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北京答卷:榆垡镇张家务 走进城市的四级跳

2016-12-08 14:59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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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走进城市的四级跳

每隔二三十分钟,张家务的天空会出现一架过路的飞机,留下嗡嗡的声音。这是南苑机场起降的航班。

张家务村属于大兴区榆垡镇,距离南苑机场有30公里远,但距离东侧正在建设中的新机场航站楼不过5公里。

之前拆迁的消息一次次传来,新机场工地的墙最终出现在了东侧1500米外。这里的村民即将目睹周边一座国际化的机场拔地而起,而他们也已经准备好离开这生活了祖辈的故土,因为在远景规划中,这里也是新航城的一部分。

从伐树烧炭到种粮送货

北京地方志记载,张家务这一村落形成于元代,当时名叫“张寨务”。而1950年出生的村民周德利说,听老一辈人讲,明代朱棣定都北京后,先祖们是从山西迁到这里落户的。当时这里还没有农田,而是一大片森林。村民们伐树烧炭,卖到北京城里,这曾是村里的支柱产业。

周德利出生的时候,森林早已消失,张家务已是普通的农村。解放初年,村里住的多为土坯房,少有青砖灰瓦的房屋。还没上小学的周德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买点灯用的煤油。7里地之外的榆垡镇上有供销社,但由于供应不足,更多时候他会步行前往15里地外的安次镇购买,往返一趟要四五个小时。“自行车?全村也只有一两辆自行车。那时候饭还吃不饱呢。”杂豆面、榆皮面、白薯面等杂粮是当时的主粮。

至24岁,周德利与北京城里人有了密切的接触。连续两年,数十名下乡的丰台知青来到了张家务,周德利作为生产小队长负责知青的管理。“那知青跟村里人不一样,穿戴比农村强多了。”但他也并不羡慕知青,“虽然是居民,有的家庭生活还不如农民。万一家里兄弟姐妹多,只有一个人上班,就可能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咱农村嘛,只要肯踏实种地就一定有饭吃。”最终两个知青选择落户在张家务而没有回城。

那一两年,往返于市内与张家务之间最多的并不是知青们,而是1955年出生的周德海。“我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从东西长安街走过。村里有些副业,跟城里有业务关系,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往食品厂、工厂送货。”那年头街上车很少,从村子到宣武门外校场口的硅整流厂,拖拉机一个半小时就能开到。

周德海开拖拉机之前曾经在成都军区当了两年兵,“有不少西城区的兵来到我们部队。他们没受过累,爬山、挑挑儿都干不过我们农村兵。”

从种西红柿到进城卖西瓜

周德利的大女儿生于1971年,母亲奶水不够,就只能吃面糊糊。相比之下,1979年出生的儿子命运好得多。

村民的生活因为北京食品厂发生了改变。从1980年开始,食品厂的工作人员来到村子里,商量推广种植小西红柿,用于加工罐装西红柿酱。北京食品厂与村子合作了约有四五年的光景,每年每户农民因此增加了近千元的收入。

除了西红柿,村子里的沙地多,也适合种植西瓜;怎奈距离市区太远,西瓜的风头当仁不让被庞各庄等著名产地抢走。周德利借来自行车,把百十来斤西瓜放进两个亲手编织的大筐里,夏天的凌晨踏上进城路。

“卖不了几十块钱,但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很不错啦。”他拿着几十块钱来到北新桥信托商店,在那里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从此,右安门外西二条口或是二龙路的自由市场里,便多了一个卖瓜人。

“1983年我就坐过飞机了”

1987年,周德利从榆垡镇的供销社搬回来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并不算早,因为周德海1983年就买了14寸电视机。那时周德海在榆垡镇上的一家织布、制鞋的工厂做业务主管,运输货物的交通工具从拖拉机变成小卡车,因为工厂经常能接到来自中国进出口公司的订单,效益挺不错。

1983年对于周德海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不仅买了电视机、生了儿子,还坐上了飞机。“去广州参加了广交会。镇上工厂哪有这个条件,都是进出口公司给安排好的,咱跟着人家上飞机就是了。这飞机真快,火车都得跑三四天的路程,飞机一会儿就到了。东北、山西我都跑过,后来跟着坐过好几次飞机呢。”

上世纪90年代初周德海全国上下跑业务那些年,种地的周德利家里也逐步添置了洗衣机、电冰箱、冰柜。而周宏义则选择了进城打工。他来到了首钢,在工厂里做了一名建筑工人。在那里工作的5年里,参与建设了不少企业内的工业与生活设施。

后来村里养羊的人多起来,羊肉利润可观。五六年前周宏义也开始养羊,一天两次放羊,“养到六七十斤就能卖掉了。可是这几年价钱不高,每年的毛收入也就是两万块钱上下。”深秋羊还能吃些树叶小草,到了冬天就得喂玉米,“家里种的玉米都给它们当成饲料了。”

这么多羊随时都需要人的照顾,两个十多平方米的羊圈不仅拴住了羊,也拴住了周宏义夫妻俩。“农村人,没想过旅游。我最远也只去过绥中,是在首钢工作的时候去那里疗养。”

盼着拆迁盼着转成居民户

周宏义在铁道边放羊的时候,几百米外村南侧的田地里,白薯已装满一辆小卡车。之前白薯已经收获,品相好的被卖掉,只剩下这些歪瓜裂枣留在田间地头。河南的车主说,将会把这些白薯卖到食品加工厂等地。

“这一车白薯,七八千斤,才300元钱。几分钱一斤。”一个村民带着家人在这里帮助装车,“种地的收入太少了,我们盼着赶紧征地拆迁,把我们都转成居民户。”

周德利家的土地则是由大女儿来打理。儿子在附近的小学当教师,和他住在一起。周德利有糖尿病,老伴心脏不好,每个月的农村养老金加起来不到千元,“够吃饭?呵呵,够吃药了。”他也盼着征地拆迁,转为居民户,“大概会安置到榆垡,那里已经在建设安置小区,全都转成居民户。养老金能多一些,吃药看病报销也能高一些。”

他这辈子还没坐过飞机,最远只去过秦皇岛,是前些年坐大面包车去的。“现在农村什么都有,榆垡就有物美超市。”他觉得自己老了,懒得动窝儿,上一次去北京城里,还是几年前村里组织到展览馆看反腐倡廉展。

周宏义也盼着结束自己的放羊生活,“我才50岁,还琢磨着干点儿别的”,但也没有坐飞机旅游这种“享受”的计划。

周德海家门口堆着晒干的玉米,一只小猫穿梭在里面,“指着它抓老鼠呢。”前些年工厂改革,他退了下来。新世纪初,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虽然村子里出过不少大学生,但他还是按照老规矩在榆垡的饭馆里,请几家走得近的街坊亲戚喝了场酒。如今儿子落户天通苑,老伴帮助伺候孙子去了。

周德海虽然还留在村子里,“只是为了看着房子。”

责任编辑:杨承渊(QN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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