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了四川一名女子因家暴掐死丈夫的案件，案中一个细节引起记者注意，被告人所在村的151名村民联名写信为其求情。法院将这一情节纳入量刑考虑范围，并很罕见地将“社会舆论的同情”写入判决书，最终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在故意杀人案中，联名求情信对被告人的从轻处罚能起到作用吗？北京盈渊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永认为，联名求情信对量刑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151名村民联名写信求情
据四川合江县法院判决书显示，1995年，21岁的许林芳与周德军结婚。但婚后，二人生活并不幸福，特别是对于许林芳而言，如同噩梦。
法院审理查明，被害人周德军喜酗酒，酒后性格暴烈，经常醉酒闹事，与许林芳结婚近20年间，经常无故打骂、虐待许林芳及其子女。
去年12月25日晚，周德军酒后对妻子许林芳及子女进行辱骂，许林芳忙于家务未予理睬。待子女入睡后，周德军又反复多次用拳头打、扇耳光等方式殴打许林芳，并提出让许林芳无法接受的性要求，遭到许林芳的拒绝，周德军欲再次殴打许林芳，许林芳愤怒之下持木棒击中周德军的头部，在抓扯过程中许林芳扼住周德军的颈部，致使其死亡。
案发后，许林芳让儿子打电话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周围村民对许林芳遭受家暴的事情早有耳闻，村民对许林芳杀夫感到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同情其遭遇，这其中还包括了死者周德军的父兄，他们不但原谅了许林芳，还组织村民写联名信，为其求情。
信中除了提到周德军的暴戾性格和打骂妻子的情况外，还有151名村民的签名和红手印。
联名求情信“助”她获判缓刑
法院在量刑时认为，被告人许林芳犯罪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其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害性均较小，适用缓刑不会再危害社会，且被告人的行为获得了被害人亲属的原谅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合江县尧坝镇人民政府、合江县妇联等部门以及150多名群众联名请求对许林芳从轻处罚，适用缓刑；加之被告人家中尚有三个未成年子女需抚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许林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在判决书中提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以及‘150多名群众联名请求’，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北京盈渊律师事务所李永律师称，这表示法院将联名求情信作为了酌定量刑的情节之一，“但从判决书看，该案的适用缓刑主要还是依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其次是她的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最后才是社会舆论的同情，可见联名信的作用很有限。”
联名求情信家暴案件出现最多
记者对2014年至今媒体报道涉及联名求情信的16起案件分析发现，其中故意杀人案11件。这11起案件中，有7起案件因家庭暴力而起，例如老汉不堪被殴打亲手淹死儿子，村民写联名信为其求情；不孝弟虐待生母被孝顺哥打死，邻居联名为兄求情；7旬老汉因长期被虐待刺死儿子，200人联名求情等。
根据案发原因，这些案件具体可分为四类：一是上文提到的因不堪家庭暴力而杀人；二是无力照顾患病家庭成员而将其杀害。例如农妇毒死植物人丈夫，数十名村民联名递求情信；三是报复性杀人。像复旦投毒案中，177名复旦学生写联名信为被告人求情；四是企图利用联名信影响审判。例如西安一社区居委会成员涉受贿，亲属写联名信求情。
联名求情信不是证据作用有限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联名求情信只是案外人的群体意愿，不能反映案件客观事实，并不是证据。”李永律师认为，“杀人案件之所以公诉，是因为刑事案件会对社会公共秩序、伦理道德造成了负面影响。”
李永律师称，如果联名求情信是其同村（区）村民等作出，且联名人数较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较轻的，此时的联名求情信可能会成为法院量刑时的酌定情节。而在复旦学生投毒案中，因为林浩森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二审法院在法定量刑情节上否定了林浩森可以从轻处罚的可能。李永律师分析，此时的联名求情信是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的。
李永律师认为，联名求情信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客观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的积极一面，也有为达到非法目的而操纵民意，企图影响司法公正的一面。有的被告人家属为了获得法院的轻判，故意操纵联名求情，这样的联名求情信不会得到法院采信。联名求情信既有情理也有法理，既有民意也有故意，只要在审判中严加区分，就不会对法律的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从众多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联名求情信对法院审判的影响很小，它存在的更大价值是在于民意和情感的表达，可以让司法人员倾听到民意，从而在审判中慎之又慎。”李永律师说，“还需要谨记的是，任何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
