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散去，旧国新生。但新生的共和国，遍体创伤，百废待兴。
首都北京街头，没有一辆汽车是国产的；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六亿人口的大国可谓一穷二白。毛泽东感慨：“我们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面对如此窘境，毛泽东以豪迈的气魄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没有现代工业，国家不可能强大。因此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现代化工业，急需解决的是人才问题。党和政府决定建设专业学院，培养国民经济急需的人才。
1952年，钢铁、石油、地质、矿业、林业、农机、航空、医学八个专业学院在北京西北方的田野间拔地而起。
庄稼地上崛起八大学院
专业学院是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建设的，除留部分综合大学外，将全国高等院校按专业设置拆拼、重组而成。例如，北京地质学院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合并组成；北京航空学院是由清华大学航空系、天津北洋工学院航空系和厦门大学航空系合并组成。
国家选定在北京西北方向建设学院区，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建设者们只争朝夕，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到1952年暑期，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学院8所院校一起招生开学。
1952年，21岁的赵鹏大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当老师，成为“八大学院”的创业者之一，在赵鹏大们的辛勤耕耘下，一批批共和国的创业者，从北京西北的学院区，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
整整64年过去了，85岁的赵鹏大走在中国地质大学（前北京地质学院）校园内，依然虎虎生威，神采奕奕，记者要一路小跑跟着他。“搞地质的人，身体都好。为勘探矿藏，所有艰苦地方都到过。所以，现在任何旅游景区对我都没有吸引力。你问我全国各地哪儿还没走到过？嗯，西藏！”他回过头来说。
1931年，赵鹏大出生在沈阳一个铁路小职员家里，出生4个月爆发“九·一八”事变，随父母逃难入关，12岁只身去设在四川自贡的东北流亡中学上学。自贡，因盐矿、煤矿而出名，少年赵鹏大喜欢上了“找矿”。为了考上仰慕已久的北大地质学系，他连考7所大学的地质系，只是“练手”，最终如愿以偿，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地质科学家。
去西藏，在神秘的藏区为祖国找矿，是赵鹏大最初的理想。临到毕业，国家院系调整，他接到了去北京地质学院任教的通知。
二话没说，他背起行囊，跟着整个北大地质学系，从位于沙滩的老校区，西北而上，直奔学院路——那时候，只有学院，没有路——满目都是庄稼地。两年后，学院路开通。就是在这条通衢大道上，新中国开始为自己的高等教育着色；就是在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一批又一批青年大学生投身艰苦行业，奔赴到祖国建设的洪流之中。
赵鹏大的峥嵘岁月就此开启，1958年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28岁晋升为副教授，在中国首次招收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研究生；1992年获“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最高奖——克伦宾奖章，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职地质大学校长22年，带出博士生140人。
而他这一生最遗憾的是“没去西藏”。与留京任教相比，那一代人更想去最艰苦的第一线。
学院路上的多个“第一”
百废待兴之时，创业异常艰苦，报国热情却冲天高涨。1958年大炼钢，为找铁矿，地质学院组织了几十支“找矿大队”，奔赴全国各地，赵鹏大接到的任务是去福建山区。林密草深，老虎、毒蛇到处出没。有的女同学抓着草根上山，连草带蛇都抓在手里。没有路，就趴在地上找老虎爪子印儿。“草把路封住了，但是只要老虎能上山，人就能上山。”可还得防着老虎，学生们把石头装满饭盒，远远看见老虎就猛摇饭盒吓走老虎。
山中半年，风餐露宿。赵鹏大带的这支地质学院的队伍一边找矿一边绘制了首份1比20万分之一的福建地质图。
创业之初，八大学院到底取得了怎样的伟大成绩，至今说起来都令人心潮起伏。旧版一元钱的图案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她的原型就是来自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梁军。1959年底，中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拖拉机举办田间作业仪式，驾驶员就是梁军。
因为迟迟没有发现大油田，石油学院的很多学生要求“转学到生产一线的行业”去。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700多名师生参加了大会战。
“北京一号”轻型客机是北京航空学院制造的第一架飞机。1958年，北航全校师生对外宣布，“北京一号”要在百天内问世。那100天里，学校体育馆改成了装配间，大伙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大师傅就把馒头送到了体育馆。
火红年代的青春之歌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激情澎湃的年代，学子们不仅埋头学业，文体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八大学院个个都是“体育强校”。赵鹏大说：“搞地质的，没有好身体，怎么能在野外一待就是半年？你看看，中国的登山家许多都是地质学院学生。”1984年毕业于水文地质专业的王勇峰，1993年登顶珠峰，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两位征服世界7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之一。地球物理专业的藏族学生次洛，是国内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在校大学生。
这里还有一段秘闻：1960年，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和队友胜利登上珠峰，是人类第一次从珠峰北侧登顶成功。但因为没有“拍照留念”的证据，海外并不承认这一成绩。直到1984年，外国登山队登顶珠峰后，找到了王富洲等人留在上面的毛泽东石膏像，1960年的成功才被世界承认。
今年6月刚刚获得我国工程界最高奖——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的钟南山院士，就是出了名的体育达人：1958年在北京医学院读大三时，他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第一届“全运会”400米栏的全国纪录，并一举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亚军。时至今日，他创下的纪录，该校无人能破。
好体魄、好意志、好学风。火红年代，八大学院的学子们高唱一曲青春之歌。
八大学院院士多
虽然无法考证学院路是否是院士毕业最多的地区，但八大学院毕业院士人数之多为人称叹。
如今，院士数量排在前20位的高校中，老“八大”占了4席，其中地院排第一，30多人，中国探月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院士，就是1956年从地质学院毕业的。对这一特殊的现象，赵鹏大解释说，八大学院成立时，选用的都是各大学大师级人才，带出的学生自然水平高。
北京钢铁学院则有“市长摇篮”之称，国内有30多个市的市长或副市长毕业于原来的钢院。原北京市市长刘淇、原上海市市长徐匡迪都从这里走出来。
北京石油学院则走出了副总理吴仪。
八大学院最著名的校友就是温家宝总理，1960年他就读于地院地质系。
遥想1952年地院首个开学典礼上，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激情洋溢地说：“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空学院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时光荏苒一甲子，今天，老“八大”学生身上的那种创业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继续传承下去。
绘新·资料
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所有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时间为1953年至1957年。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4.7％，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4.3％，基建投资总额427.4亿元，1957年农村入社户数达到总户数的1/3左右，钢产量412万吨，粮食产量1.9亿吨等。这些指标既符合实际，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
1956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规定任务，其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绘新·大事
治理龙须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许多街道没有下水道，最严重的就是龙须沟，离半里路就可闻到臭味。北京外城有50万人口，其中40万人口的生活污水都流到曲折狭小的龙须沟里，这里是旧北京最大的“贫民窟”。
北京市“1950年度工作计划”首批下水道改造工程有6个，龙须沟就是其一。
臭水只是龙须沟“四害”之一，还有粪场、坟地、苇坑，这四者是公认的四大公害。1952年，北京市对龙须沟下游常年积水的洼地、苇塘进行了整治，依势修成龙潭湖公园。粪场和坟墓等也得到了清理，3.7万座坟墓几个月内全部迁到城外，粪场治理了183处。
经过3年建设，北京市旧有下水道已全部掏挖整修，加上新建的下水道，基本解决排水问题。
治理龙须沟不啻一声惊雷，惊动了整个北京城。刚刚解放，民众尚不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是，在财力还很不宽裕、不可能做到“百废俱兴”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花费巨额资金治理劳动人民聚居区，凸显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新形象。
绘新·点评
确立了北京城市建设基调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田侠
新中国成立后，多年饱受战乱、饥饿和社会丑恶现象困扰的北京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首都各项建设事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势头。1950年2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北京城市建设任务是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三个方针为之后北京城市建设确立了基调。
为改造旧北京城，全市开展了以清扫垃圾运动、整治龙须沟为典型代表的市政建设，不仅增强了首都的防洪能力，也改善了城市卫生状况。为根本上改变旧中国不能完全培养学科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著名的“八大学院”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措施，建构起系科专业比较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大建筑”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建设成就的显著标志。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北京建设万人大礼堂等十大建筑，以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十大建筑工程从设计到建筑材料，都得到了全国支援。从方案设计到1959年国庆前夕全部竣工，前后仅用一年时间。“十大建筑”的建成迅速改变了北京的面貌，成为中外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更充分体现出党领导人民群众所迸发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干劲和热情，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