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从好奇心开始的，但让好奇的种子生根发芽，则需要耐心浇灌、精心呵护。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出台《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印发《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不断加速科技成果“从1到10”在京落地。
日前，记者深入采访了多位一线科研人员，他们有人探索细胞的奥秘，有人深耕量子领域，有人则将目光投入芯片。
研发方向虽异，但在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精准助推下，他们成功跨越成果转化的“死亡谷”，将实验室的精尖成果推进了生产车间。
好奇心的种子，正在北京的创新沃土上结出累累硕果。
做耐心资本投早投小
破基础研究孵化瓶颈
“过去十多年，我们做的就是把一项实验室里的发现，变成一个可以解决患者未满足需求的药品。现在这款药不仅造福中国患者，还有外国患者不远万里来京求医，它确实是一款好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文辉说。他所指的“好药”，是全球首款丁肝抗体类药物——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这是一项诞生于北京的原始创新成果。
2012年，李文辉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共同的细胞受体——NTCP，为乙肝/丁肝新药研发开辟了全新靶点和作用机制。然而要把这项成果进行转化，李文辉团队心里并没底。作为科研人员，他的舞台是在实验室，而成果转化要面临的融资、临床、评审等等环节并非他所长。面对这一难题，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动牵头，联合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等国有资本和产业力量，以企业形式承接该成果的定向转化，孵化出了华辉安健这一创新药企。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不仅在一开始给予重托，更在企业复杂严谨的临床实验、工艺优化期间，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注入与政策扶持，让科学家能沉下心来做真正原创的“好药”。“一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九死一生’，非常感谢北京市科委，在我们刚刚创业时就给予支持，相信我们能办成这件事。”李文辉说。
北京大学电子学院“90后”博雅青年学者常林同样感受到了这份信任。在常林的实验室里，一项曾获诺贝尔奖的前沿技术——光学频率梳正迎来它的产业新生。过去，由于这项技术需要依靠体积庞大、价格昂贵且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外设备才能实现，长期以来只能停留在探测引力波等尖端基础科研场景中。常林团队通过跨学科交叉，利用半导体晶圆级加工，成功将这个“高大上”的庞然大物缩小到了一个小小的微纳芯片上。
成果初成，团队面对成果转化和市场对接同样一度“摸不着门路”。关键时刻，学校和北京市的助力，让这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了生产线。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将前期技术孵化、知识产权转化及早期基金对接等全流程纳入统一的精细化服务中，帮助转化的企业获得了成立后的“第一笔资金”。北京市产业大基金也投资了相关成果转化的启明光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我也感受到，近些年北京市越来越重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了，加大了对于相对非常早期项目的投资力度。”常林说。
建设多个共性平台
破解企业重资产难题
多学科相互割裂、实验设备成本高昂，是制约硬科技转化的另外两大痛点。一个颠覆性新想法的诞生往往需要跨学科的碰撞，而从实验室样机到量产销售，则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重资产设备支撑，这对于初创的科学家团队而言几乎是无法承受之重。
常林所推进的微纳光芯片，仅仅依靠单一学院是无法完成的。依托北京大学纳光电子前沿科学中心这一跨学科前沿平台，常林通过多学科团队的“交叉和碰撞”，原本研发需要耗费巨资的工艺难题得以迅速迎刃而解。
不仅如此，针对光芯片、量子测量等高精度硬科技项目普遍存在的“重资产”属性，北京市还探索出了公共平台共享的新模式，解决了产业化初期团队无力购置高昂设备的难题。
“我们在初期的产品定型阶段，直接使用了光芯片孵化平台的公共设备服务，在研发阶段基本实现了‘零重资产’投入。”常林算了一笔账，这种公共平台的服务帮他们省去了极大的设备购置成本，让初创团队得以将有限的融资全额投入到核心技术迭代中。待产品完全定型、具备量产条件后，团队才去建设面向量产的生产线。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围绕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需求，北京市已累计支持技术转移机构100余家，以及各类概念验证平台、共性技术平台、标杆孵化器和中关村特色产业园，初步形成覆盖成果挖掘、评价验证、交易撮合、企业孵化、场景应用和产业承接的转化服务生态。
供需链精准对接
为成果转化找市场
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可以用最好的元器件、不计成本地做出一两台完美样机，这是“木桶的长板”。但在市场端，一个成功的商品不仅要求技术顶尖，还必须满足一致性、成品率、严苛环境适应性、极致供应链成本以及用户使用习惯等多维度的考核，必须把木桶所有的“短板”全部补齐。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仁福对此深有感触。他的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国际性能指标领先的超高精度原子钟，其体积仅为美国同类主导产品的1/3，功耗仅为1/6，能实现50万年至100万年不差1秒的运行精度。这是国际上性能指标最好的同类产品，且核心技术百分之百自主掌握，曾荣获中国专利金奖。
然而，当杨仁福团队试图将该产品通过科微量子公司启动产业化时，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到了产业化阶段，我们需要在性能和商业成本之间找平衡，降成本、做环境可靠性实验，这些短板都需要公司去补。”杨仁福坦言。在这一“补短板”的系统工程中，北京市各级机构发挥了纽带作用。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主动搭桥连线，帮助科微量子等孵化企业直接对接电力、气象、铁路等大客户场景，在国家重大工程等领域率先开展“试运行”。通过这种“以用促研、以用代练”的产业资源对接，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完成了从实验室样机到工业级产品的惊人蜕变。
无独有偶，常林团队也通过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定向“牵线搭桥”，承担了面向光通信的重点研发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不但拨付了专项资金，更直接帮他们与潜在用户实现了合作。“科委帮我们和国内顶尖的晶圆制造厂对接，让我们下一步的量产计划能够顺畅实施。”常林说。
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从好奇心开始的，但让好奇的种子生根发芽，则需要耐心浇灌、精心呵护。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出台《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印发《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不断加速科技成果“从1到10”在京落地。
日前，记者深入采访了多位一线科研人员，他们有人探索细胞的奥秘，有人深耕量子领域，有人则将目光投入芯片。
研发方向虽异，但在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精准助推下，他们成功跨越成果转化的“死亡谷”，将实验室的精尖成果推进了生产车间。
好奇心的种子，正在北京的创新沃土上结出累累硕果。
做耐心资本投早投小
破基础研究孵化瓶颈
“过去十多年，我们做的就是把一项实验室里的发现，变成一个可以解决患者未满足需求的药品。现在这款药不仅造福中国患者，还有外国患者不远万里来京求医，它确实是一款好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文辉说。他所指的“好药”，是全球首款丁肝抗体类药物——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这是一项诞生于北京的原始创新成果。
2012年，李文辉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共同的细胞受体——NTCP，为乙肝/丁肝新药研发开辟了全新靶点和作用机制。然而要把这项成果进行转化，李文辉团队心里并没底。作为科研人员，他的舞台是在实验室，而成果转化要面临的融资、临床、评审等等环节并非他所长。面对这一难题，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动牵头，联合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等国有资本和产业力量，以企业形式承接该成果的定向转化，孵化出了华辉安健这一创新药企。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不仅在一开始给予重托，更在企业复杂严谨的临床实验、工艺优化期间，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注入与政策扶持，让科学家能沉下心来做真正原创的“好药”。“一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九死一生’，非常感谢北京市科委，在我们刚刚创业时就给予支持，相信我们能办成这件事。”李文辉说。
北京大学电子学院“90后”博雅青年学者常林同样感受到了这份信任。在常林的实验室里，一项曾获诺贝尔奖的前沿技术——光学频率梳正迎来它的产业新生。过去，由于这项技术需要依靠体积庞大、价格昂贵且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外设备才能实现，长期以来只能停留在探测引力波等尖端基础科研场景中。常林团队通过跨学科交叉，利用半导体晶圆级加工，成功将这个“高大上”的庞然大物缩小到了一个小小的微纳芯片上。
成果初成，团队面对成果转化和市场对接同样一度“摸不着门路”。关键时刻，学校和北京市的助力，让这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了生产线。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将前期技术孵化、知识产权转化及早期基金对接等全流程纳入统一的精细化服务中，帮助转化的企业获得了成立后的“第一笔资金”。北京市产业大基金也投资了相关成果转化的启明光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我也感受到，近些年北京市越来越重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了，加大了对于相对非常早期项目的投资力度。”常林说。
建设多个共性平台
破解企业重资产难题
多学科相互割裂、实验设备成本高昂，是制约硬科技转化的另外两大痛点。一个颠覆性新想法的诞生往往需要跨学科的碰撞，而从实验室样机到量产销售，则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重资产设备支撑，这对于初创的科学家团队而言几乎是无法承受之重。
常林所推进的微纳光芯片，仅仅依靠单一学院是无法完成的。依托北京大学纳光电子前沿科学中心这一跨学科前沿平台，常林通过多学科团队的“交叉和碰撞”，原本研发需要耗费巨资的工艺难题得以迅速迎刃而解。
不仅如此，针对光芯片、量子测量等高精度硬科技项目普遍存在的“重资产”属性，北京市还探索出了公共平台共享的新模式，解决了产业化初期团队无力购置高昂设备的难题。
“我们在初期的产品定型阶段，直接使用了光芯片孵化平台的公共设备服务，在研发阶段基本实现了‘零重资产’投入。”常林算了一笔账，这种公共平台的服务帮他们省去了极大的设备购置成本，让初创团队得以将有限的融资全额投入到核心技术迭代中。待产品完全定型、具备量产条件后，团队才去建设面向量产的生产线。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围绕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需求，北京市已累计支持技术转移机构100余家，以及各类概念验证平台、共性技术平台、标杆孵化器和中关村特色产业园，初步形成覆盖成果挖掘、评价验证、交易撮合、企业孵化、场景应用和产业承接的转化服务生态。
供需链精准对接
为成果转化找市场
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可以用最好的元器件、不计成本地做出一两台完美样机，这是“木桶的长板”。但在市场端，一个成功的商品不仅要求技术顶尖，还必须满足一致性、成品率、严苛环境适应性、极致供应链成本以及用户使用习惯等多维度的考核，必须把木桶所有的“短板”全部补齐。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仁福对此深有感触。他的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国际性能指标领先的超高精度原子钟，其体积仅为美国同类主导产品的1/3，功耗仅为1/6，能实现50万年至100万年不差1秒的运行精度。这是国际上性能指标最好的同类产品，且核心技术百分之百自主掌握，曾荣获中国专利金奖。
然而，当杨仁福团队试图将该产品通过科微量子公司启动产业化时，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到了产业化阶段，我们需要在性能和商业成本之间找平衡，降成本、做环境可靠性实验，这些短板都需要公司去补。”杨仁福坦言。在这一“补短板”的系统工程中，北京市各级机构发挥了纽带作用。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主动搭桥连线，帮助科微量子等孵化企业直接对接电力、气象、铁路等大客户场景，在国家重大工程等领域率先开展“试运行”。通过这种“以用促研、以用代练”的产业资源对接，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完成了从实验室样机到工业级产品的惊人蜕变。
无独有偶，常林团队也通过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定向“牵线搭桥”，承担了面向光通信的重点研发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不但拨付了专项资金，更直接帮他们与潜在用户实现了合作。“科委帮我们和国内顶尖的晶圆制造厂对接，让我们下一步的量产计划能够顺畅实施。”常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