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的走廊里，总能看到李蕊匆匆的身影。她穿着平底鞋，公文包里常年装着老花镜、印泥和一叠大字号诉讼须知——这是她如今的“办案三件宝”。
15年基层法官生涯，她从永定河西的田间地头走到河东的成熟社区，审结3400余件涉民生案件，开展600余次巡回审判，上门解纷500多起。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更多是赡养、继承、邻里纠纷的家长里短，但她总能用最细腻的方式，让法律的温度抵达每个当事人心底，尤其是那些需要格外关照的老年群体。
“办案三件宝”
“与人交往，是建立信任的过程。”
李蕊的办公桌上，除了堆积如山的卷宗，最显眼的就是那副磨损了镜腿的老花镜。这副眼镜并不是她自己使用，而是特意为视力不佳的老年当事人准备的，拿起眼镜擦拭镜片时，她的语气寻常却藏着用心。
2010年刚入职时，李蕊被分配到丰台法院王佐法庭，管辖区域多是永定河西的农村。“那时候办案，指南针、卷尺、相机是必备的‘三件宝’。”她记得，农村宅基地纠纷多，常常要钻进田间地头找边界，没有路标就靠指南针辨方向；测量房屋滴水、地界距离，卷尺是最可靠的工具；遇到复杂现场，相机能固定证据，为了看清两家房屋的构造，她还爬过梯子上房。
2018年调任方庄法庭后，她的“三件宝”悄悄换了模样。“这里30%到40%的案件涉及老年人，需求完全不一样了。”李蕊发现，老人们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常规传票字体太小看不清，书写困难的老人签字都费劲，还有些独居老人出门忘带老花镜，核对证据材料会比较困难。
于是，她开始琢磨着调整装备：定制大字号诉讼须知，把开庭时间、联系电话、携带材料这些核心信息放大加粗，随传票一起送达；常备老花镜和印泥，方便老人查看文件、按手印确认；疫情期间，还添了一次性手套和酒精喷雾，“老人抵抗力弱，多一份防护就多一份安心。”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老人们都看在眼里。有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拿到大字号诉讼须知时念叨着，“还是你们想得周到，我在家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清楚，不用一遍遍打电话麻烦你们了。”李蕊说，就是这些细微的反馈，让她觉得“多做一点儿很值得”。
同事李廷悦记得，深夜的办公室常只剩李蕊的灯还亮着。有次送材料，看见她对着民间借贷案件的账目反复核算，计算器按键都磨得模糊了，手算表格写了好几页。李廷悦提醒她系统能自动计算，李蕊抬头笑了笑，“我数学不好，多算一遍心里踏实，当事人奔波不易，不能让他们因为一笔算错的账再跑一趟。”
上门办案的关键是“沉浸式了解”
“基层法官不能只在法庭里等案子，得走出去，走进当事人的生活里。”这是李蕊常说的话。去年冬天的一起腾房案，让她印象深刻。
被告是一位下肢瘫痪的老人。那天李蕊和同事、社区干部约好早上9点多上门，到了才知道老人去换药了，只有老伴在家。
等待的两个小时里，她和老人的老伴聊起家常，慢慢摸清了来龙去脉：老人原本开货车谋生，一场车祸让他下肢瘫痪，家庭重担全压在老伴身上；后来房屋拆迁，考虑到他行动不便，村集体给安置了这间平房，如今平房要统一改造收回，老人却觉得拆迁补偿没到位，心里憋了十几年的气。
11点多，老人坐着电动轮椅回来，看到家里的陌生人，脸上瞬间布满戒备。他来不及脱外套，点了根烟平复情绪，开口就带着火气，“我知道你们来干嘛，房子我不腾，当年拆迁他们就亏了我！”
李蕊没有打断他，只是坐在旁边静静听着。老人越说越激动，从车祸讲到拆迁，从自己的身体讲到家里的难处，眼里渐渐泛起泪花。“他心里的委屈太多了，需要一个出口。”李蕊等他情绪平复，才慢慢说，“大爷，您的难处我们都懂，但这房子从法律上来说确实该腾退。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跟社区商量好了，他们会派人帮您周转东西，给您留足时间。”
她又聊起老人的孙女，问起孩子的学习情况，说起他儿子儿媳的孝顺，话题慢慢从纠纷转到家庭的温暖。“您看您家里这么和睦，没必要因为这事儿怄气。拆迁的事儿如果确实有异议，我们也可以帮您想想其他办法反映。”那天李蕊陪着聊了很多，老人终于松口，“法官，你们真有耐心。”临走时，老人笑着冲他们招手说，“法官来了，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李蕊说，上门办案的关键，就是“沉浸式了解”。走进老人的家，看到他的生活环境，就能明白他的顾虑在哪。
把法庭“搬”到离当事人最近的地方
“法官，虽然我败诉了，但是我认可你的判决。”
与老年当事人打交道久了，李蕊练就了一套独特的沟通方式。语速偏快的她，面对老人时会刻意放慢半拍，还会压低音量，形成一种沉稳温和的语调——她发现，耳背的老人对低沉的声音更敏感，这样才能让老人更好地听清楚。
开庭时，她总会把耳背的老人安排在离法台最近的位置，有时甚至直接将椅子挪到身边，形成一个温和的对话圈；上门沟通时，她从不会坐在老人对面，而是并肩而坐，消解对立感。遇到专业法律术语，她能用最通俗的语言转化，把“管辖权”说成“哪个法院管这事儿”，把“举证”说成“你得拿出证明自己说法的东西”，让老人一听就懂。
她从不打断老人说话，哪怕话题扯得老远，也会耐心听到最后。她说，有些老人年纪大了，思维跳脱，不从头说就记不住重点，让他们把话说完，也是一种尊重。
如果时间紧张，她会温和地引导，“大爷，您说的这些我们都记着，但法庭时间有限，我们先捡重点说，剩下的您可以写成书面材料给我，我一定仔细看。”有位老人真的写了好几页家庭历史寄过来，李蕊逐字逐句读完，在判决书中充分考虑了老人的诉求。
细节里的关怀更让人暖心。法庭里没有饮水机，遇到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老人，她会特意带他们到安检处喝温水；看到老人站着不舒服，会主动找座椅；知道有些老人出门忘带常用药，会提前问一句“要不要帮您联系家人送药过来”。
有一起继承案件，独居老人对法院充满戒备，电话里态度强硬，“我不要遗产，你们别老给我打电话，打扰我生活。”李蕊没有放弃，通过老人的女儿牵线，约定在女儿下班后去家访。
进门时，她先出示工作证，还特意带着执法记录仪，“大爷，我们就是来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全程录音录像，您放心。”她坐在老人身边，距离不足一米，慢慢解释，“我们不是来催您的，只是法律程序要求必须确认您的意愿，这既是对您负责，也是对其他当事人负责。”
在女儿的劝说和李蕊的耐心沟通下，老人终于放下戒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老人不是固执，只是怕被骗，怕麻烦。”李蕊说，与老人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真诚。
为了满足老年当事人的特殊需求，李蕊和庭里同事商量后，还推出了“午间庭审”“夜间庭审”“假日庭审”等弹性庭审模式，把法庭“搬”到离当事人最近的地方。
在压力和认可中，理解“办好案”的重量
“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首都道德模范”……15年深耕基层，李蕊获得了不少荣誉，但她最看重的，是当事人的认可。
刚工作时，她觉得“办对案子、写好判决书”就是践行初心。现在她明白，基层民事案件大多是家长里短，但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不光要办对案，更要办好案；不光要维护法律尊严，更要传递司法温度。”
她审理过一起分家析产纠纷，兄弟姐妹五人因祖宅拆迁利益对簿公堂，这个案子如果单纯判决，财产分割清楚了，但兄弟姐妹的情分就断了。李蕊没有急于做出判决，而是多次与双方沟通，还跑到拆迁公司询问后续协议签订、选房手续等细节。
她分别找每个人谈心，倾听他们的委屈和诉求，再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从亲情入手劝说。最终，五人达成调解协议，互相配合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事后还送来了锦旗。
支撑她坚持下去的，是心里的信念感。李蕊告诉新京报记者，基层法官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群众对司法的信任，自己的工作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为群众传递公平正义的重要桥梁。这种责任感让她不敢懈怠，也让她学会了在反思中成长：法官并不是天生强大，专业能力、心理承受力和抗压能力，都是在一次次处理复杂案件、化解尖锐矛盾中慢慢提升的，这个过程既是成全当事人，也是成全自己。
而那些来自当事人的细微反馈，则成为治愈疲惫的最好良药。李蕊记性不算好，记不清太多惊天动地的大案细节，却对那些温暖的碎片念念不忘，有败诉后仍坦然接受判决，走出法庭时轻声说一句“法官辛苦了”的当事人；也有电话里特意告知“没上当，记住你教的防骗口诀了”的独居老人……这些认可，让她真切感受到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也让她更加理解“办好案”的重量，不仅要维护法律尊严，更要传递司法温度，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与尊重。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的走廊里，总能看到李蕊匆匆的身影。她穿着平底鞋，公文包里常年装着老花镜、印泥和一叠大字号诉讼须知——这是她如今的“办案三件宝”。
15年基层法官生涯，她从永定河西的田间地头走到河东的成熟社区，审结3400余件涉民生案件，开展600余次巡回审判，上门解纷500多起。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更多是赡养、继承、邻里纠纷的家长里短，但她总能用最细腻的方式，让法律的温度抵达每个当事人心底，尤其是那些需要格外关照的老年群体。
“办案三件宝”
“与人交往，是建立信任的过程。”
李蕊的办公桌上，除了堆积如山的卷宗，最显眼的就是那副磨损了镜腿的老花镜。这副眼镜并不是她自己使用，而是特意为视力不佳的老年当事人准备的，拿起眼镜擦拭镜片时，她的语气寻常却藏着用心。
2010年刚入职时，李蕊被分配到丰台法院王佐法庭，管辖区域多是永定河西的农村。“那时候办案，指南针、卷尺、相机是必备的‘三件宝’。”她记得，农村宅基地纠纷多，常常要钻进田间地头找边界，没有路标就靠指南针辨方向；测量房屋滴水、地界距离，卷尺是最可靠的工具；遇到复杂现场，相机能固定证据，为了看清两家房屋的构造，她还爬过梯子上房。
2018年调任方庄法庭后，她的“三件宝”悄悄换了模样。“这里30%到40%的案件涉及老年人，需求完全不一样了。”李蕊发现，老人们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常规传票字体太小看不清，书写困难的老人签字都费劲，还有些独居老人出门忘带老花镜，核对证据材料会比较困难。
于是，她开始琢磨着调整装备：定制大字号诉讼须知，把开庭时间、联系电话、携带材料这些核心信息放大加粗，随传票一起送达；常备老花镜和印泥，方便老人查看文件、按手印确认；疫情期间，还添了一次性手套和酒精喷雾，“老人抵抗力弱，多一份防护就多一份安心。”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老人们都看在眼里。有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拿到大字号诉讼须知时念叨着，“还是你们想得周到，我在家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清楚，不用一遍遍打电话麻烦你们了。”李蕊说，就是这些细微的反馈，让她觉得“多做一点儿很值得”。
同事李廷悦记得，深夜的办公室常只剩李蕊的灯还亮着。有次送材料，看见她对着民间借贷案件的账目反复核算，计算器按键都磨得模糊了，手算表格写了好几页。李廷悦提醒她系统能自动计算，李蕊抬头笑了笑，“我数学不好，多算一遍心里踏实，当事人奔波不易，不能让他们因为一笔算错的账再跑一趟。”
上门办案的关键是“沉浸式了解”
“基层法官不能只在法庭里等案子，得走出去，走进当事人的生活里。”这是李蕊常说的话。去年冬天的一起腾房案，让她印象深刻。
被告是一位下肢瘫痪的老人。那天李蕊和同事、社区干部约好早上9点多上门，到了才知道老人去换药了，只有老伴在家。
等待的两个小时里，她和老人的老伴聊起家常，慢慢摸清了来龙去脉：老人原本开货车谋生，一场车祸让他下肢瘫痪，家庭重担全压在老伴身上；后来房屋拆迁，考虑到他行动不便，村集体给安置了这间平房，如今平房要统一改造收回，老人却觉得拆迁补偿没到位，心里憋了十几年的气。
11点多，老人坐着电动轮椅回来，看到家里的陌生人，脸上瞬间布满戒备。他来不及脱外套，点了根烟平复情绪，开口就带着火气，“我知道你们来干嘛，房子我不腾，当年拆迁他们就亏了我！”
李蕊没有打断他，只是坐在旁边静静听着。老人越说越激动，从车祸讲到拆迁，从自己的身体讲到家里的难处，眼里渐渐泛起泪花。“他心里的委屈太多了，需要一个出口。”李蕊等他情绪平复，才慢慢说，“大爷，您的难处我们都懂，但这房子从法律上来说确实该腾退。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跟社区商量好了，他们会派人帮您周转东西，给您留足时间。”
她又聊起老人的孙女，问起孩子的学习情况，说起他儿子儿媳的孝顺，话题慢慢从纠纷转到家庭的温暖。“您看您家里这么和睦，没必要因为这事儿怄气。拆迁的事儿如果确实有异议，我们也可以帮您想想其他办法反映。”那天李蕊陪着聊了很多，老人终于松口，“法官，你们真有耐心。”临走时，老人笑着冲他们招手说，“法官来了，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李蕊说，上门办案的关键，就是“沉浸式了解”。走进老人的家，看到他的生活环境，就能明白他的顾虑在哪。
把法庭“搬”到离当事人最近的地方
“法官，虽然我败诉了，但是我认可你的判决。”
与老年当事人打交道久了，李蕊练就了一套独特的沟通方式。语速偏快的她，面对老人时会刻意放慢半拍，还会压低音量，形成一种沉稳温和的语调——她发现，耳背的老人对低沉的声音更敏感，这样才能让老人更好地听清楚。
开庭时，她总会把耳背的老人安排在离法台最近的位置，有时甚至直接将椅子挪到身边，形成一个温和的对话圈；上门沟通时，她从不会坐在老人对面，而是并肩而坐，消解对立感。遇到专业法律术语，她能用最通俗的语言转化，把“管辖权”说成“哪个法院管这事儿”，把“举证”说成“你得拿出证明自己说法的东西”，让老人一听就懂。
她从不打断老人说话，哪怕话题扯得老远，也会耐心听到最后。她说，有些老人年纪大了，思维跳脱，不从头说就记不住重点，让他们把话说完，也是一种尊重。
如果时间紧张，她会温和地引导，“大爷，您说的这些我们都记着，但法庭时间有限，我们先捡重点说，剩下的您可以写成书面材料给我，我一定仔细看。”有位老人真的写了好几页家庭历史寄过来，李蕊逐字逐句读完，在判决书中充分考虑了老人的诉求。
细节里的关怀更让人暖心。法庭里没有饮水机，遇到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老人，她会特意带他们到安检处喝温水；看到老人站着不舒服，会主动找座椅；知道有些老人出门忘带常用药，会提前问一句“要不要帮您联系家人送药过来”。
有一起继承案件，独居老人对法院充满戒备，电话里态度强硬，“我不要遗产，你们别老给我打电话，打扰我生活。”李蕊没有放弃，通过老人的女儿牵线，约定在女儿下班后去家访。
进门时，她先出示工作证，还特意带着执法记录仪，“大爷，我们就是来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全程录音录像，您放心。”她坐在老人身边，距离不足一米，慢慢解释，“我们不是来催您的，只是法律程序要求必须确认您的意愿，这既是对您负责，也是对其他当事人负责。”
在女儿的劝说和李蕊的耐心沟通下，老人终于放下戒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老人不是固执，只是怕被骗，怕麻烦。”李蕊说，与老人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真诚。
为了满足老年当事人的特殊需求，李蕊和庭里同事商量后，还推出了“午间庭审”“夜间庭审”“假日庭审”等弹性庭审模式，把法庭“搬”到离当事人最近的地方。
在压力和认可中，理解“办好案”的重量
“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首都道德模范”……15年深耕基层，李蕊获得了不少荣誉，但她最看重的，是当事人的认可。
刚工作时，她觉得“办对案子、写好判决书”就是践行初心。现在她明白，基层民事案件大多是家长里短，但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不光要办对案，更要办好案；不光要维护法律尊严，更要传递司法温度。”
她审理过一起分家析产纠纷，兄弟姐妹五人因祖宅拆迁利益对簿公堂，这个案子如果单纯判决，财产分割清楚了，但兄弟姐妹的情分就断了。李蕊没有急于做出判决，而是多次与双方沟通，还跑到拆迁公司询问后续协议签订、选房手续等细节。
她分别找每个人谈心，倾听他们的委屈和诉求，再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从亲情入手劝说。最终，五人达成调解协议，互相配合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事后还送来了锦旗。
支撑她坚持下去的，是心里的信念感。李蕊告诉新京报记者，基层法官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群众对司法的信任，自己的工作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为群众传递公平正义的重要桥梁。这种责任感让她不敢懈怠，也让她学会了在反思中成长：法官并不是天生强大，专业能力、心理承受力和抗压能力，都是在一次次处理复杂案件、化解尖锐矛盾中慢慢提升的，这个过程既是成全当事人，也是成全自己。
而那些来自当事人的细微反馈，则成为治愈疲惫的最好良药。李蕊记性不算好，记不清太多惊天动地的大案细节，却对那些温暖的碎片念念不忘，有败诉后仍坦然接受判决，走出法庭时轻声说一句“法官辛苦了”的当事人；也有电话里特意告知“没上当，记住你教的防骗口诀了”的独居老人……这些认可，让她真切感受到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也让她更加理解“办好案”的重量，不仅要维护法律尊严，更要传递司法温度，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