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儿父母“变得奇怪了” 情绪越来越躁 啥事都赖大夫
这天夜班很平静，但刘爽习惯性的一宿没合眼。
傍晚6点到医院，6点半完成交接班，唐山人刘爽（化名）春节期间的一次夜班就这样开始了。刘爽是一名儿科医生，隔三差五规律性地值夜班，她三岁多的孩子竟也养成了夜里不睡的习惯。在刘爽不用值夜班的晚上，孩子要么不肯睡，要么半夜三更把她闹起来。
当儿科医生近十年，刘爽刚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激情早已褪去。她和同事们每天都在孩子们的哭声中忙碌着，难得的休息时间被用来自嘲和“互黑”。近些年，儿科医生高付出低回报的现状导致不少同行“逃离”，而刘爽选择继续坚守，这份坚持背后是源自现实的考虑和难以抛却的初心。在唐山这座二线发展较弱的城市里，刘爽所经历的苦和惑，同行们也曾经和正在经历着。
“一天不闹三场就奇了怪了”
“这些年真的是备受摧残。”穿着白大褂的刘爽如此概括自己的从业感受。一分钟之前，她刚刚给一名患儿检查了输液穿刺情况。孩子不停哭闹挣扎，家长担心碰到穿刺针头，赶忙抱着孩子来找她。这是19点25分。
相对于夜班，白班更具挑战。一个患儿后面跟着六个家长，这样的阵势正成为家长陪诊的“标配”。家长团最擅长的是围住刘爽一齐发问，每个人都有一大堆问题，连珠炮一样抛出来，“而且是同时抛”。
起初，刘爽还尽量逐个解释，时间一长她也扛不住了。“不忙的时候可以都回答，要是后面好几个孩子等着，真的没那么多时间，只能挑主要的说，毕竟管着这么多患儿。”没得到详细回答的家长们往往不理解，当场抱怨。刘爽渐渐学会了“过滤”，“不理解也没办法，时间真的不够用。我也是当妈的，家长的焦虑我能明白。”
可这份焦虑里也有让刘爽看不懂的地方——她觉得现在的家长们“奇怪”。出诊中，她不止一次地强烈感受到来自家长的责备情绪。“我作为大夫，是要给孩子解除痛苦的。可是家长们除了焦虑，还努力让我觉得孩子生病跟我有很大关系、是我导致的，百分之七八十的父母都这样，就好像他们把孩子带到医院之后，就跟他们没关系了。”
最近一两年，传递出此种情绪的父母渐渐多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刘爽经常被“挑刺儿”，“要么是觉得我们动作慢，要么是输液时回血了，在成年病号身上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孩子身上，家长绝对不能接受的。”刘爽的一名同学在另外一家医院儿科工作，她曾亲口说，儿科病区“一天要是不闹三场就奇了怪了”。
三分钟给诊断否则会挨骂挨打
三分钟，是刘爽的重要工作经验之一。
“简单说，就是三分钟给出诊断。”刘爽平静地说出这句话后，马上摆出了一副“不用怀疑，就是这样”的表情，但眼神又无奈。
在儿科工作近10年，很多儿科常见病的诊断对医生们来说手到擒来。“经验足够了之后，恨不得一眼就能看出来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刘爽说，“比如得了肺炎，你听他咳嗽的声音就能听出来。”可如果太快了，家长们就马上躁动起来，往往认为医生不负责任。“所以我们还是要听（阐述病情）、要看（表面症状），有不少是做给家长看的，其实我们心里早就明白了，一定要演技超好。”“演”的时间太长了也不行。刘爽发现，“如果你一直在那儿给他看，还不能给诊断，那你真的要有麻烦了。”
所以，刘爽和同行们大多以三分钟为限：“不会让家长觉得时间太短，也不会让他们觉得看病太慢，两三分钟是最恰当的。之前我同事的孩子一直发烧，在唐山治不好，带去北京看，也是三分钟，有的医院甚至更快。”
前两年，一名在国外的亲戚因孩子生病向刘爽咨询。在听过亲戚的描述、看到手机传来孩子照片之后，刘爽做出了初步诊断。巧的是，当地医生在一系列检查之后也做出了同样的诊断，且惊讶于刘爽的快速确诊。“在外国医生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刘爽说，“可是在咱们国家的医院里，如果三分钟还不能出诊断，你就要挨骂、就要挨打了。”
同行纷纷离开甚至跳槽做律师
这天的夜班很平静。除了那个抱着孩子来看针头位置的家长，一夜再没其他紧急情况出现。
刘爽和其他值夜班同事却一宿没合眼。到儿科工作的前两年，刘爽还能利用值夜班的空闲时段打个小盹，进入第三年，她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有时候就在办公室这么坐着，一直到天亮。”
“因为焦虑。”值夜班时，刘爽总是想着可能下一秒会有紧急情况要处理，“开始那一两年即便睡着了也是带着这种焦虑，后来发展成根本睡不着，有点提心吊胆的，真的怕到时候自己醒不过来或者迷迷瞪瞪的耽误事。”不只是刘爽，她的其他同事们也是如此。
一直以来医学院学生很少有人选择儿科。“压力大、忌讳多、太操心！如果是个性大大咧咧的人又恰好当了儿科医生，会觉着特别累心，也有男生选择当儿科医生的，但没多久就受不了了。”刘爽认识的儿科医生里有很多转行的，“有转到内科的，有去医学院当老师的，也有去干肿瘤的，还有特别有志气的转行当了律师。”
除了工作压力大，收入低也是促使儿科医生转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春节前，刘爽还跟同事们开玩笑说：“以前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儿科大夫工资低，现在新闻天天这么说，结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好丢脸呐。”
曾经，刘爽所在医院给所有临床科室医生做了心理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基本都是轻度焦虑”。最近两三年，刘爽尤其觉得工作“越发地艰辛，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医院向医护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她一次也没去过，“你有空去做吗？你自己能干完自己的活吗？你能下班吗？”
大夫被逼到
把写病历当首要任务
嘴上抱怨，刘爽还是坚守着儿科。
最现实的考量是“转行了还能干什么？”刘爽觉得自己已经当了近10年儿科医生，无论再做什么都要重新开始，“特别需要勇气”。而在唐山这座二线发展较弱的城市里，当一名儿科医生虽然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却依然是一份安稳的工作，即便有时她会后悔当了医生。“有个同事的孩子想学医，我同事直接说，我当大夫已经够累够苦了，你怎么还学医？敢学医打断你的腿。”
在刘爽的记忆中，自从成为一名儿科医生，上班时“普遍比较郁闷”，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当天没有特别不开心的事”。刘爽每周休息两天。在这两天里，她作为管床大夫，依然要到医院查房查床。
为了能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医闹”，刘爽像其他同事那样仔细写病历，因为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很多东西都要在病历上找，对方会在病历上挑你的错”。这让她觉得悲哀，“医生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看病，竟然被逼到把写病历当首要任务。”
刘爽还要应付各种来自亲朋的“关系户”，“有的说是邻居，有的说是我爸妈介绍的，有的说是我亲戚介绍的，都是咨询孩子咳嗽发烧之类的事情，真的顾不过来，没有那么多精力，可还不能不理。”
为了不让负能量爆棚，刘爽和同事们每天不失时机地“互黑”和吐槽。“好比又有我不太熟的人加我微信问这问那，同事就说，‘人家找你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就知足吧’。”偶尔，快退休的科室主任会跟大家调侃：“哎，我再过几年就熬出来了，到时候来看你们，就看你们一个个铁青着脸。”
事实上，支撑刘爽坚守在儿科的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初心。当初选择儿科，刘爽的想法非常简单，“喜欢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砺之后，她天天嘴上叫苦不迭，一有家长抱着孩子来就诊，她还是会轻声细语地安慰受病痛折磨的患儿。“我们的病号小朋友还是非常天真可爱的，毕竟不好摆平的家长是少部分。如果大家都放弃了，谁给孩子看病？干了儿科的大夫，都是很淡泊名利的人。”
夜里22点15分，儿科病区的宁静被孩子啼哭声打破。刘爽马上起身循着哭声找去，“这哭声不对劲，得去看看。”话音还没落，她已经走出了办公室。记者 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