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一个修书的，咱们现在讲叫古籍修复，修是指修补，复是复原。”
拍杜伟生的纪录片只有90秒，镜头倏忽而过。杜伟生的声音平静朴实，毫无矫饰。画面里，他弯着背，埋头修补，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俯角镜头拍过去，一头圆寸，发丝花白。
64岁的杜伟生是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退休前，他是研究馆员。这个行业里，杜伟生是为数不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被誉为比大熊猫还珍贵的国宝。4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杜伟生阅卷无数，修复过历经浩劫的“敦煌遗书”，也修复过命途辗转的《永乐大典》、西夏文献。
他说，修书就是修功德，自己当个修补手，把前人的经典传下去，这是积德的事。干这行的人虽然不多，可只要有纸在，就得有修复的人，哪怕只剩一个，“干这行，路很窄，但却会很长。”
1.一张没有被剪裁过的脸
魏公村大街，日头初耸，车水马龙。
转身拐进一溜绿茵茵的羊肠小道，瞬时遁隐般清静下来。顺道走，一拐弯，就是国家图书馆南区的善本特藏部了，还没进大门，便扑来一阵书香。
就是这儿了。
本以为会准点见到杜伟生，却未料自己七拐八绕，走丢了。问保安，对方重复了遍他的名字，一脸茫然。
无奈给杜老师发了个求助短信。“你到南区大门口旗杆下等我。”他回。
找到旗杆时，远远望见，旗杆下孤零零一张凝重的脸。
“杜老师，对不起……”
“没事儿。”话没说完，他将道歉拦下，一脸严肃，声音不高。
讪讪跟在身后。
又是七拐八绕，到了善本修复部。这里是一间极大的办公室，宽敞明亮，足足容纳了二三十张工作台，糨糊、毛刷、喷壶摆得整整齐齐，显微镜、裁纸机、纸张测厚仪也一应俱全，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台超倍数放大镜，台灯架似的，支在桌上。
杜伟生小心翼翼收起桌上一卷纸本，转头问：“你喝什么茶？”我一愣。
“尝尝我这普洱吧。”于是，他从柜子里拿出茶叶，冲制起来，“不能老泡，否则茶就老了。”他细心把茶滗出，推了一杯茶汁到我跟前，茶香扑鼻。看看他的脸，仍是一派严肃。
“杜老师，”我实在忍不住了，决定一吐为快，“感觉您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是职业带给您的影响吗？”
“不是，”杜伟生挠挠头，“咱俩还不熟，你不了解我。上次见着一个5岁大的小姑娘，我笑着跟她打了一招呼，结果，她哭了。”半天不笑，一张口就一包袱。我俩都乐了。
“其实我性格比较硬，脾气比较急。”笑罢，他落了声音，“这其实和我的工作是有反差的，可也奇怪，只要一干活儿，情绪立马就平复了。”
停半晌，他想了想说：“就像是一种修行，进到了一种禅定的状态……你钻进去了，一切情绪自然就都抛开了。”
眼前的杜伟生，圆面宽鼻、弯眉高耸，一喜一怒，比电视里更加真实。
话匣子打开，他徐徐讲起自己的人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外表冷峻的男人，在讲述中间，眼圈数度变红，声音哽咽。这是一个古籍修复师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的故事。
2.纸棺与“文革”
干了5年体力活儿的转业军人杜伟生，第一次进国图，有些兴奋。
那时，国图还叫北图——北京图书馆，地点在文津街，隔壁就是北海公园。“院里古香古色的，非常幽静，下雪时，门口两棵小松树被雪一盖，跟一座拱门似的。”
朋友都说，这下小杜弃武从文了。
杜伟生可没想这么多，他觉得“能在屋里干活，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就知足了”。
1952年，杜伟生出生于北京，童年的记忆大多与贫穷有关。17岁上，受了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影响，参军入伍。当了5年兵的他，退伍后，被安置在国家图书馆，这让他想起小时候跑书店看蹭书的日子。
1974年，当时还叫图书修整组的古籍修缮组，已经不兴拜师了。古籍修复专家兼组长肖振邦指着自己的兄弟肖振棠，和其他几位老师傅，告诉杜伟生：好好学，他们都是你师父。
对于这个“公共徒弟”，师父们并不客气。杜伟生是左撇子，干活儿惯用左手，学书籍装订时，只要稍微没留神用了下左手，师父“啪”地就一钢尺，“你怎么不长记性，两手都是糨子怎么干活？”
老师傅们大都是旧日琉璃厂书铺的店员，1956年，为修国宝《赵城金藏》被请进了国图，虽然学历不高，可对古籍修复、版本鉴定，都有真本事，深藏不露。
两年的摸爬滚打，杜伟生从一个门外汉，渐渐上手，终于迎来自己参与的第一个“大活儿”——1976年，新疆出土一口“纸棺”。糊在棺材框上的纸张是唐代驿站的账本，上面有历史文献，杜伟生和几位同行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文献从框上揭下、拼对，重新托裱成卷。
“尸臭……”提到这口纸棺，杜伟生本能地吐出俩字。
原来，由于尸体腐败，所有的气味分子和水分子都被纸吸收，导致气味相当难闻，“泡出来的水都是红的”，这让杜伟生他们“忍不住时不得不从屋里跑出来缓一缓”。
从那时起，杜伟生才意识到，原来，古书修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干净，“有时，也需要和死人打交道。”
然而这世上最可怕的并非死人。
1974年10月，杜伟生被馆里送到北京大学古籍整理进修班学习。在那儿，他遇见了一位声震业界的老先生，这就是北大教授、国内版本目录学权威王重民。“他讲课极有意思，生动细致，融会贯通”，大家都很爱上他的课。然而，还未毕业，杜伟生就听到了王先生的死讯。
起因是，江青在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贽的新书”。当时正搞“评法批儒”，李贽是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他的著作自然可以成为“批林批孔”的炮弹。可当他们请王重民出具鉴定报告时，老先生却发现这是一部伪作。上面急了，再三利诱，暗示他这是“政治任务”，但老先生始终不肯违背良心。最终，无休无止的批斗，斩断他最后一丝希望，1975年夏，王重民老先生在颐和园里自尽，享年72岁……
“文人，你肉体上怎么折磨他都行，可人格上你不能侮辱他……”说到这儿，性情刚硬的杜伟生哽咽了，灯光下，他的眼中闪了一下，那一刻，你能看见他强忍的泪水。
3.“我要上文物局告你”
1987年，古籍修缮组从文津街老馆搬到魏公村新馆。这一年，在杜伟生身上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他凭借出众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成为了修缮组组长；二是，他阻止了“敦煌遗书”的第一次修复。
后面这件事，还得从造纸史专家潘吉星的一次到访说起。
有一天，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潘吉星来馆里查资料。细心的杜伟生发现，作为造纸史专家，他的关注点跟其他学者并不相同。
“别人是看文字、研究史料，而他研究的是纸张的规格、厚度和纤维构成。”
杜伟生忽然意识到，古籍保护，不应该只囿于文字方面，纸张上的文物信息也应得到尊重。
自此，他开始跳出之前的路子，反思师父们传授下来的修复理念。
实际上，从书铺时代过来的老师傅们，修复讲究的是“天衣无缝”，因为修书的目的是销售，好看就行，而这，不免与文物保护的原则相冲突。
比如《赵城金藏》，修补得尽善尽美，可无意中也覆盖了一些历史痕迹。
杜伟生想了又想，决定把自己的思考写进文章《〈赵城金藏〉修复工作的得与失》里：“《赵城金藏》经过蒸揭，全部托裱。经过托裱的经卷，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这样，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了损失，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经卷用纸非常不利。当时只要在托经卷时在经卷上下粘上一个纸边，就可以使信息量少损失一些。”
1987年，在修复完《赵城金藏》近20年后，国家图书馆计划启动“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当老师傅们打算还是按照老一套规矩进行修整时，杜伟生坚持投了反对票——时机不成熟，宁可不动。最终，馆里支持了他的意见。
3年后，当他历尽辗转，受邀到英国国家图书馆帮忙整理“敦煌遗书”时，竟发现自己的想法与国外修复理念不谋而合。
“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大刀阔斧地对古书进行修葺，而是尽量保持古籍的原貌，同时也会尽可能保留前人的修复痕迹。”
原来，道不孤，必有邻。
杜伟生说起一件为修复发火儿的事。
曾经，北京某寺庙管理处送来一批佛经请国图修复，其中有一件非常珍贵：宣德十年，一位和尚蘸血写就的《金刚经》。难得的是，经卷上还留有当年经版的痕迹——一个个凸起的字形，好让写经人照形填写。
“东西一点儿都没破，就是因为比较薄，他们想在后面上层托纸。”
杜伟生指着那些凸起的字棱，告诉来人，这件经卷绝不能托，一旦托裱，纸页上经版的痕迹就没有了。
那人听后，悻悻走了。
转天，杜伟生接到就职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师弟的电话，才知那人是处长，又跑到师弟这里来托裱了。
“胡闹！”杜伟生气得一个电话追过去，把那位处长骂了一顿：“你这是在破坏文物！我要上文物局告你。”
“文物修复，恐怕最重要的培训对象，不是基层修复者，而是这些有权力的管理者。修复人员修坏了，影响的只是一件作品；而管理人员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导致一批文物受损。”
至今，杜伟生谈起此事，仍旧意难平。
4.尼姑行礼：您是在做功德
青灯黄卷、皓首穷经。
如果说这是许多人对于古籍修复师的想象，那么，性格倔强、急脾气的杜伟生常常会游走在修复者与管理者两种角色之间。
坐在桌案前，他能迅速进入气定神闲、专注无它的境界；而作为管理人员，却又要面对很多让人无奈的局面。
他记得，当上古籍修缮组的组长那年，办公室里，大多是和和气气的同事，可也有几个不服管的“刺儿头”。
一次准备展览时，杜伟生看见一位裱画的同事干活儿没规划，能托两张画芯的纸，他只托一张，便提醒他：“你这么不成，废料。”结果，那人回一句：“那你来！”
当时，不服输的杜伟生就憋下了劲儿：“我要干就比你强。”
机缘巧合的是，几个月后，国图建馆75周年，为搞展览，馆里从荣宝斋请来著名裱画师刘绍林。跟着老先生，杜伟生踏踏实实学了7个月。由于古籍修复与裱画很多原理相通，没过多久，无论做立轴、册页、拓片、手卷，他最终都样样精通。
后来，又是那人消极怠工，一个托命纸的急活儿，13张画芯说要7天干完，杜伟生听后二话没说，当即在他面前就托好两张。
“那之后再也没人敢跟我较劲了。”他摇头苦笑。
不过，这个看似冷峻的男人没讲的是，同样是他当组长时，曾经顶撞过上司，为的是给一位即将下岗的同事保住饭碗，当时，那个同事的丈夫刚刚去世……
大家说，甭看外表冷，骨子里，老杜挺侠骨柔情的。
对于人，杜伟生是外冷内热，对于带着极深感情的古籍，亦是如此。
对于自己的这份手艺，他从来不想把它神秘化，他说，手工技艺的东西，没有绝活儿，只有窍门，“修复工序看似繁琐，其实就那么几道，人人可学。重要的是有心。”
多年来，杜伟生始终很崇尚中国古人阅经前焚香净手的仪轨，带着心做事，让自己进入一种禅定的状态，“修书的过程，也是熏陶修行的过程”。
虽然《金刚经》上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可在杜伟生眼里，“敦煌遗书”是个特别的存在，这源于一次意外的“开悟”。
1991年，国图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重新启动，一张张经卷，在杜伟生所倡导的“最小干预修复原则”下被合理修复。“纸厚的不再被人为揭薄；哪儿破补哪儿，坚决不整卷托裱；当年没有被上墙绷平的卷子，修复的时候也只是简单压平。无论是修复材料还是修复技法，都尽可能忠实于遗书原貌，做到真正整旧如旧。”
隔年，他代表国图来到敦煌，参加在这里举办的“敦煌遗书”讨论会。会上，从台湾佛光山千里迢迢来了7位尼姑，一进门，就给杜伟生行礼。
杜伟生一惊，赶忙站起来回礼：“当不起，当不起，我不过是个修书的。”
“您不是在修书，”她们中的一位说，“您是在做功德，修佛经是最大的功德。”
那一刻，杜伟生说，有种顿悟的醍醐灌顶之感。此前，他只是把修书当做一份工作，跟干别的一样，直至尼姑这句提点，才让他一刹那明白了修经的价值。“修书，修佛经，就是在修功德，能把前人的经典传给后世，这不就是最大的功德吗？”
“文章者，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曾经，曹丕对文学做过这样的比喻。那么，使其传于后世的修书人们，应该就是这盛事的薪传者吧。
5.有创新，也有底线
2002年盛夏，修复《永乐大典》，杜伟生记忆颇深。
由于明代原装的古籍本不多，皇家的更是罕见，修复组当即决定：为保证《永乐大典》装帧的完整性，修复时不做拆开处理。这意味着修复《永乐大典》时，不能像对待其他古籍一样，将书脊拆开，单张修补。
那么，问题来了，《永乐大典》的装帧，恰恰是传统古籍的“包背装”，印好的书页白面朝里，图文朝外对折，配页后将书页蹾齐、压平。但既然要求不能拆装帧，到底要怎么修呢？
“被逼无奈”下，杜伟生只好使用了一种“掏补”的方法，即把工具伸进折页中间，一点一点“掏”着修补。“修复的时候需非常仔细，进度也较慢。补完一页之后要压平，待干透之后才能修补第二张。”
而这种“掏补”的新方法，在2002年修复《永乐大典》前，从来没使过，正是杜伟生的新发明。
事实上，相对于传统修复者，杜伟生确实是个“不太安分”的修书人。
大到对于传统修复理念的挑战，小到对于古籍修复工具的迭代，这个不肯墨守成规的人一直在思考。
1990年，他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时，见过一台“纸浆补书机”，觉得机器不错，修复率高，不用糨糊，没有接口，唯一的缺点是价格太高。于是，回国后跟馆里报备了一下，就拉着同事琢磨起来了，馆里给的经费，加上他自己的工资，全都搭了进去。
“三伏天，我跟同事张平，买了各种薄厚不同的塑料板，就蹲这后面焊，焊出来一个连模型都算不上的东西，再拿到外面让人给做成机器。那时候很惨，因为经费紧张，到处磕头求人帮忙。”
最终，在第三个年头，一台针对中国宣纸特点的“纸浆补书机”成功出炉。1998年，这台机器通过了文化部科技司组织的专家鉴定会的鉴定，荣获了文化部科学进步奖。
不过，对外来技术充满好奇的杜伟生，也有自己的底线，“新技术绝对不能对纸张造成伤害，且不能违反可逆性原则。”
曾经，有一个美国厂商找到他说，他们发明了一种仪器，喷射高分子化合物，提升纸张的拉力，维持10000年！“胡说了，张口就来，这根本没法用实验数据证明。”
杜伟生说，干古籍修复工作，和别的行当不一样，所有的功过是非，都要留给后人评说。面对一个大师遍地走的年代，他认为：“只有五十年、一百年乃至更久远后，有人说你是，那才是真的。这行干的是良心活儿。”
今年是杜伟生在国家图书馆度过的第42个年头。42年，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采访结束时，我问他计划什么时候退休。此时，这位不苟言笑的修复师眼中，流露出罕见的柔光，他摩挲着自己手打的锥子，半晌说：“也快干不动了，不服老不行啊。”
不过，他又一次笑了：连徒弟带学员，自己总共有40多个学生，希望他们好好在修复古籍的道路上走下去。“只要有纸在，这一行就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们这一行，路虽然窄，但是比任何行业都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