩劫之中，在街上和恋人牵手都很“危险”，可能会被告发行为不端。“人们被压抑得太久了。”
广场上来的陌生人
1976年，宗福先也是亿万内心被严重压抑的青年之一。他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人，身体不好，还在生产一线从事重体力劳动。他的父亲“文革”中因一顶“派遣特务嫌疑”的帽子被批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他的母亲是一位退休中学教师，每天战战兢兢地过活。
1976年4月6日，宗福先在上海北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见到了一位刚刚从北京天安门广场下来的陌生朋友。当时他们都还不知道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已被制止并定性。这位朋友详详细细地告诉宗福先，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有几十万人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听他讲得如此热血沸腾，宗福先兴奋无比，他想：原来恨“四人帮”的人不是我一个啊！真有一种找到了队伍的感觉！
但是，第二天晚上七点，电台里传来消息，天安门事件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宗福先感觉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
熬过了一个闷热无比的夏天之后，1976年10月，宗福先陪母亲去爬黄山，山中隔绝六天，音讯全无。出山时车子一个拐弯，陡然只见对面山上挂着大字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宗福先一阵心潮澎湃，当天连夜坐车回到上海。第二天，他走到人民广场和外滩看大字报，此时街头人群涌动，每一个上海人脸上都洋溢着由衷的笑容。宗福先的脑海里立即跳出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从那一天起，宗福先就决心要写一个剧本。他已经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班学习了三年戏剧创作。在这个剧本里，他要写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要写一件事：伟大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要写一个人：一个陌生的朋友，一个在1976年夏天来到上海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78年5月，宗福先大病初愈，病休在家，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一口气写完了剧本初稿。“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剧名来自鲁迅先生的诗词，也反映了宗福先写作时的心情。但他还没有想到，自己创作的这部话剧，会真如一声惊雷，响彻中华大地。
热度持续发酵
时隔多年，人们谈起《于无声处》，仍会称赞宗福先的勇气。因为在他撰写剧本的时候，“四五运动”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下来。对此，宗福先总是强调，有勇气的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这个戏一路前行，遇到了许许多多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人人伸出手来推这个戏一把，把它推到了高峰。“说明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害怕？”
“导演苏乐慈，是第一个看到并且支持这个剧本的。读完她就说，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出来，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大家要说的话！”宗福先说，演员张孝中等人看完剧本热血沸腾，坚持要排演这部戏。他们都是厂里的工人，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啃两个馒头就往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赶，每天往返几十公里，来回奔波了两个月。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1978年9月22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演。演出反响之大是宗福先没有想到的。没过几天,一角钱一张的演出票开始紧俏，工人文化宫的售票窗口破天荒地排起长队。再过几天，票已经买不到了。每当“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台词响起，观众纷纷起立，热烈鼓掌，久久不肯散场。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部剧的社会影响持续发酵。1978年10月1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篇通讯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看到，到上海调研时点名要看《于无声处》。
宗福先说，有一天市里领导通知他们到友谊电影院大剧场演出，后来知道是胡乔木同志要来看戏。看完后胡乔木上台慰问演员，提出见见作者。他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一出好戏。”宗福先表示戏还有很多缺点。胡乔木却说：“不，这个戏写得很好。”
200位艺术家接站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宗福先想象不到的。报纸对话剧好评如潮，随后《文汇报》又破天荒地连续刊登《于无声处》的剧本。
1978年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演出实况，剧团随后接到了进京公演的指令。宗福先后来才知道，当时临近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广大干部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愈加高涨。对话剧评价很高的胡乔木感到，此时调《于无声处》剧组到北京公演，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对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78年11月14日，北京火车站，首都文艺界200多位前辈与朋友们夹道欢迎《于无声处》剧组，欢迎队伍中有吴雪、金山、赵寻、阿甲、夏淳、于是之……“他们与我们热情握手拥抱，抢着帮我们拿行李，一路簇拥着我们这些最最普通的青年工人。”
11月16日，冬日的寒意越来越浓，但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剧场里，却充满了温暖和喜悦。《于无声处》在京首演前，演员们正在剧场走台时，一个记者陪着一位瘦高个子的青年走了过来。原来，这位青年就是韩志雄，大名鼎鼎的天安门英雄。宗福先非常激动，一下子跳了起来。韩志雄举起手里的《人民日报》大声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
在《人民日报》为《于无声处》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写道：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深埋在八亿人民心中，使广大群众长期不能平静和认真思索的问题，《于无声处》用艺术再现了客观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1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剧组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专场演出。大型文献纪录片《伟大的历程》后来披露：那天晚上，210多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同志观看了《于无声处》。第二天，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来说，演员们嗓子都哑了，北京干燥，要让他们多吃水果。从那天起，每个演员每天发一斤水果。
在北京演出期间，市民在寒夜里通宵排队购票。连演41场后，12月18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剧组……《于无声处》一时赞誉无数。
2700个剧团搬演
《于无声处》席卷全国的声势犹如潮涌。处女作演出的火爆也让年轻的宗福先有些惶恐。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中央领导看过话剧之后，宗福先心里释然了，继而涌上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中国的命运正在转折的关键时刻，而我们这批人有幸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这一时刻。”宗福先至今印象最深的还是观众。在赴京演出的那几天，宗福先每每在街上走路，都会被人认出来。长安街上，一位中年女同志得知他就是宗福先后，竟默默流着眼泪跟他走了一路；在北海公园，一群老人把去办事的宗福先团团围住，差点使他误了回上海的火车……
《于无声处》不仅在上海演，在北京演，全国的很多剧团也都在排演。在1978年那个冬天，全国大概有2700个剧团搬演了这部戏，遍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各个地方，涉及专业和业余各种团队。宗福先说，这个戏只有6个演员一堂景，任何一个演出队拉起来就能演，这也是它有这么惊人数量演出的原因之一。
“这出戏被炒得这么热，并不是我们的戏编得有多好，演得有多精彩，而是我们的戏演在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宗福先说，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共有两部《于无声处》。“一个是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伙伴们一起创作、排练、演出的一部戏，还挺好看的，受到观众、老师们的欢迎与赞扬；而另一个走向北京、走向全国、走上政治舞台的《于无声处》，它不属于我们，而属于光荣的1978年，属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40年后将重演
在《于无声处》之后，宗福先成为一名职业编剧。他的作品不算很多，可是每次出手都是不同凡响。而且无论是话剧还是电影，总与改革血脉相连。
1980年宗福先创作了话剧剧本《血，总是热的》，1982年改编成电影。该剧本紧跟时代步伐，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工业的改革情况，主人公罗心刚被塑造得有血有肉，真实感人，成为文艺作品中改革者的一个经典形象。
1996年，宗福先又担任了大型历史巨片《鸦片战争》的编剧之一，该片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映了鸦片战争的史实，放映后在国内外获得好评如潮。在某种意义上，《鸦片战争》推动了更大历史背景下的一场改革。
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新排演《于无声处》。一个伴随改革而生的经典被人们重新提起，而宗福先却有些惴惴不安，担心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理解这出戏。演出时，宗福先天天泡在剧场，像30年前那样留意观察观众的反应。观众看戏，他看观众，特别是那些年轻的80后。他甚至做好了接受他们嘲笑的准备。
出乎意料的是，他看到了那么多青年观众控制不住的眼泪。“没想到，你们那个时代那么压抑还那么有激情。”宗福先看到一些孩子红着眼圈对父母说。
后来《于无声处》走进校园，在七个大学里演出了十五场，场场火爆，受到大学生们极其热烈的欢迎。最多一场，演出中间大学生们鼓掌十四次，这是1978年也没有过的。
一位80后观众的评论令宗福先非常感动，“我看到《于无声处》根本不是从历史尘埃里走出来的样子，也根本不是用来表现特定年代情感迸发的样子。我感受到的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和最真挚的情感，一种一直支撑我们穿越一切黑暗的力量和勇气，一种哪怕在最深重的灾难里依然温暖着我们最后的信念和希望的真情。”
这个戏还到北京、重庆、武汉、杭州等地巡演，处处受到欢迎。
宗福先表示，《于无声处》30年后重演，能感动那么多70后、80后，他们认可的不仅是这出戏，而且还认可了这出戏骨子里的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与信念的力量。透过这出戏，年轻人握住了我们这一代的手。相信《于无声处》今后还会有生命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话剧《于无声处》诞生40周年。宗福先透露，下半年，它还将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再次纪念演出。这次面对的观众主要是90后甚至00后了，宗福先期待着他们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新的惊喜。
谈起《于无声处》，著名编剧刘树纲对北京晨报记者表示，当年群众观看这部戏真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在火爆过后，人们静下心来思考，感到这部戏在艺术上其实并不是多么高超，主要是观众对“四人帮”愤恨的翅膀，借助这部话剧飞起来了。飞到北京，飞向了全国。
刘树纲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控诉“四人帮”的怒潮在回落。到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经席卷全国，观众开始对戏剧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0年，刘树纲改编美国电影，推出话剧《灵与肉》，一经上演，便成为了又一部现象级的话剧。但是《灵与肉》也遭到了许多质疑，有人在看了话剧之后，给中央写了告状信，反映《灵与肉》里跳着“摇摆舞”，唱着靡靡之音，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一种精神污染。当时正好有一股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浪潮开始涌动，但文化部、文联等相关部门领导看过演出之后，一致给予肯定，认为这是一部反对金钱万能、陶冶人情操的好戏。中央高层领导根据反馈意见，也认为该剧没有大问题。至此，对于《灵与肉》的攻击才画上句号，也对社会上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潮做出了有力反击。
记者手记
《于无声处》当下仍有意义
从文学艺术角度看，《于无声处》的艺术水准很难说有多高。但是它出现在中国最重要的转折时期，成为全民压抑多年的情感爆发点和宣泄口，其价值更可以认定为一柄政治利器。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基于现实的。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面临一个如何面对现实，如何面向未来的问题。作为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最敏感的文学艺术领域，首先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反思、质疑、揭露、控诉，便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学艺术的核心思想内涵。与《于无声处》同频共振的是，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因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的“伤痕文学”，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彻底否定“文革”。
如果说，当年由《光明日报》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大发动，那么《于无声处》就是自下而上民间要求变革的呐喊。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入口处，这样的声音自然振聋发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于无声处》从1978年首演，历经数十年，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反复重演，其意义就在于，它记录了那个历史瞬间并成为了自己的历史，而对这段历史的警醒是任何时期都必要的，批判那个极“左”的年代，反思我们曾经遭受过的压抑和桎梏，才会更加珍惜今天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幸福，才会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将开放的大门敞开得更大，这也是《于无声处》于当下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