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点多的南锣鼓巷似乎还在半睡半醒间，大部分店铺都没有开门，少许半开着卷帘门的也是看不到人。三三两两的人群在路上闲逛，偶有开着的小吃摊，老板看见有人经过赶紧招呼。菊儿胡同就隐藏在这条闻名东城的巷子中。
半条菊儿胡同走下去，中间会经过一个社区服务站。二层有间小屋，门口挂着块牌子写着王依军工作室——这也是驻区民警的临时办公地点。
辖区居民多住大杂院
提起王依军，她可是整个交道口派出所里唯一的一名女片儿警，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菊儿社区一扎就是十年。“忙着哪？”“是，我下片儿转转，您又出来溜达啦。”街头巷尾，常有老人主动跟她打招呼，她都笑着回应。北京城残存的平房杂院间，这种热乎乎的寒暄，还透着那么点儿令人怀念的老北京式的人情味儿。
王依军“掌管”的菊儿社区包括三条胡同、三条大街的一部分，组成一个方形的网格，现有常住人口1800余户，基本上都是北京的原住民，另有不到1000户的流动人口。但由于平房条件差，住房面积小，常住人口中很多年轻人在成家后都搬离了这里，剩下那些一辈子扎根在这儿的老人，继续在大杂院里过着简单重复的生活。
这些年，不少居民家里翻新了房子，可以在家洗澡了。但由于排污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居民们还是得出门上厕所。因此，一些紧邻商业街的老人因实在忍受不了游人的喧闹以及跟游客抢公厕的痛苦，家里有条件的也搬走了不少。
工作从下片儿开始
9点，王依军在隔着几条胡同的交道口派出所里完成点名后，就一路步行到了菊儿胡同的社区服务站。安排好琐碎工作后，王依军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就开始下片儿了。
辖区里总有那么几户是王依军重点关照的对象。在一栋三层老楼的一层，独自住着一位80岁的老太太，因屋里屋外总是堆着外面捡来的破烂，消防隐患让王依军不得不担忧。
老太太是外地人，几年前跟这家的老头结了婚，户口也跟着迁了进来。两人分别有子女，老太太的子女在外地老家。去年，老头去世了，剩下老太太一个人，因财产问题老头的子女跟老太太发生纠纷，如今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老头的房子里。因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老太太经常从外面捡破烂回来卖。
王依军去的时候，户门外的小院里已经堆了半院子的东西，破棉被、破鞋子、塑料瓶什么都有，还有几根不知道老太太怎么扛回来的钢条，横搭在半空中。屋里堆的也都是破烂，还没进入盛夏，但空气里已经飘着一股臭味。春节前，居委会的人刚帮她清理完，现在眼见又快堆满了。
王依军不厌其烦地叮嘱老太太，赶紧找收废品的处理掉，这样堆着不安全。老太太似懂非懂地点头答应着，反过来颤颤巍巍地叮嘱王依军，“你瘦了，多吃点肉”。临走，王依军又嘱咐她平时记得锁好门，别这么大敞大开着，有人进来都不知道。
虽然王依军心里清楚，即便磨破了嘴皮子也不见得有用，但经常过来看到老人安好，她心里就踏实不少。
纠纷常与盖房有关
女性特有的亲和力在王依军的身上特别凸显，但光有亲和力干不了片儿警。
片儿警的活儿不但辛苦而且琐碎，因为牵扯着乱七八糟的邻里纠纷，甚至是家庭矛盾，很多事不是一句“公事公办”就能解决的。偶尔遇上一些浑不讲理的，该强硬的时候也得强硬。在这一点上，有过预审工作经历的她，倒是拿捏有度。
跟楼房小区不同，住在平房大杂院里的居民由于平时见面多，挨着近，邻里纠纷不少。尤其在对老房子进行翻建改造时，谁妨碍谁了，谁挡着谁了，总是摩擦不断。
王依军还清晰记得，有一年，一户居民将自家漏雨的老宅挑了顶子，拆了堵墙，准备重新翻盖时，因为一块砖的距离跟旁边邻居发生了纠纷。当天正下着小雨，王依军接到电话赶到现场时，两家人正隔着窗户对骂。王依军就坐在残垣断瓦上淋着雨给两家解决问题。
听完两边各自的道理后，她现场找了个卷尺，开始在瓦砾里爬上爬下地测量。经她苦口婆心地调停，两边各自退让了一步，划定了墙的位置。王依军让双方现场写下书面协议并签字确认，这事才算了结。
被电话占据的生活
流动人口与出租房屋管理办公室的辅警老刘，提起王依军来满嘴佩服。前几天辖区一处出租房要进行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登记，他们去了好几次对方都不理不睬，王依军跟着去了一回，当时就让那些租户把身份证都拿出来现场登记，有不配合的立马通知房东，“这么雷厉风行、有魄力的女同志真不多见。”
辖区里很多地方都挂着“民警提示”的牌子，上面留有王依军的手机号。因此，不管上班下班，常有人给她打电话。邻里纠纷是最常见的，还有夫妻离婚的、孩子教育的、家里水管子爆了，甚至是游客问路的。这些事不管归不归片儿警管，人家既然问过来了，总不能生硬拒绝吧，王依军通常是能帮多少帮多少。
这不，跟记者聊着工作，找她的电话又来了。
本报记者 张蕾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