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在家里撰写回忆录。
刘昕作为志愿者走访回忆录的当事人
1月9日上午，朝外街道社区活动中心里，两名志愿者与一名老人聊着天。这是爱行志愿者团队在朝外街道开展的为老年人“撰写回忆录”项目的第四期。对于很多老人而言，写回忆录、编辑成书，曾是一件不太可能完成的事情。至今，朝外街道已经有22名老人写完或正在撰写着回忆录。那一份份沉甸甸的文稿，承载着看似普通、实则独一无二的人生。有的老人从中得到了快乐，有的老人借此达成了心愿。
65岁帮街坊写过往
朝外街道居民刘昕今年65岁，于“撰写回忆录”项目第二期加入志愿者团队，现在正进行第四期一位老人的初期采访工作。
刘昕爱看书，在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里，经常能看到她戴着眼镜伏案阅读的身影。“那天我来看书，电梯上有个招聘广告，写回忆录这个项目在招人，要求有文字能力，有时间。”退休前，刘昕是党校教师，先后教过经济学和党史，她一直对写作有兴趣，“以前也一直在写”。“之前有团队访抗战老兵，我特别想加入，但不知道去哪儿找人家、怎么加入。同时也不能离家太远，我妈需要照顾，这个活动正好在社区里。”既是自己多年来感兴趣的事情，又能让自己兼顾家庭，她马上报名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挺对我路儿的”。
刘昕采访的第一位老人名叫桑伯华，桑老的回忆录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出自她之手。“桑老打电话跟我说，‘我说的时候都没哭，你写完把我给看哭了’，那段写的是桑老的心理活动，说实话写的时候我自己也哭了好几次。我觉得我能跟他们找到共鸣，他们经历过的年代，好多我也经历过。”
刘昕投入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精力。有时候，她在厨房切着菜突然想到“这句话这么写”，便赶紧放下菜刀拿起笔记下来。“最后列每章的标题，经常半夜躺床上琢磨，不睡觉，觉着‘哎这不错’，赶紧开灯起来写，我干这事特投入。”她会循着老人口述的线索查阅资料，核对、补充历史背景和细节，甚至有些线索是她查到的。她还帮其他志愿者小组完成了校对工作，校对的不仅仅有文字，更有历史背景，且更加注重老人过往经历里的细节。
“这些老人现在看着很平凡，其实都是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那些精英有人给他们写书，但平凡人也应该被记下来。”刘昕坦陈，“随着我自己越来越老，越觉着他们的故事应该留下来。”如今，刘昕也在志愿活动中得到了快乐，“要不是你们（注：指志愿者），我生活太无聊了。”
替87岁老母亲出书
刘昕的母亲今年87岁。天气好的时候，刘昕会推着她出门，到处走走。
刘昕的姥姥家在东坝，她母亲1岁时随家人进北京。家里穷没地方住，只能租房子，13年里搬了28次家，她母亲也因此见过“各种街坊各种人，中国的人外国的人，好人坏人”。后来，一家人去天津遇上日本人轰炸，日本人瞄着刘昕母亲开枪，刘昕的姥姥一把推开她，这才保住性命。由于家里没有男丁，刘昕的母亲11岁就开始当家里的顶梁柱。“刚解放，她又被包办结婚了，一年后离婚。”那时，刘昕还没出生。此后，一直是刘昕和母亲相依为命。
30年前，刘昕曾经让母亲口述，自己来记录。“原始记录，没有文字加工，纯口述，从她小时候记事开始说，说到她十来岁，都是她见过的人和事，都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要是不留下来挺可惜的。后来我工作忙，这事就扔下了，但本子留着。”
当年，刘昕就想将母亲的口述做成书，“但是印成书非常困难，这个活动是个机会。”刘昕先让母亲自己写，一来给年迈的母亲找些事情做，同时她觉得“只要她落笔的，肯定是她印象深的，不管细节先把事写出来”。就这样，刘昕的母亲一点点回忆，一点点写，“整整齐齐得有三遍，还有一些零碎的，比如说这段儿不够，再补写，加起来可能得五六遍，手稿都收着呢，一大摞。”刘昕的工作是整理手稿，校对以及电脑录入，“电脑（版）同时也在修改”。她还核对自己从1974年以来的63本日记，为母亲的回忆录补充细节。
凡是刘昕经手的回忆录，她会在最后为老人写一段志愿者的话，但母亲的回忆录她没写。“我觉得作为女儿没法写，不好落笔，也不客观。”回忆录的结束语，她用母亲的话来写，其中一句是：“人生不能如长安街那么笔直，总有坎坎坷坷，哭没用，只能靠自己迈过去，你再哭，困难也在前头，你迈过去，困难就在后头。”
“朝阳大妈”很爱写
1月9日，今年73岁的陈玲珍从志愿者手中接过了回忆录最新修改稿。
陈玲珍1943年出生在上海，读小学时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又到北京读大学。“从农村到城市是一种跨越，出来上学又跨越了两个城市。”读大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大学里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毕业后，学习西班牙语的陈玲珍被分配到中学当老师，“报志愿时我没有填师范，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她的教书生涯不太顺利，“遇到不少困难，但当时不会太闹情绪，而是觉得自己应该克服。那时候领导也比较关心，我也一直在检查自己的不足。”10年后，陈玲珍被调到了机关，再后来机关改制成企业，一直勤恳工作到退休。
退休后，陈玲珍一刻不闲着。先是马上成为了社区志愿者，坚持至今。说到“朝阳大妈”，她会笑着承认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她还参加了吉祥里合唱队，从最初的合唱队队委会成员，到近几年成为队长，最近她们正忙着准备参加朝外街道第四届网络春晚的演出。她同时担任原单位退休支部的支委，“帮大家解决一些事情，跟单位沟通”。她曾在社区开班授课，教大家钩帽子，平时在家，她喜欢动手编织大大小小的手包和丝网花。
起初，陈玲珍没太在意写回忆录的事。直到街坊们先后有人完成了回忆录，她才开始觉得“自己或许也能写”，最终主动报名参与。“当我比较郑重其事去想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些东西可写的，比如上学、工作、退休这三大段。”
陈玲珍回忆录前面的文章是她自己亲自撰写，志愿者们帮忙修订，而后半部分则是陈玲珍几十年日记内容的摘录，“补充或者充实前面章节的内容”。“我女儿也看，还会跟我提意见，但不给老伴儿看，他太挑，”陈玲珍边笑边说，“如果没有志愿者和这个活动，我可能不会做这件事了。”
名师背后“三顾茅庐”
爱行志愿者团队负责人于辉回忆，在项目开始之初，撰写回忆录的老人大多是由街道、社区帮忙联系和推荐。
今年80岁的鲁秉铃便是其中一位。她曾是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在北京十一学校任教30年，退休后“退而不休”，继续执教了25年。鲁秉铃回忆，“有一天我在家里，街道办事处打来电话，说给有代表性的老人写回忆录，我说这么大年纪了也没什么可写的，就拒绝了。”那是项目开展的第一期。约半年后，于辉遇到鲁秉铃，再次邀请她参加，她又拒绝了。直到第三次，“我觉得人家一番盛情，不好意思了，之前真觉得写了也没人看。”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已经过去，在志愿者的协助下，三章、20万字回忆录已经有了雏形。“核心是我这一辈子做的三件事，教书育人、参政议政、社会公益。”
也有老人的回忆录刚刚起步。今年79岁的阮景星，每个周末要与志愿者见面聊自己的过往经历。每次回家，他会仔细回想，等下次再与志愿者见面时，又补充进更多的细节，更正一些之前的内容。他还会找到多年前的物品——读大学时拍下的半个手掌大小的黑白照片、班级名单、借书证、学校每年印发的贺年卡等等，这些他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泛黄纸张，借着回忆录，与他的回忆一起再度鲜活起来。
至今，爱行志愿者团队在朝外街道为22名老人写成或正在撰写回忆录。老人们与志愿者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一份份沉甸甸的文稿，承载的是看似普通、实则独一无二的人生。老人们从中获得的，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总结，更是有人倾听、可以倾诉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