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之路
如何建设新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新课题。探索前行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走过的弯路、有决策的失误、有执行的偏差。由于决策失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尤其是农村，普遍饥荒。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毛泽东逐步认识到，造成近几年工作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于是，他在1961年1月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并率先垂范。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也身体力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央高层的深入调研，纠正了前期工作的偏差和失误，制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到关键作用。
1961年4至5月，邓小平和彭真带领五个调查组深入京郊农村调查，农村公共食堂相继解散。
揭锅掀盆查出真相
夏日的一天，北京晨报记者来到顺义区牛栏山镇芦正卷村，步行村路，路坦且洁，路侧屋舍俨然，鲜花盛开，好一个美丽洁净的新农村。
但55年前，芦正卷村是出了名的穷村和落后村。邓小平1961年顺义调查来到此地，从此改变了一个村子的命运，芦正卷村由落后村变成了先进村。
73岁的芦正卷村村民张永胜当年是个大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当时的公社食堂里做饭。1961年4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到顺义县牛山公社的困难村芦正卷村调查。张永胜记得母亲说，那天村里的干部交代，有大人物要来食堂看看，赶紧打扫卫生，别乱说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食堂里的剩饭都要收起来，棒核儿面窝头（没有玉米粒的棒子磨成粉蒸的窝头——编者注）别让领导看见，今儿要特地做一顿纯棒子面窝头给领导人吃。
虽然没有亲眼见过邓小平，但55年前的那一天让张永胜至今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一天他吃上了一顿奇香无比的纯棒子面窝头。三年困难时期，芦正卷村是县里头数得着的穷村，亩产只有100多斤粮食。“棒核儿面窝头，还不如猪料，没了棒粒儿，只是棒子，很扎嘴，难以下咽，吃了三年。”因为邓小平来村子，食堂特意做了一顿纯棒子面窝头，这顿饭的香劲儿，几十年过去了，张永胜回忆起来依然美美地咂了一下嘴，“没吃过棒核儿面的人没这感受！”
但这没有“蒙”住邓小平。张永胜记得母亲说，邓小平到了食堂，问大家：吃得怎么样？大家回答：窝头，挺好的！“可是邓小平这人太心细了，并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最穷的村能吃纯棒子面？邓小平就一边溜达一边翻，揭个锅看，掀个盆看，立刻就发现棒核儿面窝头了。”
张永胜还记得，那天母亲回家，拿回来一根烟，说是邓小平给的，她没舍得抽，“我们闻了闻，特香。”
新机井浇灌出白面馍
邓小平在芦正卷村食堂外，遇到了一位推着破木轮车的老农，名叫张永才，从村西边儿挺远的地方去推水，走到邓小平跟前，一不留神，车翻了，桶里流出来的水是浑的，连沙子带泥。
“当时邓小平就说了，一定要让我们喝上好水。”张永胜回忆起母亲讲给他听的往事。
“那时候全村人生产、生活就靠一个石头砌的老井，还要从西边河里挑水，到了春天，水都吃不上，得人下井里去淘。”村民许德禄说。
时任芦正卷大队大队长的王海，生前在口述回忆中说：“第二天，中央工作组的老周向我道喜：总书记答应给村里打井！后来在市领导主持下，从密云水库派人打井，还派人架了高压线。用了多半年的时间，打出了两眼井。”
当时，芦正卷村的这两眼井是顺义县历史上最早的两眼机井。
说起这高压线，许德禄话语里都是自豪：“牛栏山镇都借了我们的光，要不是为了给芦正卷打井，牛栏山镇政府那年都没电呢！”
许德禄和张永胜都回忆，打井之前，芦正卷村的亩产只有100多斤，有了两口新机井，到1964年村里有了四个生产队，不仅吃上了甘甜的水，而且因为有水浇地，农业连年大丰收，一年比一年富起来，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吃上了白面馍。当时全村社员都要求到北京中南海给邓小平同志送些嫩玉米、白薯尝鲜，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
北京晨报记者来到了当年打的1号机井处，走进写着“伟人井”的小门，再打开一道蓝色的门，屋内就是保护起来的机井，不过，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井内早就没水了。机井门口挂着“伟人关怀牛栏山，甘泉养育芦卷人”的标语，屋内墙壁上悬挂着邓小平4幅不同年代的画像，机井边小路的围栏上贴着邓小平语录，虽因风吹日晒已有所剥落，但表达的是村民“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质朴感情。
解散了食堂皆大欢喜
邓小平1961年的京郊农村调查，主要考察的是顺义，考察的重点包括：基本核算单位的确定、社员工分口粮的分配、三七开供给制的实行、公共食堂的去留以及农村手工业、家庭副业的开展等。
当时对于吃不吃食堂，没人敢说心里话。邓小平鼓励讲真话、讲实话，在座谈会上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在1961年5月4日听取调查汇报后，他又说：“吃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吃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
谈到粮食减产时，“劳力外调多”被解释为首要原因，邓小平便追问：1959年、1960年劳力外调比1958年少，为什么粮食反倒连续减产呢？看来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力问题，是政策的问题，是瞎指挥。“一平二调”搞得群众没劲头了，有了劲头，地就会种好。邓小平带头讲真话，使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道出了真情实话。
5月10日，邓小平从京郊顺义、密云县考察回来，当天便和彭真一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调整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家庭副业等7个方面的问题作出报告，提出了改进意见。5月18日，北京市委贯彻中央的精神，按照邓小平和彭真的指示，以北京市委的名义给农村党员发了一封信，说明吃不吃公共食堂要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要求各生产队要将此信向所有社员逐字逐句地宣读，由社员自己解决食堂问题。这个政策一公布，农村公共食堂在自愿的原则下相继散伙，群众皆大欢喜。
调研·数字
减少12.6％
1960年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全面大幅下降。其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2.6％，粮食产量比上一年下降15.6％，仅14350万吨，为新中国成立后产量最低的一年。
最低31元
邓小平调查了解到，当时顺义县日工分值高的0.6元到0.7元，低的仅有0.3元左右；社员的年收入很低，最低时一人全年仅有31元。
增长11％
1962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经过1961年、1962年的调整，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
密云水库“十姐妹”
即使困难重重，新生的共和国一直没有停止社会主义建设的脚步，许多造福后世的基础设施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纷纷上马、落成。在这些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
1958年6月，国务院决定修建密云水库，动员河北、北京民工参加水库建设。王建华和她的姐妹响应号召，自带工棚、工具、口粮来到工地，10名20岁左右的姑娘组成了“十姐妹”突击队。当时，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17岁，都是自愿报名参加水库建设的。面对修建水库的困难，“十姐妹”以苦为乐，豪迈地唱着“十姐妹”突击队队歌：“穆桂英在这块大地上摆过战场，我们在这里修筑天堂；穆桂英为宋朝大破天门阵，我们为人民降服老龙王”。
工地搬到北白岩后，没有住房，她们自己挖了一个有五六间的大土炕，用苇席一围就当房，地上铺上花秸和炕席就当床。夏天天气热，在工棚里简直是个大蒸笼，晚上睡不着，蚊子很多；在冬天，寒风刺骨，姑娘们只有蜷缩着睡在苇席上，这样的环境她们住了一年多。吃的是大食堂，窝窝头、大咸菜，好的就是白菜。由于三班倒，到冬天的时候女孩子都不能穿棉衣，要从水里往外捞泥，到收工的时候，有时全身都是湿的。“十姐妹”突击队在修建密云水库时，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拼搏精神，不怕千辛万苦，敢与“钢铁”、“卫星”、“闪电”等青壮年突击队挑战比高低，被称为密云支队标兵。
首条地铁奠基
1965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在玉泉路西侧两棵白果树下，举行了开工典礼，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为工程破土奠基。地铁一期线路沿长安街与北京城墙南缘，自东向西贯穿北京市区，连接西山的卫戍部队驻地和北京站，主要目的是“战备”，只“兼顾交通”。限于当时的工程水平，采用明挖填埋法施工，全长23.6公里，运营线长21公里。这条线路在1969年10月顽强地诞生了，从苹果园到北京火车站设17座车站，至今，仍是北京地铁的骨干线路。1970年10月1日正式通车后，地铁依然还是战备工程，在通车后很长时间里，北京地铁并不对公众开放，老百姓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需要持单位统一领取的参观券或介绍信才能坐地铁。
调研·点评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宋传信
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发动了“大跃进”。“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以短期内实现“赶英超美”的目标。为了大炼钢铁，连中南海都建起炼铁炉。10月26日，北京市发动70万人参加炼铁，从中央机关干部到街道居民，从钢铁厂工人到大中学校师生，男女老少齐上阵。火红的炉火，映照着那一代创业者渴望国家富强的梦想。兴修水利，是农业“大跃进”的重点，成就显著。但总体来说，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就是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盛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困难。为此，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下决心解决农村“五风”问题。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要求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1961年搞一个调查研究年。这是一次主动纠错、纠偏的会议，体现的是共产党人有错必改的胸怀和自我纠偏的能力。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发表“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又重申这一要求，并且会后立即派出三个组赴广东、湖南、浙江调查。一时间，调查研究之风大兴。
1961年是名副其实的调查研究年。中央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推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落实，上下同心，同舟共济，使中国经济很快走出低谷。弹指一挥间，这段历史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其中所体现的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并做好调查研究的义理，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仍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