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坐落在太行山脉东南端的一个小山梁上。40年前，那里用“穷山恶水，缺衣少吃”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村里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瘠薄的梯田撒落在山坡上，若是天不下雨，就没有收成。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靠天吃饭。人畜用水极度困难。距离村庄大概一里多的地方有一个祖上传下来的蓄水池，把下雨时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蓄起来共全村的人畜饮用。每逢雨季，山水夹着泥沙流到水池里，使水池混浊不堪。把水挑回家里，还得放上明矾将沙土沉淀后才能饮用。如遇干旱无雨，水池里的水干枯了，就得到两三里路远的山沟里掏泉水。那时用水贵如油，男人们和小孩子几天不洗脸是正常的事。记得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大人们才在陶盆里放一瓢水让洗个脚，因为大年初一要穿新袜子新鞋过年了。那里的人们劳动强度很大，往地里运送肥料，把地里的庄稼运回家里都要靠肩挑膀抗。由于土地瘠薄，靠天吃饭，好年成平均每亩地只能打200斤左右粮食。上交公粮以后，剩下的口粮多数家庭吃不到来年，只好是糠菜半年粮。“闲时吃稀忙时吃稠，女人吃稀男人吃稠”，家家户户穷的叮当响，人均年收入仅50元。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田里辛勤劳作，到头来吃不饱穿不暖，勒着裤腰带在贫困线上受煎熬。
是什么原因让种田的人吃不饱饭？乡亲们一句话道出了根由：是计划经济把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给扼杀了;是左的路线、政策把人们的手脚捆住了。那个年代，农业生产经营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统一计划，统一调度，统一核算，吃大锅饭。生产管理靠行政指令。田里的活怎么干，阳坡地种什么庄稼，背阴地种什么庄稼，农民说了不算数，只有行政领导作决定。生产形式搞半军事化，上工下工集体行动。称之为“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结果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共同贫穷。一个时期，一些农民为了补充口粮的不足，在山上开点荒地种点蔬菜都要受到批判，谁家养鸡养猪，就是搞资本主义。这种极左的政策让广大农民欲干不能，欲罢不忍。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大地的勃勃生机，农村拉开了改革的大幕。1982年党中央一号文件号召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农户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有了自主权。地里种什么庄稼，怎么种，怎么管理，什么时间干什么活农户自己说了算，排除了一切行政干预。大家自觉的起早贪黑在自己的责任田上耕作，积极性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连续几年大丰收，产量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有的还翻了番。一年就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两年就有了余粮。各家各户还利用天然牧坡的自然条件，养起了牛、羊、猪、鸡。用不到五年的时间，全村90户人家养的牛就达到了200多头牛，羊800多只，猪400多头。经过十年的辛勤劳动，大家缸里有了粮，兜里有了钱。70%的土地运用上机械耕种，这就使得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从农业转向第二、三产业。1992年，在村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广大村民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沿守公路独特的优势，采取集资、向银行贷款等形式筹集资金购买汽车，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到2002年，全村运输卡车达到40多辆，平均两户一辆。为了形成规模，提高效率，获取更大的收益，有车的农户自愿联合起来，注册成立了运输公司，每年净收入600多万元。到2016年，全村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平均达到1.5万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150倍。
去年，村里根据中央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可以向专业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济体流转；鼓励地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改革。村里和县城一家林业公司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商定把全村50%的不适合种庄稼的山地流转给林业公司筹建果园。公司每年定时按国家收购粮食的价格，付给农户每亩地年产粮食价值两倍的现金作为租金。果园获利后，每年再将净利润的25%返还给农户。这样，农户不仅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可以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到公司打工，另外领取一份工资。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家庭联产承包、开展多种经营、实行土地流转，农民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农户们自愿筹集资金，给村里铺设了柏油马路，建起了村委会、学校一体的综合楼，使学生能在宽敞舒适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有80%的家户盖上了两层楼，20多户家庭买了小轿车。最令人高兴的是，投资30多万元把山里的泉水引到了村里，各家各户用上了自来水，喝上了纯净甘甜的山泉，告别了祖祖辈辈靠喝死水坑里的水过日子的历史。过上了过去梦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城市般的生活。
农村的改革使广大农民摆脱了贫困，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老乡们深有体会的说，没有改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