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的1979年，我认识了杜国伶，她是我妻子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女。那年只有16岁，由于家庭困难，中学没念完就回到家里挑重担。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的塞北侯家营子村，却没有挣钱的营生可做。生性倔强的杜国伶不甘忍受贫穷的煎熬，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中，硬是要开辟出一条路来。她只身去五里远的亲戚家，学会了一手烤烧饼的本事，回到家里自己烤起了烧饼。烧饼做好了，当地却卖不出去。因为家家贫困，即使想买烧饼又因囊中羞涩而作罢。杜国伶背上100个烧饼起了个大早，走上二十里山路，中途还要翻越一座近千米高的白岭关长城，才能来到关里的我家。我家所在的村子有个集镇，她就在集镇上叫卖。那时的烧饼价格低，一个烧饼只卖到五分钱或一角钱。100个烧饼也只能卖到10元钱。十元钱到手后，她舍不得为自己花掉一分钱，下午翻越白岭关长城返回塞北，继续烤她的烧饼去了。第二天再起早赶回来，只有当天实在卖不掉的情况下才会住在我家。
像这样艰辛的卖烧饼生涯，杜国伶竟然坚持了两年。两年里，她付出的苦累和汗水难以用数字作统计。每当清晨爬上白岭关时，她的身上和脸上都会淌下数不清的汗水。她掏出手绢一边擦抹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抬头举目，看向远方。她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她在幻想着自己多久才能富裕起来。
杜国伶卖了两年烧饼，终因太辛苦，太劳累不再卖烧饼了，离开我家返回了塞北侯营子村。自从杜国伶离开我家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但她倔强的个性，甜美清脆的声音，俊秀俏丽的面庞，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妻子回娘家，我托妻子打探杜国伶的境况。
杜国伶回到家里以后，家境依然贫穷，依然在为家庭的生计奔波。没有本钱的她，只得小打小闹。先后卖过布头、墩布、布票、粮票、甚至把家里绑好的扫帚、背到集市上卖掉。在感到不挣钱的时候，她又进城打过两年工。经过七年的奔波打拼，杜国伶付出的苦累太多，收获却少，二者难成正比。而年龄却增长到了23岁，在媒人的撮合下，匆忙的嫁进了关里的苏家峪村。虽然也是一条山沟，但那里却有着发展经济的先天条件。
结婚后的杜国玲依然是个闲不住的人，丈夫在镇子里的一个镇办厂上班，杜国伶承包了村里的一片10亩地的果园，果园一包就是五年，每年的收入除了上交村里，还能为自己盈利一些收入。她又养了一群羊，在那个羊价飙升的年代，一群羊卖到2万多元。仅此一项就为杜国玲的家庭经济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2000年，杜国伶和丈夫搬出了苏家峪那条山沟，来到沟门外安达木河南岸创业。河水清澈，日夜奔流，河滩宽阔，水草肥沃，是一处没有人愿意涉足的闲置河滩。杜国玲站在河滩上，头上顶着蓝天白云，脚下踩着柔软的河滩，在勾画着这里的宏伟蓝图。想到自己一路走来的创业历程，既有酸楚也有快乐。看着眼前的蓝天碧水，她的视野更加宽阔，她要在这里大干一场。
他们在河滩上建起简易的房屋和禽舍，开始饲养鸡、鸭、猪、羊，第一年就获得了两万多元的收入。
2001年，杜国玲通过了解市场行情，发现市场上鱼类销量巨大，于是，她下定决心养鱼。在河边建起24个养鱼池，每个鱼池56平方米；还有一个占地2.5亩的大号养鱼池。总水面面积超过5亩。购进了鲟鱼种苗，开始了流水养鱼的新尝试。
转眼间，杜国玲的流水养鱼已经经营了18年，取得了惊人的效益。年销量可达4万多斤，不仅销往当地的旅游市场，还销往北京和其他各大城市。为了闯出品牌，她为自己生产的鲟鱼注册了“山野泉缘”商标；为了提高档次，她独出心裁，定制了专门的鲟鱼礼品盒，把两条鲟鱼装进塑料袋，注入一定的水量，再装入礼品盒，可以保证鲟鱼5天的鲜活期，通过物流业运往京城的各大超市和宾馆饭店。还利用京东网进行高端销售，每斤售价48元，收入可观。与此同时，她还建起了四十多间房屋，创办了苏家峪民俗旅游合作社，日接待100多名游客食宿。把她的养殖基地注册为“山野泉缘农庄”。
杜国伶所在的苏家峪村距我家30多华里，虽然路途不算太远，但终因平时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没有机会见面。今年夏季，我到南部的塔沟村办事，办完事后，绕远儿去见她。在鱼池的边上见到了正在忙碌着的杜国伶。我心情兴奋，在距她两米远的地方叫道：“国伶——”。杜国伶回头转身，仔细端详着我，我也在专注地看着她。只几秒的功夫，她双眸闪烁出兴奋的光芒，脸上也随之荡满笑容，高兴地叫道“老姑父——”
我们再次相见了，竟然是在相隔38年后。我仔细地端详着杜国伶，她的身体微胖，体积是38年前那个卖烧饼小女孩的三倍；体重是那时的两倍；性情和举止较之以前更加成熟；睿智和创造力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超常发挥。
杜国玲，一位普通的农家女子，经过一路艰辛打拼，从一个16岁卖烧饼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身价百万的女老板。
已经54岁的杜国玲依然聪慧能干，她的容颜和她的心灵依然年轻。2013年，杜国玲被评为出席北京市的“3.8”红旗手。2015年，获得北京市密云区“妇字号”基地认证。
杜国玲成功了，在高高的雾灵山下，在清幽纯净的安达木河畔，唱响了一曲昂扬奋进的致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