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厅内，长15.1米、高7.52米的巨幅元代壁画前，观众驻足仰望。灯光下，人物衣袂飘举，色彩沉静，细节清晰可见。这幅漂泊海外近百年的元代壁画精品，如今以传摹形式“重返”故土。9月24日，“摹壁寻古 丹青致远——广胜寺《药师佛佛会图》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摹展”开幕，展出至11月15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背后，是一支团队历时十年的学术攻坚。
从纽约到北京，从数据采集到地仗复原，从线条校正到色彩管理，艺术家们的每一分心血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件漂泊海外的文物，以最接近原貌的方式“回来”。
上世纪二十年代为维修寺院无奈出售
2023年至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院长张见带领全院画家赴山西进行全境壁画考察。行至广胜寺时，他忽然发现，这与自己此前曾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见的元代壁画有一种“精神的链接”。“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之前一直念念不忘的那铺精美壁画，就出自广胜寺。”张见回忆，这个念头一起，便当即考虑是否有可能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见的壁画临摹回来。
《药师佛佛会图》是元代壁画精品。1928年，广胜寺因年久失修，寺僧无奈将壁画出售给古董商，瑰宝从此漂泊海外。1954年，收藏家赛克勒购得壁画，1965年捐赠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壁画在揭取时被分割成约274块矩形画面，成为博物馆拼合修复时的一大难题。
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启动《药师佛佛会图》研究临摹项目，这是历时十年完成的“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壁画临摹与推广项目”的海外延伸部分。张见介绍，整个项目历时三年，绘制过程两年。团队不仅结合此前多年临摹丝路壁画的经验，还针对这幅元代壁画的现状特点重新规划了摹制方案。“摹制方案不仅具有针对性，在学术上对临摹方法论也有改变、提升，甚至有质的飞跃。”张见说。
最大限度还原原作状态
在技术层面，团队运用了当代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倘若放在20世纪初，临摹壁画多是采用纸本，但这种纸本摹写的方式难以还原壁画本身的质感。”张见介绍，当下可借助相机采集壁画高清影像数据，输出1∶1原大印刷品，再通过电子设备提取画面线描，最后结合绘制者的理解完成勾线。
项目组主要成员、画家韩茂远记得第一次走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这幅壁画时的感受。“展陈环境光线微弱，数据采集难度非常大。”但真正的困难不仅在于把画面颜色记录下来，更在于建立一套稳定可靠的色彩转换标准，以保证原壁色彩在经过摄影、数字处理、打印输出，再到颜料调配之后，仍然最大程度接近原作。
为此，临摹团队要在现场开展系统数据采集，针对壁画不同区域和色相制作多组色彩实验板及高清原大打印稿，结合不同材质与输出方式反复比对、校色，在“原壁—数字图像—打印稿—实验板”之间循环校正，尽可能降低各环节造成的色彩偏差。“尤其在脱离原作进行异地临摹时，只有以完整、准确的数据为依据，并建立严格的色彩管理体系，才能最大限度还原原作当前的视觉状态。”韩茂远介绍。
壁画地仗层制作同样面临特殊挑战，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目前尚保留有壁画遗存，但《药师佛佛会图》的情况与北壁并不完全一样。“此前我们基本上将泥地仗做得类似于原壁的平整状态。”张见介绍，但这铺壁画在揭取和迁移过程中被分割成约274块大小不一的残块，后经重新拼接和修复，“里面的千沟万壑如同老人的皱纹，并非纯平面的”。此外，现存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药师佛佛会图》表面同时存在两种地仗：一部分是壁画本体，另一部分是后期拼接修复形成的填充区域，两者在材料、质感、表面肌理乃至吸水性上均有明显差异。韩茂远补充，“如果地仗层状态不准确，后面的线描和设色即使做得再精细，也很难真正接近原作。”最终，团队决定完全1∶1仿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壁画现状制作地仗，保留表面不平的高低差。经过对材料配比、厚度、表面肌理及吸水性等方面的多次实验，最后才形成一套相对接近原作现状的地仗制作工艺。
最后的难度是对“完美”的克制。韩茂远从2017年参加工笔画院国家艺术基金壁画人才培养项目开始，至今已近十年。跟随团队“行万里路”，站在寺观、洞窟和壁画原作前，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与观看方式。他由此体会到，“现状临摹”首先是一种学术态度，需要少一些主观想象，多一些对实物证据的尊重；少一些“替古人补画”的冲动，多一些对历史信息的保留。残缺本身是作品历史的一部分，修复痕迹也是流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把它变成一幅更完整、更理想化的画，而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今天的《药师佛佛会图》保存和呈现下来。”
地毯式扫描带来意外发现
临摹过程中的地毯式扫描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学术发现。
张见回忆，团队在扫描每一寸画面后，发现药师佛的佛头大都会拼装时拼歪了。“虽然目前看来这一点很明显，但在没有指出之前，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么长时间并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一发现促使馆方考虑根据中方研究重新修整壁画。
另一个重要发现关乎壁画在大殿中的方位。张见说，通过查找文献、图像拼接以及民国时期的照片影像，根据光线判断，最终确认药师佛壁画应在广胜寺下寺大殿东壁，“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是项目对广胜寺下寺壁画研究的贡献”。这些发现说明，研究性临摹不仅是复制图像，还能发现并修正问题，推动学术研究。
通过严谨的传摹与研究，图像、技法与文化记忆得以重返故土，焕发新生。
邀你看展
无需远行即可浏览
我国壁画变迁史
壁画传摹是连接文物保护、学术生产、美术教育与公共传播的关键环节。本次展览以当代研究方法重新激活古代艺术资源，实现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与赓续。张见希望观众有机会来参观展览：“对广大观众而言，无需远行即可浏览我国壁画的历史，从新疆龟兹到甘肃敦煌，从山西到西藏，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地域壁画的变迁史，包括绘画方法和造型的演变，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6版）
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厅内，长15.1米、高7.52米的巨幅元代壁画前，观众驻足仰望。灯光下，人物衣袂飘举，色彩沉静，细节清晰可见。这幅漂泊海外近百年的元代壁画精品，如今以传摹形式“重返”故土。9月24日，“摹壁寻古 丹青致远——广胜寺《药师佛佛会图》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摹展”开幕，展出至11月15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背后，是一支团队历时十年的学术攻坚。
从纽约到北京，从数据采集到地仗复原，从线条校正到色彩管理，艺术家们的每一分心血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件漂泊海外的文物，以最接近原貌的方式“回来”。
上世纪二十年代为维修寺院无奈出售
2023年至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院长张见带领全院画家赴山西进行全境壁画考察。行至广胜寺时，他忽然发现，这与自己此前曾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见的元代壁画有一种“精神的链接”。“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之前一直念念不忘的那铺精美壁画，就出自广胜寺。”张见回忆，这个念头一起，便当即考虑是否有可能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见的壁画临摹回来。
《药师佛佛会图》是元代壁画精品。1928年，广胜寺因年久失修，寺僧无奈将壁画出售给古董商，瑰宝从此漂泊海外。1954年，收藏家赛克勒购得壁画，1965年捐赠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壁画在揭取时被分割成约274块矩形画面，成为博物馆拼合修复时的一大难题。
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启动《药师佛佛会图》研究临摹项目，这是历时十年完成的“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壁画临摹与推广项目”的海外延伸部分。张见介绍，整个项目历时三年，绘制过程两年。团队不仅结合此前多年临摹丝路壁画的经验，还针对这幅元代壁画的现状特点重新规划了摹制方案。“摹制方案不仅具有针对性，在学术上对临摹方法论也有改变、提升，甚至有质的飞跃。”张见说。
最大限度还原原作状态
在技术层面，团队运用了当代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倘若放在20世纪初，临摹壁画多是采用纸本，但这种纸本摹写的方式难以还原壁画本身的质感。”张见介绍，当下可借助相机采集壁画高清影像数据，输出1∶1原大印刷品，再通过电子设备提取画面线描，最后结合绘制者的理解完成勾线。
项目组主要成员、画家韩茂远记得第一次走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这幅壁画时的感受。“展陈环境光线微弱，数据采集难度非常大。”但真正的困难不仅在于把画面颜色记录下来，更在于建立一套稳定可靠的色彩转换标准，以保证原壁色彩在经过摄影、数字处理、打印输出，再到颜料调配之后，仍然最大程度接近原作。
为此，临摹团队要在现场开展系统数据采集，针对壁画不同区域和色相制作多组色彩实验板及高清原大打印稿，结合不同材质与输出方式反复比对、校色，在“原壁—数字图像—打印稿—实验板”之间循环校正，尽可能降低各环节造成的色彩偏差。“尤其在脱离原作进行异地临摹时，只有以完整、准确的数据为依据，并建立严格的色彩管理体系，才能最大限度还原原作当前的视觉状态。”韩茂远介绍。
壁画地仗层制作同样面临特殊挑战，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目前尚保留有壁画遗存，但《药师佛佛会图》的情况与北壁并不完全一样。“此前我们基本上将泥地仗做得类似于原壁的平整状态。”张见介绍，但这铺壁画在揭取和迁移过程中被分割成约274块大小不一的残块，后经重新拼接和修复，“里面的千沟万壑如同老人的皱纹，并非纯平面的”。此外，现存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药师佛佛会图》表面同时存在两种地仗：一部分是壁画本体，另一部分是后期拼接修复形成的填充区域，两者在材料、质感、表面肌理乃至吸水性上均有明显差异。韩茂远补充，“如果地仗层状态不准确，后面的线描和设色即使做得再精细，也很难真正接近原作。”最终，团队决定完全1∶1仿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壁画现状制作地仗，保留表面不平的高低差。经过对材料配比、厚度、表面肌理及吸水性等方面的多次实验，最后才形成一套相对接近原作现状的地仗制作工艺。
最后的难度是对“完美”的克制。韩茂远从2017年参加工笔画院国家艺术基金壁画人才培养项目开始，至今已近十年。跟随团队“行万里路”，站在寺观、洞窟和壁画原作前，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与观看方式。他由此体会到，“现状临摹”首先是一种学术态度，需要少一些主观想象，多一些对实物证据的尊重；少一些“替古人补画”的冲动，多一些对历史信息的保留。残缺本身是作品历史的一部分，修复痕迹也是流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把它变成一幅更完整、更理想化的画，而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今天的《药师佛佛会图》保存和呈现下来。”
地毯式扫描带来意外发现
临摹过程中的地毯式扫描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学术发现。
张见回忆，团队在扫描每一寸画面后，发现药师佛的佛头大都会拼装时拼歪了。“虽然目前看来这一点很明显，但在没有指出之前，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么长时间并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一发现促使馆方考虑根据中方研究重新修整壁画。
另一个重要发现关乎壁画在大殿中的方位。张见说，通过查找文献、图像拼接以及民国时期的照片影像，根据光线判断，最终确认药师佛壁画应在广胜寺下寺大殿东壁，“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是项目对广胜寺下寺壁画研究的贡献”。这些发现说明，研究性临摹不仅是复制图像，还能发现并修正问题，推动学术研究。
通过严谨的传摹与研究，图像、技法与文化记忆得以重返故土，焕发新生。
邀你看展
无需远行即可浏览
我国壁画变迁史
壁画传摹是连接文物保护、学术生产、美术教育与公共传播的关键环节。本次展览以当代研究方法重新激活古代艺术资源，实现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与赓续。张见希望观众有机会来参观展览：“对广大观众而言，无需远行即可浏览我国壁画的历史，从新疆龟兹到甘肃敦煌，从山西到西藏，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地域壁画的变迁史，包括绘画方法和造型的演变，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