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走街串巷，驻足在一个个摊位前，看民间手工艺人们表演“绝活儿”，是不少人自孩提时代便根植于心的记忆。不起眼的各式材料，在制作者灵巧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化身与承载了美好的期待。
毛猴
样子像猴，名中有猴
实际与猴
却无半点关系
一手扶住底托，一手用镊子夹起如半个指甲盖大小的“博士帽”，将其轻轻戴在面前骑牛的“小猴儿”头上。崔玉兰满意地打量一番，眼睛在老花镜后笑得眯起来：“这叫‘牛博士’，最牛的博士。”
“牛博士”高不过十厘米，铜钱、木制小牛、染成彩色的小树枝等细节一应俱全。而整个作品的视觉焦点——那只毛茸茸的小猴儿，便是老北京的传统手工艺品“毛猴”。
样子像猴，名中有猴，周身均为中药材的“毛猴”实际上与猴却无半点关系。其“头部”与“四肢”来自蝉蜕；布满一层灰褐色绒毛的“身体”，是玉兰花的花骨朵辛夷；黏合各个部分的胶状物，则由白芨磨粉熬制而成。
毛猴的历史相传可追溯至道光年间，宣武门外一家药铺小伙计，一日挨了账房先生的骂。烦闷中他摆弄着药材，三两下粘出一个似人似猴的“账房先生”。大家看了都会心一笑，小伙计的坏情绪随之烟消云散。后来，毛猴的做法流传到社会上，并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
在崔玉兰家中，毛猴制作是一项祖传技艺。56岁的她至今仍能回忆起半个世纪前，还是孩童的自己透过粗粗的门缝，好奇“偷看”父亲做毛猴的情景。“最早只有男孩可以学，每次我过去看父亲都把我赶走。”
屡次被拒，崔玉兰对毛猴的兴趣却愈发浓烈。父亲白天去房管所上班，空闲时间做了毛猴售卖贴补家用。每当父亲不在，她就默默做些毛猴摆在桌上。时间长了，父亲被女儿的执着所打动，加之三个儿子都没兴趣，他便接纳了女儿跟自己学做毛猴。
18岁那年，崔玉兰接父亲的班进了房管所，跟21岁的郭福田分到同一班组。“他到我家玩，看到毛猴特别喜欢，我父亲也觉得他很聪明，愿意教他。一来二去，我俩就登记了。”讲起跟丈夫因毛猴结缘，崔玉兰呵呵地笑。
退休后，经过几年筹备，“郭氏毛猴家庭艺术馆”于2009年挂牌。这座什刹海旁大金丝胡同仅有18平方米的老屋，既是夫妇俩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也是他们做了几十年毛猴的地方。
找对象、喜迎二胎……
毛猴的精髓在设计
毛猴的做法看似简单，不过将各个部分粘起来而已，实际上从选料、处理到设计，讲究不少。例如制作毛猴身体的辛夷，必须坚硬饱满，否则时间长了内部容易腐坏变质。收集一袋子辛夷，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可用。每个辛夷还要经过清洗、晾晒、修剪，最终小猴儿的“毛发”才能顺滑有型。
早年间没有供货商时，为了寻找制作毛猴头部和四肢的蝉蜕，郭福田常常半夜爬起来，蹬着自行车去昌平。伏天河边蚊子无以计数，身上被咬的包那叫一个多。回到家中，易碎的蝉蜕还得小心地逐个清理，完全阴干后再装入袋中。
而在崔玉兰看来，材料处理虽然繁杂，顶多是费时费力，毛猴精髓还得说是道具与场景的设计。她捧出个高不过一掌的作品，两只毛猴在售卖糖葫芦。无论摊位，还是插着糖葫芦的竹棒，都惟妙惟肖。更细腻的是那一串串小“糖葫芦”，红彤彤的“山楂”比米粒还小，上面居然还挂着晶莹的“糖浆”，这些道具便是郭福田的手艺。至于用什么材料、怎么制作与摆放，那就全凭作者的想象了。
环顾店面，每件作品都配合着丰富精致的小道具，毛猴仿佛置身于各种场景，下一秒就会动起来。郭福田喜欢做“老北京”系列，送柴、炸焦圈、卖小金鱼……崔玉兰则更喜欢创新，她让两只毛猴分别骑上大象，寓意“找对象”。甚至二胎政策放开不久，她便做了怀抱两只小毛猴的毛猴一家人，起名“喜迎二胎”。
“脑子里不停地想，听到新鲜事儿就构思着做出来。”崔玉兰笑言，自己和老伴儿没有别的爱好，一辈子喜欢毛猴。退休后夫妇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每天都要做上十几个小时的毛猴。“我俩做毛猴的时候不说话，家里像没人一样安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经常一抬头发现三点了，中午那顿饭没吃。”
北京制作毛猴的手工艺人越来越少，当有顾客登门，面对他们的好奇，老两口知无不言，极有耐心。毛猴的起源、材料、制作……一天要重复好多遍。“就想让外国朋友、外地朋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老北京快失传的手艺。”崔玉兰憨厚地笑，“不买没有关系，只要有人愿意看，我就非常高兴了。”
吹糖人
一锅糖两三斤
熬坏了就得倒掉
“拨浪鼓儿风车转，琉璃咯嘣吹糖人。”肩挑扁担，手持铜锣，走街串巷吆喝着吹糖人曾经是老北京胡同里熟悉的画面，甜甜的麦芽糖香留存在许多人儿时的记忆中。
37岁的王天军从小就是吹糖人的“忠实粉丝”，那时候，用五分钱或者牙膏皮换来的糖人总能让他高兴好一阵子，但他没想过，自己会在多年后成为这门手艺的传承者。
“吹糖人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刘伯温应该算我们的祖师爷。”说起吹糖人，王天军如数家珍。13年前，从部队退伍的他在路边偶然见到一位老者吹糖人，精湛的技艺让他看得目不转睛，久久不愿离开。之后几天，王天军一直守在摊前仔细琢磨，并拜老者为师。
断断续续地，王天军从师父那里学会了熬糖、制作入门级的十二生肖。“像吹糖人这种纯手艺活儿，传授的只能是基本动作要领，后面还得靠自己慢慢摸索。”例如第一步熬糖，就颇有讲究。“糖熬得好坏直接关系到糖人美观与否，时间短了容易翻砂，没有黏性不好造型，时间长了又会焦煳，一锅糖就算废了。那个度不能靠仪器检测，也很难说出绝对的标准，全凭经验。”
起步阶段，王天军没少倒糖，“一次熬一锅两三斤，熬坏了就得倒掉。倒掉的糖多了，也就找到感觉了。”多年下来，他总结出哪怕是不同季节或地域，糖的稀稠程度也要有微妙差别，“冬季干燥，糖可以熬得稀一点，水分多一些。夏季潮湿，糖就要熬得稠一些，这样才能利于保存。同样道理，去南方还是去北方，都得根据当地气候决定糖的干湿。”
经过小火慢熬，麦芽糖逐渐化成琥珀色的黏稠糖稀，王天军只用看上一眼，便知火候是否恰到好处。刚刚出锅的糖稀通常不会直接拿来做造型，而是被倒在专门用来冷却的硅胶垫上，凝结后一块块揭下来备用。
这些老手艺
在外地往往更吃香
“熬糖是个慢功夫，接下来的关键却在一个‘快’字。从拿糖到造型，一般都要在一分钟内完成，跟变魔术似的。”王天军用小锅将事先备好的糖块化开后，从滚烫的糖稀中抓出一团，拿拇指和食指反复揉捏拉扯，“拿糖是为了挤出中间的气泡，让糖稀更均匀。如果拿不到位，吹的时候就会薄厚不一，容易吹破。”
这项看似简单的动作让王天军吃了不少苦头，由于糖稀核心温度高，他的手上常常被烫得伤痕累累，“刚学那会儿，手上全是大血泡，一个手指破了就换另一个，直到后来练成每个指头都能拿糖。”如今，王天军的十个手指几乎难辨指纹，但拿好的糖总是色泽金黄，质地柔韧。
糖球在手中被顺势压出一个深坑，形似窝头。窝头顶部捏住封口的同时，另一端轻轻拉出一条细长中空的管子。王天军将管子噙在口中，徐徐送气，温热柔软的球体随即膨胀起来。他的手指快速翻飞，拉出四条强健有力的马腿，眨眼工夫，躯干、尾巴直至头颈渐次成型，再加上纤细飞舞的鬃毛，一匹壮硕奔腾的骏马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容不得片刻犹豫，否则一旦变硬定型，就再也没机会照顾到细节。”
虽说吹糖人是老北京特色民俗，但近两年春节，王天军与他所在的嘉凡民间艺术表演团成员一样，都选择了离京演出。“现在北京的庙会规模逐年‘缩水’，摊位费又高，相比之下，这些老手艺在外地往往更吃香。”
去年，山西晋城庙会的盛况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庙会从初一持续到十六，早上八点开场，到晚上都还热闹着。”最多的一天，王天军吹了300多个糖人，“小孩子图个新鲜，上了年纪的人跟我念叨说好多年没见了，感觉很亲切。”面对跃跃欲试的观众，王天军从不藏着掖着，“只要愿意学，我就乐意教。会的人多了，这门手艺才有可能传承下去。”不过，坚持学艺的始终寥寥无几，“吹糖人毕竟要吃苦头，还得耐得住性子，除非打心底里真正喜欢，否则很难一直有动力在这上面花精力。”
主笔：魏婧 宗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