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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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牢牢抓住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这一关键抓手，在高质量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民生保障编织共同富裕安全网
民生保障是指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兜底保障和发展支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民生保障的核心内容：一是基本生存保障，如就业保障、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二是发展权保障，如教育保障、健康保障、安全保障等；三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包括公共服务之外的民生领域，如收入分配改革、环境治理、文化体育服务等。
民生保障的核心价值取向：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通过“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等机制，确保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基础上，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差距；三是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统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强化对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兜底保障。
（一）民生保障的主要范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增加“幼有所育”“弱有所扶”，将“五个有所”扩展为“七个有所”，更精准、更全面地补齐民生短板，夯实民生基础工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提出“人生八有”思想，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农桑者有所助、无业者有培训、穷弱者有所扶、病疾者有所医、老有所养、死有所葬，至今仍不失其现实的参考价值。
民生保障涉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编织了一张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一是确保幼有所育，切实做到优生优育；二是确保学有所教，发展优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三是确保劳有所得，鼓励勤劳致富，用自己的劳动和知识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四是确保病有所医，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健康中国；五是确保老有所养，系统应对老龄化，稳步提高银发经济的服务质量；六是确保住有所居，多渠道供应，多层次保障，逐步改善住房条件、提高居住质量；七是确保弱有所扶、难有所帮、困有所助，应助尽助，把困难群众的民生底线兜住兜牢。
（二）就业是民生之本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之基，在于就业。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60%，可见工资性收入是普通家庭的主要财源。若就业不稳，居民“钱袋子”缩水，就会导致消费能力直接下降，从而影响“生产—收入—消费—再生产”的核心链条。
就业是社会保障的源头活水。社保基金依赖就业人口缴费支撑。2023年，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若失业率上升，缴费基数萎缩，将直接影响社保可持续性。同时，税收中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增值税等也与就业规模正相关，就业稳则财政底气足。
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青年失业率、农民工就业等数据不仅是经济指标，更关乎社会预期。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若就业渠道不畅，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农民工群体就业若受产业转型冲击，则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和乡村振兴进程。
当前就业形势面临新挑战，产生新业态。一是传统就业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比如，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机器替代流水线工人，出现无人车间、“黑灯工厂”，同时企业对工业机器人运维等新技能人才的需求上升。疫情后线下服务业复苏但用工模式发生变化，灵活就业（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规模大幅提升，但这类岗位普遍缺乏传统社保覆盖。二是新业态创造“非典型”就业机会，电商直播、知识付费、共享经济等催生新职业，如主播、短视频剪辑师、在线咨询师等。老龄化推动养老护理、康复医疗等岗位需求提升。“双碳”目标下，新能源开发、环保技术等领域催生就业新增长点。三是重点群体就业存在痛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部分专业供需失衡，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存在人才短缺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传统建筑业、制造业用工需求下降，需向服务业（如家政、物流）或新兴产业转型，但技能培训滞后问题突出。
从“保岗位”到“创生态”，我们积极推出稳就业的政策。一是强化政策兜底作用，减负、稳岗、扩就业。财政支持方面，延续社保减免、稳岗补贴等政策。创业扶持方面，通过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鼓励新业态创业。一些地方对直播电商创业者提供场地补贴和流量扶持。二是推动技能培训“精准化”，破解“有人没岗”与“有岗没人”困局。产教融合方面，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方面，实施“春潮行动”等专项培训，针对家政服务、电工、养老护理等市场急需工种开展订单式培训。三是完善新业态的“制度适配”，保障灵活就业权益。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单险种参保形式，如单独参加工伤险。推动外卖、网约车平台为骑手、司机购买商业保险。四是通过区域与产业协同，释放就业潜力。比如，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就业，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有些地方以“非遗+旅游”模式，吸纳返乡农民工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同时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推动就业，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努力。政府要从“政策输血”转向“生态造血”，通过产业升级创造高质量岗位，用制度创新保障新业态权益。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在技术升级中注重“人机协同”，为员工提供转岗培训。个人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主动适应数字化、智能化趋势，提升自身技能“不可替代性”。
（三）民生保障的未来规划
未来，民生保障领域将持续聚焦精准化、数字化、均等化等方向。一是提升就业质量，推动技能培训与新就业形态保障双轮驱动。大力实施“技能中国行动”，推动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深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升级。二是推动社会保障体系从“全覆盖”向“高质量”跃升，包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与待遇优化、深化医疗保障改革、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等。三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教育、医疗资源下沉与数字化赋能。比如，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提质升级，推动实现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全覆盖。四是住房保障方面，加速推进租购并举与共有产权房扩围，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扩容，共有产权房政策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五是乡村振兴方面，推动县域经济与公共服务双轮驱动。六是数字化民生建设方面，推进服务便捷化与治理精准化。深化民生服务“一网通办”改革，利用智能终端提升养老与托育水平，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二、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关键环节，民生保障有赖公共服务，但又不限于公共服务，还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权益保护等更综合的政策体系。公共服务以实现均等化为目标，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普惠性、公益性特征，直接关系民生质量。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政策引导或购买服务等方式，直接提供或支持公共服务供给，解决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升居民生活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文化等，属于民生保障的“硬性指标”，具有法定供给责任。非基本公共服务包括高端教育、商业性医疗等，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参与满足多样化需求，属于民生保障的“补充层”。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核心抓手
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我们提出从“县域普惠”到“城乡融合”。2020年底，我国约51.5%的人口居住在县域地区，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长期集中在城市。近年来，我们通过“县域医共体”“县管校聘”等改革，推动资源下沉。截至2018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覆盖所有国家级贫困县，让3700万名农村学生受益，营养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2年的2.88:1缩小至2023年的2.39:1。
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我们提出从“对口支援”到“制度性补偿”。在东西部协作中，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核心帮扶内容。比如，实行“组团式”教育援藏、援疆，帮助西藏、新疆建成现代教育体系，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以上。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将生态保护与公共服务提升结合，长江流域禁渔区的渔民转产安置优先保障其社保、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双赢。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制度，将相对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较不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我们提出破解“服务获取壁垒”。针对流动人口、残疾人口等特殊群体，以精准化服务打破隐性壁垒。2025年，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有居住证就能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得以有效缓解。基本公共服务的“包容性”越强，社会阶层流动渠道越畅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越稳固。
（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衡量指标
从国际看，一是人类发展指数，包括健康、教育、生活水平三个维度。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设立的，但教育和健康直接反映公共服务的核心领域。二是政府效能指数，是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之一，用于衡量政府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包括政策制定质量、服务交付效率、公务员素质等。
从国内看，一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是各省市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开展的综合评价。二是城市公共服务指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发布《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评价报告》，针对城市层面评估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基础服务、社会服务、创新服务等。另外，地价是反映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和质量的一个更综合、更有指导性的指标。
（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近年来，我国通过制度创新、资源调配和技术赋能，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一系列举措。
第一，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这是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引擎工程”。通过名校办分校、托管薄弱校等方式，实现师资、课程、管理经验的跨校流动。将同一区域内的学校组成学区或教育集团，统筹招生、教研、评价，实现区域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从“资源集中”到“质量均衡”，农村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由2013年的47.6%提高至2023年的77.7%。集团化办学也使“学区房热”降温，资源分配更趋均衡。
第二，推动医疗资源下沉。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推进90%以上的县域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推广“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医疗服务模式。2023年，全国70%的卫生院已经和上级医院建立了远程医疗协作关系。
第三，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硬联通”。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通客车。截至2023年底，全国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提升至91.1%，十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基本实现了“有路必养、养必到位”。数字政府在线服务指数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全国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现网上可办，基本实现地方部门500余万项政务服务事项和1万多项高频事项标准化服务，推动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
第四，发挥社会保障兜底作用，“精准施策”与“动态调整”相结合。新征程上，我们继续落实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截至2024年8月，共惠及1191万困难残疾人和1607.4万重度残疾人。
（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挑战
当前，我们面临从“有”到“优”的深层矛盾。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人才流失问题突出。二是服务质量存在差异，部分偏远地区公共文化设施“重建设轻使用”，利用率不足40%。三是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公共服务仍存在缺口。
（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未来路径
第一，制度创新，建立多元投入与考核机制。通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服务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比如，针对县域医共体，考核患者满意度、外转就诊率等指标。通过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养老、托育等领域。
第二，技术赋能，以数字化驱动服务精准化。推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通过AI个性化学习系统为农村学生提供定制化课程。发展“5G+医疗机器人”，实现远程手术指导和急救响应。
第三，保障重点群体，破解“身份壁垒”。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确保流动人口凭居住证平等享受教育、医疗等服务。建立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试点单险种参保，解决传统社保覆盖难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温度的公平，不是“削峰填谷”的平均主义，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让每个公民都能在“家门口”获得与时代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服务质量。集团化办学改革、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实践已证明，优质资源的有序流动能够激发“1+1>2”的效应。未来，需在保障底线公平、提升服务质量、破除制度壁垒三方面持续发力，让均等化成为共同富裕最温暖的底色。
桁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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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牢牢抓住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这一关键抓手，在高质量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民生保障编织共同富裕安全网
民生保障是指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兜底保障和发展支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民生保障的核心内容：一是基本生存保障，如就业保障、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二是发展权保障，如教育保障、健康保障、安全保障等；三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包括公共服务之外的民生领域，如收入分配改革、环境治理、文化体育服务等。
民生保障的核心价值取向：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通过“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等机制，确保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基础上，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差距；三是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统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强化对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兜底保障。
（一）民生保障的主要范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增加“幼有所育”“弱有所扶”，将“五个有所”扩展为“七个有所”，更精准、更全面地补齐民生短板，夯实民生基础工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提出“人生八有”思想，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农桑者有所助、无业者有培训、穷弱者有所扶、病疾者有所医、老有所养、死有所葬，至今仍不失其现实的参考价值。
民生保障涉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编织了一张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一是确保幼有所育，切实做到优生优育；二是确保学有所教，发展优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三是确保劳有所得，鼓励勤劳致富，用自己的劳动和知识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四是确保病有所医，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健康中国；五是确保老有所养，系统应对老龄化，稳步提高银发经济的服务质量；六是确保住有所居，多渠道供应，多层次保障，逐步改善住房条件、提高居住质量；七是确保弱有所扶、难有所帮、困有所助，应助尽助，把困难群众的民生底线兜住兜牢。
（二）就业是民生之本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之基，在于就业。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60%，可见工资性收入是普通家庭的主要财源。若就业不稳，居民“钱袋子”缩水，就会导致消费能力直接下降，从而影响“生产—收入—消费—再生产”的核心链条。
就业是社会保障的源头活水。社保基金依赖就业人口缴费支撑。2023年，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若失业率上升，缴费基数萎缩，将直接影响社保可持续性。同时，税收中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增值税等也与就业规模正相关，就业稳则财政底气足。
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青年失业率、农民工就业等数据不仅是经济指标，更关乎社会预期。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若就业渠道不畅，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农民工群体就业若受产业转型冲击，则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和乡村振兴进程。
当前就业形势面临新挑战，产生新业态。一是传统就业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比如，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机器替代流水线工人，出现无人车间、“黑灯工厂”，同时企业对工业机器人运维等新技能人才的需求上升。疫情后线下服务业复苏但用工模式发生变化，灵活就业（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规模大幅提升，但这类岗位普遍缺乏传统社保覆盖。二是新业态创造“非典型”就业机会，电商直播、知识付费、共享经济等催生新职业，如主播、短视频剪辑师、在线咨询师等。老龄化推动养老护理、康复医疗等岗位需求提升。“双碳”目标下，新能源开发、环保技术等领域催生就业新增长点。三是重点群体就业存在痛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部分专业供需失衡，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存在人才短缺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传统建筑业、制造业用工需求下降，需向服务业（如家政、物流）或新兴产业转型，但技能培训滞后问题突出。
从“保岗位”到“创生态”，我们积极推出稳就业的政策。一是强化政策兜底作用，减负、稳岗、扩就业。财政支持方面，延续社保减免、稳岗补贴等政策。创业扶持方面，通过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鼓励新业态创业。一些地方对直播电商创业者提供场地补贴和流量扶持。二是推动技能培训“精准化”，破解“有人没岗”与“有岗没人”困局。产教融合方面，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方面，实施“春潮行动”等专项培训，针对家政服务、电工、养老护理等市场急需工种开展订单式培训。三是完善新业态的“制度适配”，保障灵活就业权益。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单险种参保形式，如单独参加工伤险。推动外卖、网约车平台为骑手、司机购买商业保险。四是通过区域与产业协同，释放就业潜力。比如，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就业，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有些地方以“非遗+旅游”模式，吸纳返乡农民工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同时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推动就业，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努力。政府要从“政策输血”转向“生态造血”，通过产业升级创造高质量岗位，用制度创新保障新业态权益。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在技术升级中注重“人机协同”，为员工提供转岗培训。个人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主动适应数字化、智能化趋势，提升自身技能“不可替代性”。
（三）民生保障的未来规划
未来，民生保障领域将持续聚焦精准化、数字化、均等化等方向。一是提升就业质量，推动技能培训与新就业形态保障双轮驱动。大力实施“技能中国行动”，推动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深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升级。二是推动社会保障体系从“全覆盖”向“高质量”跃升，包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与待遇优化、深化医疗保障改革、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等。三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教育、医疗资源下沉与数字化赋能。比如，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提质升级，推动实现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全覆盖。四是住房保障方面，加速推进租购并举与共有产权房扩围，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扩容，共有产权房政策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五是乡村振兴方面，推动县域经济与公共服务双轮驱动。六是数字化民生建设方面，推进服务便捷化与治理精准化。深化民生服务“一网通办”改革，利用智能终端提升养老与托育水平，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二、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关键环节，民生保障有赖公共服务，但又不限于公共服务，还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权益保护等更综合的政策体系。公共服务以实现均等化为目标，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普惠性、公益性特征，直接关系民生质量。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政策引导或购买服务等方式，直接提供或支持公共服务供给，解决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升居民生活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文化等，属于民生保障的“硬性指标”，具有法定供给责任。非基本公共服务包括高端教育、商业性医疗等，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参与满足多样化需求，属于民生保障的“补充层”。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核心抓手
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我们提出从“县域普惠”到“城乡融合”。2020年底，我国约51.5%的人口居住在县域地区，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长期集中在城市。近年来，我们通过“县域医共体”“县管校聘”等改革，推动资源下沉。截至2018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覆盖所有国家级贫困县，让3700万名农村学生受益，营养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2年的2.88:1缩小至2023年的2.39:1。
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我们提出从“对口支援”到“制度性补偿”。在东西部协作中，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核心帮扶内容。比如，实行“组团式”教育援藏、援疆，帮助西藏、新疆建成现代教育体系，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以上。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将生态保护与公共服务提升结合，长江流域禁渔区的渔民转产安置优先保障其社保、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双赢。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制度，将相对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较不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我们提出破解“服务获取壁垒”。针对流动人口、残疾人口等特殊群体，以精准化服务打破隐性壁垒。2025年，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有居住证就能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得以有效缓解。基本公共服务的“包容性”越强，社会阶层流动渠道越畅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越稳固。
（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衡量指标
从国际看，一是人类发展指数，包括健康、教育、生活水平三个维度。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设立的，但教育和健康直接反映公共服务的核心领域。二是政府效能指数，是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之一，用于衡量政府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包括政策制定质量、服务交付效率、公务员素质等。
从国内看，一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是各省市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开展的综合评价。二是城市公共服务指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发布《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评价报告》，针对城市层面评估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基础服务、社会服务、创新服务等。另外，地价是反映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和质量的一个更综合、更有指导性的指标。
（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近年来，我国通过制度创新、资源调配和技术赋能，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一系列举措。
第一，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这是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引擎工程”。通过名校办分校、托管薄弱校等方式，实现师资、课程、管理经验的跨校流动。将同一区域内的学校组成学区或教育集团，统筹招生、教研、评价，实现区域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从“资源集中”到“质量均衡”，农村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由2013年的47.6%提高至2023年的77.7%。集团化办学也使“学区房热”降温，资源分配更趋均衡。
第二，推动医疗资源下沉。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推进90%以上的县域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推广“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医疗服务模式。2023年，全国70%的卫生院已经和上级医院建立了远程医疗协作关系。
第三，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硬联通”。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通客车。截至2023年底，全国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提升至91.1%，十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基本实现了“有路必养、养必到位”。数字政府在线服务指数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全国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现网上可办，基本实现地方部门500余万项政务服务事项和1万多项高频事项标准化服务，推动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
第四，发挥社会保障兜底作用，“精准施策”与“动态调整”相结合。新征程上，我们继续落实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截至2024年8月，共惠及1191万困难残疾人和1607.4万重度残疾人。
（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挑战
当前，我们面临从“有”到“优”的深层矛盾。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人才流失问题突出。二是服务质量存在差异，部分偏远地区公共文化设施“重建设轻使用”，利用率不足40%。三是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公共服务仍存在缺口。
（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未来路径
第一，制度创新，建立多元投入与考核机制。通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服务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比如，针对县域医共体，考核患者满意度、外转就诊率等指标。通过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养老、托育等领域。
第二，技术赋能，以数字化驱动服务精准化。推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通过AI个性化学习系统为农村学生提供定制化课程。发展“5G+医疗机器人”，实现远程手术指导和急救响应。
第三，保障重点群体，破解“身份壁垒”。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确保流动人口凭居住证平等享受教育、医疗等服务。建立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试点单险种参保，解决传统社保覆盖难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温度的公平，不是“削峰填谷”的平均主义，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让每个公民都能在“家门口”获得与时代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服务质量。集团化办学改革、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实践已证明，优质资源的有序流动能够激发“1+1>2”的效应。未来，需在保障底线公平、提升服务质量、破除制度壁垒三方面持续发力，让均等化成为共同富裕最温暖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